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蔭聰:扎根香港 改變中國﹝獨媒六四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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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藝術公民」穿梭油尖旺遊客區聲援艾未未,亦初步觸發了香港示威文化的新可能。

應該怎樣形容回歸以來的中港關係?

「回到祖國的懷抱」,怎麼還有人說河水不犯井水?「溫水煮蛙」,青蛙似乎比較像被沸水燙,掙扎得頗為激烈;「中港融合」,親北京人士為何埋怨有人搞分裂?「溝淡香港」,怎麼有人說「本土」愈來愈濃?

香港要「死」冇咁易!

中港關係的複雜與混亂,遠超出任何簡單的歸類。回想九七前在西方媒體有「香港之死」(The Deathof Hong Kong)的說法,如今讀來有點啼笑皆非。不過,「死亡」陰影一直濃罩著許多人。近日隨著內地孕婦、現金派發六千元、灣區被規劃等議題,又再引發了「抗拒中國大陸」、「守住香港」的說法,背後還是對「死亡」的焦慮,要拯救那個面臨危難的「香港」。香港當然不算是生龍活虎,不過,正所謂:想死冇咁易!在我們捍衛那些「死了」或消失中的東西之時,有沒有「新生的」事物,反而是我們視之不見的呢?其中一種「新生」事物,我會稱之為香港人日常經驗中的「大陸」,那不是媒體每天每夜論述的「大陸」,而是我們經驗上碰到卻還未能完整論述的「大陸」,其中之一便是活生生的人群。

「大陸」:活生生的人群接觸

除了比較多人懷著道德、情感、價值談論的新移民外,我們常忽略了其他群體。以我熟悉的大學校園為例,現在每年也有一千多名來自大陸的本科生,還有愈來愈多的研究生。這些大陸學子在二十年前的香港大學校園幾乎不存在,而且不少還會留港工作取得居留權,成為香港市民。雖然中聯辦也緊盯這些準知識份子,但把這些人視為「建制派投票機器」很難說得通,因為,他們畢竟是來接受高等教育的,即使他們成了保守派,自命進步的香港學者、知識份子也是責無旁貸的。

還有工作簽證。回歸以來,中國大陸來港工作的簽證相對容易,不管是在香港大學畢業的大陸學生,還是直接來香港工作的。雖然不少人任職中資機構,但也有不少人是為了遠離國內的政治控制(最簡單便是互聯網上的GFW了),又或者是尋求跟大陸既近且遠的一片地方,謀求個人或社會事業。事實上,多年以來,國內的NGO,都視香港為一個「活門」,在香港註冊登記社團,同時,與香港小部份民間團體如工會等,有密切的人際網絡聯繫。這幾年不少國內媒體人,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打壓,也開始在香港開發境外輿論陣地。

至於持單程證來港的,則更是多種多樣。他們大部份並不政治化,只是他們人生路不熟,親北京政團及社團的確能提供不少支援。不過,這並不等於他們便成了「鐵票」,他們對國內不公平的政治及社會不公比我們更清楚,他們來了香港後,也在實踐與體驗那怕還是很有限的公民權。至於每年數以千萬的國內自由行遊客,更是千差萬別,他們固然來港消費,但也期待體驗香港的不同,包括文化及政治,否則,「禁書」不會成為遊客恩物,個別旅客更以香港遊行作為景點。

事實上,中國大陸已不單純是八、九十年代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已經與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城市連在一線,性質相似。在大國崛起的風光下,城市變得愈來愈是權貴的城市,威權政府與金融地產資本合謀,被壓迫者不只是底層工人,也包括中產階級;因此,香港大學生抱怨買不起房子,國內大學生的前途亦淪為「蟻族」與「蝸居」的命運,我們的命運比以前更相似與相連。

扎根香港,改變中國

我們太焦慮「大陸」的外來威脅,想念著那個即將失去的「香港」,少思考日常經驗中的「大陸」,更少思考如何利用這個新形勢,創造新的香港。香港不是固有既存的,而是有待我們創造與發展的。從歴史上看,香港能在多次革命運動發揮作用,全因不同群體、社會及政治力量能相對自由運用香港的機會,而非香港自身有甚麼本質上的優勢。近年社會運動的本土呼聲,要追求的不是既有的生活方式,不是虛幻又失落的黃金歲月,而是過去還未實現的承諾、充滿情感的當下,以及烏托邦的未來。只有擺脫戀物式(fet-ish)的香港本土認同,在政治經濟大勢中尋找鬥爭的伙伴,才能創造批判性的本土身份,持續與中央化的政權以及支配性的資本力量抗衡。

在香港,其實處處都是改變中國的可能,只是我們缺乏想像力,思想上懶惰。我當了大學老師八年多,仍然很少考量在教學上如何配合大陸學生的取向及興趣。我們的公民團體,少有連結在香港工作的大陸在職青年,以至來港活動的國內民間團體(某些穿梭中港兩地的學術機構及人物反而較主動),本地學生會更還沒有積極向內地生展開工作。至於利用香港的自由去創造跨越中港界限的媒體平台,或那怕是小小空間,則還屬實驗性質;面對中共挾著資本及政商關係,系統性地攏絡本地媒體,我們還需更大的努力。

最近「藝術公民」穿梭油尖旺遊客區聲援艾未未,亦初步觸發了香港示威文化的新可能。我們不能小看這些新可能,過去,在無意間,香港已與廣東珠三角地區共享了不少流行文化及政治文化,去年大家有沒有注意廣州「撐粵語」運動的年青人在唱甚麼歌?喊甚麼口號?

我以為,香港面向中國大陸,絕不能以「守」為本,不能奢望把「兩制」來個假戲真做,而且,我們更要在「支援」角色上再向前推進。二十多年以來,民主派以「六四」堅守自己的政治道德位置,不但建立了香港的反對派,還恢復了中國大地上幾乎唯一的民主黨派(相對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民主黨派)。但是,今天形勢已不是八、九十年代了,不管主觀意願如何,香港跟任何中國大城市一樣,都融進中國的社會及政治變動,都受到中央政權或多或少的支配;當中最大分別的是,我們因有或真或假的「一國兩制」,所以還有多幾分的公民社會空間,關鍵在於我們如何運用。

扎根香港,改變中國,才是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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