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語言議題經已討論多時，我一直都想寫一點東西，表達一下一己之見，總是提筆無力。是日傍晚，相關的論壇在千呼萬喚下展開，校長、教務長等大學高層均出席。我沒有進入會場，光是看有如一般記者招待會的格局：校方代表坐在桌前，學生和其他觀眾坐在對面，站在門外的我，也能感覺到那種楚河漢界的無奈。一如往常，浸會大學的同學沒有人家激動的抗爭，卻不知道從哪個時候引入行為藝術的風範。論壇會場外的「仆街少女」，比暮光之下燈火通明的鏡房，更為奪目。看著這位同學，我心有種莫名的激動。感謝你，是你給我力量寫這一篇。
中文還是英文，廣東話、英語還是普通話，教學語言的討論從來不是教育議題，而是充滿政治意涵的話題。如果單從教與學的角度切入，無可置疑，早前同學們在民主牆的貼文，引用到「道」與「器」及〈師說〉的「傳道、授業」等概念已經很說明得很清楚。教學語言在課堂之中不過是一種工具，重點在於教學內容。覓得最為師生合宜的語言，方能發揮教育的目的。觀乎這一場教育語言風波，明顯超越了教學層面的討論。
上周張炳良教授在明報發表一篇的文章，名為〈大學教育﹕普及化還是精英化〉，指出香港政府，以至社會全體都需要反思本港高等教育的結構。八大院校鼎立的局面，乃是回應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結果。九十年代，多家高等院校，包括當時的浸會學院先後獲升格為大學。自此，香港升大學率由過往只有兩家大學年代的約5%，逐漸提升至約15%。配合社會轉型，從製造業過渡到服務及金融為主的經濟模式，社會對教育程度的要求相應提高。增加大學學額，提高人口教育程度，實為必要之舉。重點在於5%跟15%之間存在的差異性之大，卻是教育政策不能不思之處。最優秀的5%，學科成績及語言能力，普遍要比15%中的後10%為佳。過去5%的同學，有能力接受全英語的大學教育，行之多年，未有遇上重大的教或學的問題。然而，當加入繼後的10%時，整體學生的語文程度則未必如前。有能力的，當然可以繼續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立足香港，走向國際。能力較次的：學科能力不俗，語文能力中規中矩。相對於國際化，如何培育他們成為本土人才，或者是來得更實際的方向。
更進一步論及至文化層面，英語作為「國際語言」乃是一種文化霸權。自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的世紀，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的發展出現明顯的分殊。歐洲，以及後起的美加，掌握了論述的權力。由於他們著作豐厚，壟斷了學術及知識的立法性。著書立說彷彿都要經過英語國家的印證，才能算是「實學」或「正統」。這種由語言引伸出來的文化層階性，一直牽絆著亞洲社會。亞洲學子無不趨鶩於英美的高等學府，家庭及社會也灌輸一種「會英文是高級」的訊息。無可置疑，以今天的世界運作邏輯，暫時沒有其他語言在知識場域上能與英語教量。然而，我們是不是因此就棄守自己的母語呢？一個多元並制的世界，又怎可能讓一把聲音獨大？雖然走這條路的人不多，甚至可能同路的人，越走越少，也不代表這是沒價值的事。
作為大學的一分子，我們能當走在社會之前，而非投誠於社會的種種荒謬。只要我們凝聚更志同道合多的人，堅持中文、堅持粵語。即使這把聲音做不了主流，但最少我們為這世界貢獻多了一個選擇。先賢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曉以我們推己及人，從內到外的工夫。若我們不懂得擁抱本土的美好，光是口號式的喊著「國際化」，如此架床疊屋，學問和人生又怎能站得住腳？
(註: 本文於同步發表到個人部落格上, 參考連結為:http://movingfromhere2there.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