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回應三點：

第一，沒有人懶於思考。官商勾結是我城的長久核心問題，引用前新華社許家屯的話：「未來的港人治港，其性質是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我們要改正的是80年代設下的框限，拒絕那一「港人治港」為名，「富人治港」為實的不平等社會；

其次，唐以「暴力」和「流血」之類的說辭製造無中生有的恐慌，說什麼「車毀人亡」等，凡此種種說話，才是名副其實的倒退，倒退至70年代殖民政府和保守勢力的政治技倆，即以67暴動的餘悸恐嚇正在迅速成長的70年代公民社會(廣為人識的包括：中文運動71年77維園示威73年大罷課反貪污捉葛柏等等等等)；

最後，唐又說要學懂妥協。然而，他又不具體的說何時何地何物何人須要何種妥協，這種不為甚麼的妥協，永遠可以妥協下去的妥協，其實是犬儒。不是說不能妥協，真實的社會運動也充滿妥協，但無底線的妥協，一如放任別人上下其非禮之手：當懷不軌企圖之手擅進公民之身體，而公民的身體開始察覺嫌疑感覺不適，但又不盡早阻止的話，手只會愈爬愈深。

唐英年：當心「車毀人亡」
(明報)2011年1月15日 星期六 17:55

唐英年呼籲年輕人參與社運，不要動輒口誅筆伐，不問青紅皂白，以衝擊手法抗爭，否則會「車毀人亡」。

政務司長唐英年今早出席「Roundtable研究所」周年典禮暨青年學術會議，他在發言中指，回顧2010年，80後問題是討論得最多的社會現象之一，引起大家注意的往往是80後比較出格的手法和一些抗爭場面。

他說，不應將激進的社運抗爭，簡化為所謂80後現象，但他仍就此提出了4點主張，認為年輕人要學會妥協，否則「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唐英年的相關發言部分轉貼如下：

凡事總有正反兩面，要辯證地看問題。在肯定社會運動積極一面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它們的另一面。

大部分時候社會運動的基調是爭取權益，爭取自己認同的理念，強調的是「我」或者「我們」。同時，香港社會高度自由，市民最珍惜的基本價值當中，「自由」在任何時候都是名列前茅。再加上我們實施的是市場經濟，企業追求的是商業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會的重心比較傾向於個體、個性。在這個情況下，權利的另一面，即是責任，往往受到忽略。

而我認為，一個真正成熟的公民社會，在重視權利的同時，必須自覺地承擔責任。這是多層次的，有公權力的就有責任確保權力不被濫用，有責任去妥善調和矛盾、分配資源。企業既有產權受保護的權利，就有責任守法經營，進而考慮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個人最起碼就是認識到權利並非絕對，必須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權利。

第二點就是不要搞思想壟斷。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元的，我們應該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見，而不是對持相反意見的人動輒口誅筆伐。

我一直相信，人類重要的美德就是謙恭（humility）和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由此引伸出的第三點，可能是很多原則性極強的朋友所鄙視或者不屑為之的，就是「妥協」。當然我們可以想一些更順耳的字眼，例如「策略性讓步」、例如「曲線前進」等。

不論用甚麼說法，必須承認，妥協是民主的產物。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學會如何折衷互讓，以各退半步去尋求最終大家能夠共同進一步的結果。

第四點是避免將複雜問題簡單化。很可惜，按照現實世界有bite有mic的遊戲規則，要聽眾耐心聆聽和用心理解複雜枯燥的問題，已經是愈來愈困難的事情。

一個很常見的例子就是，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結論，人物、時間、地點只成為填充題。總之，零乘以任何數都是等於零。

這裏面當然有其成因，有所謂「深層次問題」，但如果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借口，對真正解決問題幫助不大。

最後，關於抗爭手法問題，有一些朋友認為，衝擊是吸引注意力、擴大影響力所必需的，而香港社運的手法與西方社會相比，並不能算過激。

我不否認這一點，但香港社會對近期一些衝擊手法並不認同，因為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

近日我們看到美國一宗槍擊事件所觸發對於政治和暴力關係的反思，很值得我們去深思。

我相信香港人絕對不願意看到政治或社運引致流血，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即時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