在網上翻看菜園村收地的相片，一張兩張三張……幾乎每張都見到他她們，總是一排又一排的人頭，擠壓在一起。說的並不是村民，而是一個個以黑超、口罩遮蓋臉面的保安。
是次因高鐵工程而進行的菜園村收地，其大異於過往收地行動之處，莫過於地政人員之缺席，反由不在其位卻謀其事的保安站到了收地最前線。無怪乎，當收地過程衝突頻生時，村民與巡守員高呼「反對(政府)外判暴力﹗」
菜園村雖小，卻像一道利刃，既劃破新界地產霸權，亦同時把後工業資本主義對勞工進行的雙重異化，曝露無遺。
於現代都會中任職保安，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工作？
保安盛行繼而制度化，應與商場、豪宅林立有密切關連。有別於過往的看更，保安除了有責任保護駐守場所的環境安全(針對盜賊與意外事故等)，還被納入空間管理系統，成為維持場地空間秩序的前線執行者。但這套空間秩序的思維，並不見得時時與常理、常識接軌，例如那些「不准坐臥」、「不准停留等候」、「不准表演賣藝」等等，究其背後，除了突顯管理者的既有空間想像，還脫不開種種商業考慮(如保持人流、保障店舖的利益等)。於是，當作為執行者的保安要把規條落實到別個個體身上時，他並不能替自身行為賦予多少合理意義，往往只能給出「我唔知架，總之上頭話唔得喇……」之類的「理由」，結果難免完全異化於自己付出的「勞動」，或提供的「服務」。
當這些保安被抽調到菜園村，他們對自身的工作更是缺乏理解。我曾於收地最初遇上一名保安，她被安排駐守大砂地廢墟當中的一個更亭，於烈日下孤獨曝曬。她表示不知道坐在那裏幹什麼，也不知道來日是否仍要入村。及後港鐵開始強行收地，與村民頻生衝突，最初接受命令抬走村民與巡守員的，亦是保安。那些被要求直接參與肢體衝突的保安，他們理解自己在強收未獲賠償的田地與農作物嗎？他們理解自己的舉動是踏在別人的傷痛之上嗎？他們知悉政府對村民原先許下的承諾嗎？
由指令與飯碗協訂的狹隘工作意義，就像那狹小的更亭，把保安從更大的意義場域區隔開來，看不到自身與他人相連的意義互生，更看不到自身涉足不義。那天當一眾保安一言不發忽然拉起人鏈把村民回家的路封掉，他們其實已與一座座的鐵馬無異，但「勝在」懂得接受指令、曉得移動，可機動地以百擋一、阻止一名巡守員「俾返條路我哋行」的要求。
或許，只有他她們臉上那些黑超與口罩，以遮掩的實質作用，挑明了「做好呢份工」難以全然縫合的意義破綻。只是又想，遠於衝突發生前，在村內遇到的保安好些都已戴上口罩，雖然日頭太猛時，她們會把口罩拉至下巴。那麼，是否黑超與口罩已很有默契地成為制服之一部份？(正如及後入村協助收地的警察，竟也同樣十有八九地一併戴上口罩，哦，別告訴我他們被集體感冒) 若多少有點這個意思的話，那麼僱用這些保安的財團，也堪稱機關算盡，連「破綻」也納入管理範疇，一併展示並同時消解。「遮掩」至此就真的只是遮掩，「遮掩」本身挑明的意涵，被制度收編︰戴口罩與戴安全帽無異，都是出於工作場所的需要，連「你諗多咗」的泡沫都不會浮現。
如果工廠生產線上的工人異化於自己的勞動、異化於產品，那麼，於大都會中提供「服務」的保安，則更被迫從連結大眾的道德倫理網絡中割裂跌落，異化於良知、無視自身「勞動」對他人構成的傷害或壓迫。如此，散落不同場域的弱勢者更難穿越意義的區隔，看透彼此的利害實乃一致。何以我們的勞工階層如今往往只有清潔與保安此二大在最低工資邊緣徘徊的「選擇」？千絲萬縷中挑來撥去，還不是同樣可以歸根到地產霸權。
當代保安的難堪與悲哀結果也就只在一個問題︰誰的保安？保誰的安？
(本篇刪節版刊《中大學生報》三月號)
上文寫於一個多星期之前，期間蘋果連番報導保安被資方剝削的情況，先有《新合約改制 為最低工資鋪路︰會展保安例假無薪》(2月27日)，後有專門針對菜園村保安的《港鐵菜園村保安 遭非法扣薪》(3月3日)︰
「員工指，公司規定員工提早半小時上班，不達標者罰款 50元；忘記簽到、或沒帶頭盔、反光衣，一律扣薪 100元，連港鐵提供給保安員的飯盒也收每個 25元，合約又列明員工離職時要支付 100元洗衣費。工會狠批公司搶錢，港鐵未做好監管角色。」
保安公司的剝削行為，當然有望成為化解現實中保安員與村民巡守被強加的「敵對」關係的契機。可是，從工人(保安)反抗剝削，到negotiate自己在收地拆遷當中的角色，中間尚存鴻溝。因為，反抗剝削能處理的，只是維護工人自身的權益，卻無涉工種內容的正義與否。換句話說，當涉事的康威保安公司有所收歛，不再無理克扣薪金、飯錢、洗衣費等，保安員就會「做好份工」。因為在他們的工作倫理中，只存在交易(勞力買賣)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卻未能旁顧工作本身的合理與正當。
指出這點，當然並不在斥責保安欠缺階級意識，或以為保安員應該劈炮唔撈。只是，我們必須認清，在當前的結構下，同被財團壓迫(或甚至被同一財團壓迫)的群體，不幸地「被」活在各自狹隘的意義區域，力量分散，甚至成為對其他群體進行壓迫的工具。
菜園村點破了當前社會結構下底層勞工的困局，勞工權益與社會公義的割裂。於是，談勞工問題，理該比過往任何時候都更應物質(material)與意義(symbolic)並重，也就是，既要確保勞動力獲得合理回報，同時也要強調工人作為一個人的尊嚴─不得剝奪其良知的實踐可能。
(相片由阿貓、朱凱迪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