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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偉謙

《工人文藝》執行編輯,屯門樂活書緣打雜。 苦難的過去,彰顯歷史的沉重與當下的珍貴,痛苦的抉擇與糾結的回憶,傳遞給人沉穩的力量和頑強的勇氣。於是,一種勇敢面對未來艱險的鬥志油然而生。 先祖三代,由19世紀中期,是自廣東新會到三藩市的定居華僑,一直到父親一代移居香港。 畢業於嶺南大學及城市大學 , 註冊社會工作者,店員,詩人,輔導治療師,書迷,愛好中國文化,終身抱現象學式態度的哲學研究者,不能養狗的狗迷,經常抱著社會主義的盼望,但絕不是史達林主義者。 樂活,讀本,人生。 網誌

政經

《雨傘後的社區 : 一個超越政黨政治的想像》 鄭偉謙 (於2017年12月1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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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12月18日修改)

我一向都知道政治非常自私,再一次的,有年青人想突破泛民已經老化的組織方式,嘗試建立他們的社區工作模式,而也是回應他們在雨傘運動後的承諾,把雨傘社區的理念攜帶到社區。工作是令人敬佩的。

我想當有人有人指,他們將會分薄泛民票,而令傳統泛民損失優勢的後果,提供另外一些觀點。

一,選票,並不是生意,也不是為了賂本或回本的計算。如果選票20元只是功利主義的考量,或是只是競爭及籌政治資本,那只是種很老舊想法。

在市政局取消後,區議員及地區工作者,無奈之下取,代予二局的功能及職能,而在雨傘後,可以看見的是,不同理念,而且組織更為靈活的青年,一代有意參政,改變過往區議會(及立法會)侷限予「提供福利」 VS 「消費泛民理念」的對立。他們探索如何把理念靈活轉化在社區公共實踐。

雨傘運動後一些政黨發揮不了在立法會及區議會的影響力。在這個時候,大家應該就苦思泛民只侷限予「提供福利」 VS 「消費泛民理念」對立的問題。我們不可以肯定,新一代青年,會做得比傳統政黨好,但起碼跳出既有的框框。

第二,民主派的支持者應該探索,在社區內的組織形式,是否需要改變。政黨在這年間都成為了一種選舉機器的作用,議政的空間愈來愈窄,泛民動員到支持他們的群眾的將可能會愈來愈難。維持選舉機器來維持優勢,非常的難。另外一些組織形式及想象,是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然而,民主派既有的動員方式,可能長時間未必可以改變。

如果不再用這樣的功利選舉邏輯,打破過往的秩序。在民主選舉中,參選者或參與者,其實可以扮演最根本的角色 : 代議士,在街頭,在市民中間,倡議,聆聽,消化不同意見,整合力量,簡化既有政黨的行政程序,作為一個最純粹的,反閔市民的代議士,存在在社區當中。我們可以預期,他們改變了組織形式之後,可能更為靈活,不需為協調而煩惱。他們可能外於政黨邏輯,去探討與普羅溝通的方式。在傳統政黨,還在盤算如何做山皇帝時。跳出框框的青年參選人,可以靈活充當不同的角色,聆聽者,說客,工友的陪伴者,好鄰居,溫和的對談者,公民記者,市集的組織者,在社區中賦權。

他們不需要把賦權的責任交給官僚化的政黨(由上而下的)。用靈活的方式,自發的,具有人道主義關切的形式,服務及組織社區,是可觀的嘗試。
他們的影響力,在社區工作的能力,在短時間之內,是不如其他具有資源的建制派,但是,新的組織形式,可以打破悶局,及日益挫敗的議會。增加了民主參與的多元性。我在此希望,傳統的政黨,除了考量地區利益及影響力之外,能夠用寬容的心,去看這一群新生代。

另一方面,民主派希望將「理念」成為大眾認同,轉化成有行動力,乃至市民在民生層面感覺到民主派在議會,地區議會的努力,繼續對他們的支持。然而,官僚化的民主派,在將來的時間,其實難以彈性的把「理念」轉化做市民可即的成果,而從心底發出認同。在雨傘後,市民希望感受到他們可以對自己的命運自主,可以參與社區的建設,把社區的想像轉化成現實。把公義分配資源落實。
民主不應該依據理念的合理性,把社區的需要忽略,而可見的,新的組織方式,則可以提供更具彈性的方式,去令市民直接投入到社區的改變,及對自身命運的自控感,這是傳統泛民(由上而下決策的)未必可以做到,而新一代可以接手的工作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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