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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鄺浩然:自由放任的代價——地產代理的困局 (刊於星島日報,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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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之於香港,永遠都是一個極富爭議性的話題。

由於樓市高漲,市民怨聲載道,甚至引發了對政府的失望及與之而來的管治危機,早前曾司長「下重手」引入住宅物業的額外印花稅以打擊日益熾盛的樓市。新政策的實行,馬上可以聯想到首當其衝的將會是以買賣樓宇而生的地產代理,因此代表中小行的地產代理業界聯席先指出新政策會引發萬人失業,再於12月19日發動大型遊行抗議新政,在樓市高企,市民怨聲載道此仍有如此反彈實在意料中事,畢竟第一,他們是新政策下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人,其次亦是更主要問題就是依扙地產發展的經濟模式,使太多人力資源集中於單一行業,稍有政策改動,其影響總會因此而擴大。

然而「額外印花稅」是否能夠真正抑壓樓市炒風?筆者更同中原集團總裁黎明楷先生在周六的回應,指預計農歷新年樓市將喘定,而且最多只會有五分一中小型代理行受到影響,最終被逼結業(星島日報 2010年12月3日) ,因為樓市熾熱,住宅成為投機炒賣品只不過是香港土地政策的最末端問題,對最末端問題施以重手,無異於感冒病者頭痛時,醫生卻處方誇張地施以鎮痛馬啡,卻對於感冒視之無賭一樣的「治標不治本」方法。

樓市問題,歸跟究地在於地價及土地供求問題之上,在2002年當時為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發表了《房屋政策聲明》 (A Statement on Housing Policy) ,不單中止居者有其屋計劃,亦奠定了政府在土地房屋政策方面只會作為供應者的角色,而且土地拍賣亦以「勾出」在「勾地表」中地塊的方式進行。如學者李思明在《住屋與城市發展:政治經濟與地理空間》中指出「當局(政府)把土地和房屋供應量限制至即使在殖民地時代也前所未見的低水平」。

再加上在土地拍賣機制中,土地的發展權往往給予叫價最高的地產商,而地價亦須於一筆過在拍賣後30天內繳清,無疑是更加限制了中小地產發展商的土地儲備及發展能力。

由此可見,政府對土地房屋問題上的自由放任態度,無異於將住所居所的基本民生需要供應,贈與大型發展商,而他們卻脅此優勢透過豪宅慾望建構、製造人為供應不足等的公關營銷手法控制樓價節節上升。

看似曰不落的樓價,連帶就是交易中介報酬的上升,亦因此吸引了不少大專畢業生在畢業後馬上投身此回報快速見效的行業。人力資源的過分單一集中減弱了行業面對新政策時的靈活,加重了真風險成本。引發了當前地產代理如坐針氈的困境:「今次增加印花稅,倘若能夠大步跨過,難保在樓宇再度飊升時,更重手的政策下仍能安然渡過」這種「幾時到我的心態」。因此,行業抗議行動實在意料中事,也情有可原,因為他們看見的不僅是「偶然蝕小小就上街」的問題。

行業為保障利益而團結抗爭是合理的,可是當前問題在於能否釐清引發困境的根源:究竟是額外稅項還是傾斜的自由放任土地政策。又或者,我們應該採取被動的態度提心吊膽地避開將壓跨一切的最後一根稻草滑下,抑或主動地解開盤根糾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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