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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關於唐英年之「車毀人亡」論的簡單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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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回應三點:

第一,沒有人懶於思考。官商勾結是我城的長久核心問題,引用前新華社許家屯的話:「未來的港人治港,其性質是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我們要改正的是80年代設下的框限,拒絕那一「港人治港」為名,「富人治港」為實的不平等社會;

其次,唐以「暴力」和「流血」之類的說辭製造無中生有的恐慌,說什麼「車毀人亡」等,凡此種種說話,才是名副其實的倒退,倒退至70年代殖民政府和保守勢力的政治技倆,即以67暴動的餘悸恐嚇正在迅速成長的70年代公民社會(廣為人識的包括:中文運動71年77維園示威73年大罷課反貪污捉葛柏等等等等);

最後,唐又說要學懂妥協。然而,他又不具體的說何時何地何物何人須要何種妥協,這種不為甚麼的妥協,永遠可以妥協下去的妥協,其實是犬儒。不是說不能妥協,真實的社會運動也充滿妥協,但無底線的妥協,一如放任別人上下其非禮之手:當懷不軌企圖之手擅進公民之身體,而公民的身體開始察覺嫌疑感覺不適,但又不盡早阻止的話,手只會愈爬愈深。

唐英年:當心「車毀人亡」
(明報)2011年1月15日 星期六 17:55

唐英年呼籲年輕人參與社運,不要動輒口誅筆伐,不問青紅皂白,以衝擊手法抗爭,否則會「車毀人亡」。

政務司長唐英年今早出席「Roundtable研究所」周年典禮暨青年學術會議,他在發言中指,回顧2010年,80後問題是討論得最多的社會現象之一,引起大家注意的往往是80後比較出格的手法和一些抗爭場面。

他說,不應將激進的社運抗爭,簡化為所謂80後現象,但他仍就此提出了4點主張,認為年輕人要學會妥協,否則「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唐英年的相關發言部分轉貼如下:

凡事總有正反兩面,要辯證地看問題。在肯定社會運動積極一面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它們的另一面。

大部分時候社會運動的基調是爭取權益,爭取自己認同的理念,強調的是「我」或者「我們」。同時,香港社會高度自由,市民最珍惜的基本價值當中,「自由」在任何時候都是名列前茅。再加上我們實施的是市場經濟,企業追求的是商業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會的重心比較傾向於個體、個性。在這個情況下,權利的另一面,即是責任,往往受到忽略。

而我認為,一個真正成熟的公民社會,在重視權利的同時,必須自覺地承擔責任。這是多層次的,有公權力的就有責任確保權力不被濫用,有責任去妥善調和矛盾、分配資源。企業既有產權受保護的權利,就有責任守法經營,進而考慮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個人最起碼就是認識到權利並非絕對,必須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權利。

第二點就是不要搞思想壟斷。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元的,我們應該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見,而不是對持相反意見的人動輒口誅筆伐。

我一直相信,人類重要的美德就是謙恭(humility)和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由此引伸出的第三點,可能是很多原則性極強的朋友所鄙視或者不屑為之的,就是「妥協」。當然我們可以想一些更順耳的字眼,例如「策略性讓步」、例如「曲線前進」等。

不論用甚麼說法,必須承認,妥協是民主的產物。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學會如何折衷互讓,以各退半步去尋求最終大家能夠共同進一步的結果。

第四點是避免將複雜問題簡單化。很可惜,按照現實世界有bite有mic的遊戲規則,要聽眾耐心聆聽和用心理解複雜枯燥的問題,已經是愈來愈困難的事情。

一個很常見的例子就是,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結論,人物、時間、地點只成為填充題。總之,零乘以任何數都是等於零。

這裏面當然有其成因,有所謂「深層次問題」,但如果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借口,對真正解決問題幫助不大。

最後,關於抗爭手法問題,有一些朋友認為,衝擊是吸引注意力、擴大影響力所必需的,而香港社運的手法與西方社會相比,並不能算過激。

我不否認這一點,但香港社會對近期一些衝擊手法並不認同,因為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

近日我們看到美國一宗槍擊事件所觸發對於政治和暴力關係的反思,很值得我們去深思。

我相信香港人絕對不願意看到政治或社運引致流血,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即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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