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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都狙擊過建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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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Camus 有句話:「I rebel; therefore we exist.」,這句話很短,容易記,與名句「I think, therefore I exist」相似但更勝一籌。但他又有另一句話略為較少人認識:

If the duration of history is not synonymous with the duration of the harvest, then history, in effect, is no more than a fleeting and cruel shadow in which man has no more part. He who dedicates himself to this history dedicates himself to nothing and, in his turn, is nothing. But he who dedicates himself to the duration of his life, to the house be builds, to the dignity of mankind, dedicates himself to the earth and reaps from it the harvest that sows its seed and sustains the world again and again. Finally, it is those who know how to rebel, at the appropriate moment, against history who really advance its interests. -- Beyond Nihilism

電影《那些年》之所以令不少人感動,又令不令人感動沒感覺,因為它所覺動的是私人的記憶,並不是公共的記憶。然而,人之所以能夠自覺存在,不是只覺到虛無,是不能單單靠反叛來自證存在,他還不能反叛自己的過去。一個沒有記憶的人,是最可憐的。

與私人記憶不同,那些年,我們都狙擊過建制派,我們都狙擊過杜葉錫恩。這是集體的記憶。這個記憶不是人民力量或社民連賜與的,而是只是我們過去十多年活著,便自然有這個記憶。

在設計區議會的時候,官方的口徑是要區議員去轉達和協助處理街坊事務。這些街坊事務不能說完全不重要,但是,早期民主黨與後來的泛民就告訴我們,我們決不應該由這些街坊事務去決定誰該選上區議員。我們容許一些實績平平的候選人(有些還是雙料或三料議員)去狙擊極度熱衷地區工作的候選人。我們接受了早期民主黨的觀點,杜葉錫恩之類的工作,根本有沒有選上區議員都能做。區議會作為政黨建設(與阻止敵對政黨建設)與政治甄補的社會功能(與阻止對手政治甄補的功能),比起那些街坊保長的角色遠遠重要。因此,癈除市政局的時候,反抗得最大的是民主黨。如今,我不知道民主黨當年的反對是否只是純粹自利,但是對於一般支持者來講,民主黨的薪金他們沒有分過一分一毫,那是單純出於支堅持政黨建設與政治甄補的社會功能的必要性。

零二年政府硬推廿三條,區議會的政治功能表露無遺,每個區議會都通過某類支持廿三條的動議。零三年,區議會出現相對強烈的換血。以街坊保長的標準來評核,這些泛民新丁大多數都慘不忍睹,他們有不少在零七年被轟下台。民主黨的老鬼也不見得很好,好像李永達的區議會出席率很高,但他出席的形式與銀行界的三點不露沒太多差別,根本不知議什麼政。如果他是民建聯,一早就被轟下台了。

然而,在民主社會,支持以街坊保長的標準來評核區議員的選民,有責任去包容主張狙擊極度熱衷地區工作的候選人。各位可以批評那些人民力量,我不在乎,但是要連同支持他們的選民也一併批評,好像選民不能視今日的民主黨有如昔日的民建聯,認為極度熱衷地區工作的候選人就不應被狙擊,不尊重其他選民「破壞」的價值,這是徹底的反民主的。民主絕不等同於選賢任能,而是在於選民要反映自己的意願,即使其意願不為選區接受,即使他的狙擊意見/區議會功能只是異端邪說,甚至會造成其他人認為是災難性後果,在這刻他的表達還應被正面評價。

而且,這些根本不是新主張,那只不過無法接受「今日的我打倒昨的我」。如果區議會真的應該由街坊保長的標準去決定,我們一早就投了民建聯了,何必投票給今日只淪落 nihilism 的民主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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