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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寛: 向深喉致敬

轉自傅劍鋒

向深喉致敬

                 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記者  南風窗記者 郭宇寬

  在本月召開的第五屆輿論監督研討會上,我有幸做了一演講,主題是“向深喉致敬”,深喉原來是一部色情片的片名,後來被用來指代向媒體披露事 實的掌握關鍵資訊的局內人。也許記者一向有一種能力把自己的採訪經歷描述的驚心動魄,但是相對於那些協助我們採訪,站出來自己說出真相的人們而言,他們才 是真正的英雄,放眼望去,在幾乎每一個有影響的新聞作品背後都有深喉的影子。

  在今年釀成軒然大波的哈醫大二院一案,主治醫生王雪原就是這樣的人,他的關鍵證詞,揭露了他所在科室,過度醫療,修改醫囑,管理混亂的事 實。而這位出於良心的壓力站出來說話的人也成為了爭議的焦點,網上有人說這是“說話不負責任”;“吃人家的飯,拆人家的台”,甚至說“他自己也不是什麼好 東西”。這讓我不由想起了《局內人》裏那個被解雇的煙草公司研發主管,他也曾經享受這家公司優渥的待遇,雖然他平時也是小錯不斷的凡人,但是作為化學博士 的科學家身份,在他認為商業觸犯了科學道德底線,撒謊“尼古丁不會讓人上癮”,對人類公共健康造成危害的時候,他選擇了反抗,即使因此被解雇並失去已經擁 有的一切世俗成功也不退縮,不畏恐嚇向媒體發言。

  我一直想探尋,在有無數冠冕堂皇的理由作為退縮的藉口的時候,為什麼仍會有人挺身而出,站在公共利益一邊,甚至在法律都不能保護自己的時 候,向最高權力開戰。不久前,沉默了三十年的FBI前二把手費爾特向媒體承認,自己就是水門事件的深喉,沒有這位關鍵人物的協助,即使華盛頓郵報的兩位元年 輕記者縱使有天大的本領, “水門事件”的內幕也無法大白於天下,這使尼克森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迫辭職的總統,這一事件顛覆了民眾對總統的看法和印象開始發生某些改變,總統權力 從此後開始受到更多限制和約束,對美國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倫理產生了長遠的影響。而就是這位費爾特先生多年以來一直處在良心的掙扎之中,他曾告訴自己的兒子 馬克,他認為作為深喉“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因為按照聯邦調查局的職業標準“你不應該把消息洩露給任何人。” 而他的家庭堅定的支持他,費爾特的孫子尼克•鐘斯31日代表家人發表一份聲明:“家人都認為我的祖父是一個偉大的美國英雄,他不顧個人安危,將國家從一個 極度不公正的狀態中挽救出來。”
 
  在從事新聞職業的過程中,我常常感到一種恐懼,中國幾乎每一個領域都有值得挖掘的重大新聞,有的新聞遠距離看讓你血脈賁張,走近 了卻讓你,倒吸一口涼氣,這種恐懼不是赤裸裸的威脅而是一種可怕的沉默。這種沉默甚至影響到在這個群體中最邊緣而且沒有什麼風險的人,記得我曾經聯繫過一 位比較有名的專家,希望他談一談對鐵路改革問題的看法,而他自豪地(這個詞語非常準確)表態自己從不接受大眾媒體的採訪,他說“沒有必要”。我問他一個學 者難道沒有責任向公眾分享他的研究成果麼?他說他的研究“有固定的發表管道,上面可以看到”。我曾很不理解這種態度,後來一個朋友告訴我,這些學者大量課 題費都是從有關部門獲得的,“你能指望他們站出來說話麼”,在各個行業都有這樣掌握大量資料和關鍵資訊但又拒絕向社會傳播的人,他們既壟斷了這個領域的話 語權,同時又以“板凳坐得十年冷”一類的藉口,向公眾保持沉默。中國人的聰明就體現在我們很容易找到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能夠把符合自己利益的狀態合理 化,讓自己可以心安理得。

  同樣是“學者”,我們再看一個軍事專家35年前的選擇,丹尼爾•艾斯伯格是一個中國人陌生的名字,他在蘭德公司任研究員的時候調閱和保管五 角大樓檔,按照蘭德公司的規章,簽署了妥善保管檔,不複製其中任何一部分的保證書。但當他從這些絕密資料中瞭解到美國對與越南戰爭決策的荒唐之後,他 毅然複印了這些資料,並且向紐約時報等媒體披露了這份長達7000多頁美國五角大樓“越戰最高機密檔”,而這些媒體頂住來自司法部的壓力,爭先恐後地發 表,“僅僅因為有些政府官員把一些資料定為不適合美國人民知情,他們就要求我們向憲法第一修正案背轉身去……。通過一套官僚分類制度就允許政府壓制言論自 由,這種做法把我們的傳統出賣得實在太賤了”。由於這批文件的曝光,直接導致美國政府檢討並最終結束越南戰爭。而艾斯伯格一度面臨“多達12項的重罪指控 以及如果成立的話長達115年的徒刑。” 直到水門事件爆發尼克森下臺才救了他。多年以後他把這段經歷寫成書,叫做《秘密》。約翰•克裏公開讚揚“他的勇氣挽救了美國士兵的生命”,而電影明星馬丁•辛恩則評價:“每一個美國人都該看這本書,它使你懂得什麼叫愛國主義!”

  這些人的努力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有哲學意味的命題,是否一個在體制內組織內圈子內的人就必須無條件的接受它一切,向維持它運轉的邏輯低頭,從 這些精神異見者身上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被比整個讓我們習以為常的潛規則更強大的良知和靈魂的力量。我們雖然不能強求但卻多麼希望那些知情的人,能夠為公共 利益承擔哪怕一些道義的責任。

而我們應該給予深喉們一切我們可能提供的支援,即使這也需要我們記者為此付出代價,因為是他們的勇氣使得知情權回歸人民,使得權力密室之中的人們有所敬畏,正是這些反叛者靈魂深處對道義和公共利益更高貴的忠誠,使我們對這個社會的公正,公平,透明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