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被捕及拘留11個小時後獲無條件釋放，被捕人士在香港仔警署門外聚集

七月二日凌晨兩點，連同我在內共93人，在中環大會堂低座前被捕，罪名是「公眾阻塞罪」[註一] 。被押往香港仔警署，一輪手續及約見律師後，我們約四十人決定一同拒絕保釋，其餘則自簽保釋離開。我們雖以公眾阻塞罪被捕，但未被控以任何罪名（所謂未落charge）。按例警方最多只能拘留我們48小時。

關於「抗爭到底」

在此之前我從沒仔細想過拒保的意義。但細說下去之前，有一點必須澄清。被無條件釋放後，有朋友抱怨選擇自簽的被捕者，認為他們屈從於制度，沒有反抗到底。對此，我無法同意。

一，因為無論拒保還是自簽，兩者都是被捕人士的合法權利。我們在警方的批准之下、選擇簽或不簽保，兩者也算不上對現行制度有什麼反抗。

二．是否決定拒保，人數有一定重要性。很明顯，參與拒保的人數太少，落了單的「不合作者」處境會比較危險；而在同時被捕、可能需要付出坐爆被拘留48小時代價的狀態下，期望同伴能共同進退的情緒，確實合理。但每個被捕者各有不同的狀況及個人考慮。我們固然應該珍惜、亦著力培養集體的力量，但我認為尊重及主動理解這些細微的個人差異，比起怪責個別人士或者團體「唔夠薑」或「無義氣」更為重要。[註二]

自簽或拒保　法律風險均等

我被釋放之後考慮良久，基本上認同，自簽或拒保，在法律上風險完全一樣。因為刑事案件調查不設年限[註三]，警方照說可查到永遠。拒保之後就算被無條件釋放，警方之後亦可（以同一或不同罪名）再行拘捕調查。換句話說，被無條件釋放，不代表從此沒有被控風險。這點認知對於下面的討論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的目的是要保護被捕的示威者、減少他們被控的風險，那麼在前面「簽保與拒保風險均等、警方可以無限番兜拘捕」的前提下，在法律上，拒簽坐爆並不會達到保護示威者的目的。

政治而非法律檢控　博一鋪

但很明顯今次是政治檢控而不止是法律問題。「公眾阻塞」每秒都在香港不同角落發生，但唯有在示威現場它才觸發拘捕。因此我認為拒保並非全無道理或出於情緒：既然法律上大家有可能被入罪，被捕者當時要考慮的，主要還是政治問題：集體拒保會否產生媒體效果？連同七一效應會否「夠罩」令警方不敢胡亂起訴？當然，限於我們不理解警方的運作及它掌有幾多資源，中間的變數太多，足以令這部份政治風險評估可能成了全無基礎的瞎猜。但很明顯，我們亦不能單以法律風險作為唯一因素，決定當時是否拒保。

關於「癱瘓」警方

當時大家其中一個考慮，是要以人數來癱瘓警方，作為對抗。警署確被我們癱瘓了（見後記），但我事後認真思量，始終覺得「癱瘓香港仔／北角警署」並不就等於「癱瘓警方」。在此我認為我們需要承認，國家機器的可怖之處也許正是在於，無論它是如何笨拙、呆滯和粗陋，亦不改它的暴力本質。因為香港仔／北角警署固然為了要招呼我們而好唔得閑，但如果警方下定決心要搜證、認人、翻看片段，很明顯他們還是能擠出足夠人手進行。我們共二百個被捕者所產生的行政工作量，未必足以令警方的調查工作癱瘓。

我們在警署的士氣相當好，部份人（間或包括我）覺得以這個被捕人數，除了等待無聊、無得訓以及無煙食之外，基本上有恃無恐，尤其是眼見警察明顯比我們更想快些離開。而我們在示威中的抗議對象和情緒，也可能藉著拘捕而轉移到警方身上，因此普遍被捕者對警員都表現不耐煩。這份情緒，現在想來，也許更堅定了我們拒保的決心：在龐大笨重的國家暴力機器前面，我們竟見到它的爪牙，幾個鐘前還作威作勢抬走示威者，現在卻已疲態畢露、坐立不安（警員慘況見後記）。拒保自有其正氣的方面：代表我們願意賠上時間以昭彰警方的官僚和混帳；但一方面要警員陪我們苦等，也或令包括我在內的很多被捕者覺得痛快。

但我後來反省自己當日情緒，仍覺為了部署之後行動，必須冷靜地審視現實和目標。因此似乎必須問：既然癱瘓一兩座警署不代表癱瘓了國家機器，我們真的對抗了警力／國家機器嗎？我深懷疑問（但未有結論）。對抗警察，是我們堵路、行動、示威本來的目標嗎（自不排除）？這個的問題，可期引起不同意見。唯覺得必需搞清行動是為什麼、有何成效，因此提出上述疑問，非常必要。

拒保的意義

根據一位被捕朋友說法，他覺得「簽保是代表我願意承擔某種責任（即在多久之後回來），而我不簽亦即拒絕接受作出這樣的承諾。」（在他覺得自己無錯的情況下）拒保則是「某種犧牲精神的表現，就是我甘願冒未剝奪四十八小時自由的風險去表達一個訊息——我做的事是沒問題的，不認為你們有合理的理由檢控我，所以我不會作任何的擔保。」

相信不同朋友會對上述的自況有爭議，我亦對某些論點存疑。但話說回來，集體行動未必對每個參加者衍生共同理解。本文不是要為拒保行動的意義一鎚定音，但拒保的決定卻確實令我泛起無數疑問，因此希望有機會公開討論。

仍想重申，我並非覺得拒保不可為或無理據。首先，集體拒保可能產生的正面媒體效應（假設拒保人數夠多）。其次，被捕者在集體討論處境時所自然產生的互相關顧、同仇敵愾；乃至於第一身體驗到警察的官僚和笨拙、從而為初涉運動的市民剝去警方的威嚴感覺；又或當行動者決策不同，要耐性料理各種衝突情緒……對大家都是非常寶貴的合作體驗，因此不能以單一指標量度拒保的行動成效。

後記

澄清關於是否需向警方提供指紋樣本：
在警署時聽到有被捕者提醒，被捕者無需向警方提供指紋樣本。經向警員查詢及翻查相關條例後，該說法應並不正確。
根據《警隊條例》（香港法例第232章）59條「指紋及照片等」：
(1) 凡根據本法例或任何其他法律所授予的權力而將任何人逮捕，警務人員可向該人作出以下事情，亦可安排他人在警務人員監督下向該人作出以下事情─
(a) 拍攝照片、套取指紋掌印、量度體重身高；及
(b) 如該人員有理由相信腳底足趾印痕對調查罪行有幫助，則套取該等印痕。

警員慘況，某女警：「我好想死呀…」
香港仔這邊我們約一百人於凌晨2時被捕，至第朝早上7時起計，部份看押我們的女警已當值超過16小時已未曾換班（一般一更是8小時，看押我的女警在七一當日下午3點開始當值）。我問女警為何未能下班，從深水埗來到香港仔警署的她語氣幽幽：「邊有咁多女警oY！」第一批往打指模的女「犯」們，更要待至早上9時才始可進行程序。其間被捕者不時索取食物、食水、毛氈、要去洗手間，每次出入亦由女警陪同、登記，對於警員來說是沉重負荷。早上7時，女警們趁早餐空檔，紛紛攤在椅上，甚至地上睡覺；整個警署的警員悶到炸開、iPhone玩到無電、在牆上叉著電也要玩；及至早上10時，坐我後排的女友捲著氈睡得熟，她旁邊的女警伏在椅上向前面同事抱怨：「我好想死呀……」

由此種種，我判斷警方根本不願拘留我們太長時間，更徨論在48小時內完成搜證向我們一百人落charge，所以我雖有坐足48小時的準備，卻覺得要坐足的機會微乎其微。

[註一] 我們並未被控，但估計該罪名可能是《簡易程序治罪條例》(香港法例第228章)第4A條「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陳列或留下，或導致陳列或留下任何物品或東西，而這些物品或東西對在公眾地方的人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者，或可能對在公眾地方的人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者，可處罰款$5000或監禁3個月。

[註二] 所以自然更不同意那種「你無同我地一齊被拉就無資格出聲！」的講法。被國家機器推迫到選擇的窘境，落入被捕與否的兩難，本是我們的同等不幸。運動人士之間的情誼，又豈應拱手交由國家機器，以拘捕／迫害與否來裁斷。

[註三] 相較起來，司法覆核的時限為三個月，一般合約或侵權案追索時限為六年。

*此文只作一般參考用途，雖然筆者已盡力確保所提供的資料準確無誤，但本文內容並非法律或專業意見，撰文時間或手誤也可能影響資料準確性，懇請指正。個別人士案情有異，如有疑問應盡快尋求獨立及合適法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