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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阿拉伯國家不是1989的東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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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onde arabe n'est pas l'Europe de l'est en 1989

作者:Ayaan Hirsi Al(伊斯蘭婦女權益l'AHA Foundation創辦人)
原文見於: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1/02/11/non-le-monde-arabe-n-est-pas-l-europe-de-l-est-en-1989_1478638_3232.html
翻譯者:Sabrina Yeung

當我是一個遵守伊斯蘭教規的人時,我想起祈禱是一項苦役:做淨禮,向著聖城麥加的方向攤開我的小地毯,及進行教派的屈膝俯拜儀式。我的思想很快便飄往其他地方,可是祈禱是強制的,如果我沒有做祈禱儀式,我家庭中的教義監察者會記住我,並對我執行懲罰。

清真寺的經驗,其實無甚可觀。在那裡,我和其他蒙面紗的婦女肩並肩地一起;在我們下面,有一些男人聚集在更寬敞的房間裡,所有人都向著聖城麥加的方向,執行順從跪拜的姿勢。當時,我感到某程度的宗教熱情。在祈禱最後,我們一起響亮地齊唱阿們。我的心在跳動。我感到自己是這群信眾的一份子,我感受到真神的大能。

當我看到開羅人民的影象時,我毫無困難地就能想像到,人民那種強烈的、同一的感覺。很多西方的電視觀眾與成千上萬埃及、突尼西亞、約旦、也門和其他國家的示威者成為一體,要求結束極權統治。無數評論者發表這次革命和東歐1989年革命的比較。

然而,這樣的比較其實是不認識西方群眾和伊斯蘭群眾的深層差異。北非和中東人民湧上街頭示威的動機有很多。但沒有比集體祈禱更能聚集群眾的了,特別是星期五。清真寺和街上都擠滿群眾,這就是這次起義的關鍵。

差不多所有宗教都依靠群眾動員,但伊斯蘭在這方面擁有特級的效率。沒有一個在去殖民時期出現的伊斯蘭獨裁者,敢於和信眾直接打交道。我們追擊穆斯林兄弟會,暗殺他們的領袖,把他們關進監獄,指控他們歪曲教派真理。但是清真寺仍保持神聖不可侵犯。她仍是阿拉伯群眾聚集的唯一場所,故此在阿拉伯世界,政治勢力最盛行的時代就是伊斯蘭教派盛行的時代。

那些期望這次事件是1989年方式的,即政府和平移交,並走向政教分離及多黨派的民主社會,他們沒看到民主支持者如何缺乏經驗。即便是穆斯林兄弟會本身,自從1928年以來,也只是一千四百年順從傳統的延續。

伊斯蘭政治的問題,某程度上,就如Elias Canetti的經典之作《群眾與權力》所言:「信眾嚮往真神的力量,但真神的力量並不足夠,因為太遙遠了,給予信眾太多自由。於是國家繼續等待一個信徒很早便知曉其存在的指揮官,他們獻出自己的身體和心靈,深刻而長久地影響和他人的關係。」

穆巴拉克和中東的其他的政治人物像卡扎菲,不是令人驚訝的現象;事實上他們是伊斯蘭群眾文化中缺乏自由的產物。在這個文化中,我們太早便習慣於順從。自從我們被禁止反駁我們的父親、師長、教派長老,屈從於一個國家獨裁者則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在如此一個規範個人行為的背景下,事實上,能夠生存下來的,盡是陰謀、操縱、詭計和貪污。那些希望獲得權力的,害怕任何權力分配,並認為那是對軟弱和恥辱的肯定。故此,當某人獲得一個位置時,這個位置就是永久的,無論是最低級的政府員工或總統之職皆是如此。

一個訓練自己的人民去屈從的文化,那種麻木冷漠終於被抗爭的浪潮搖動、打斷。或是,那些阿拉伯元首繼續留在他們的位置,然後由他們的兒子去繼承這些位置;或是,那些元首被逼下台,終結他們的時代。

所以,伊斯蘭群眾可以做些甚麼,令他們不像那些相信自己已獲得自由,但其實仍是在貓爪中被玩弄的老鼠呢?示威者應首先釐清那些便利了獨裁者統治的原因。外國長時間被認為是「阿拉伯之路」的代罪羔羊。大家很容易便把責任放在猶太復國主義和美國身上。承認自己的不足固然是最難的。

但今天,群眾同樣需要調整他們的要求。英國BBC電視台訪問一個埃及示威者,請他去評論這次自發性抗爭的特點。「我們不需要領導。」那名示威者回應道。毫無疑問,這答案會使記者和大部分的西方電視觀眾都感到震驚。

我們完全可以理解,他在阿拉伯世界權力轉變時對領導者強烈的反感。因為所謂解放者在獨裁時代,往往變成夢遊症模式,直至另一批解放者動員群眾從這批前解放者手中重新解放這個國家。但新的人又不可避免地重新建立舊那一套刺探和酷刑制度。

革命沒有領導者是否可行?我個人認為不能。沒有領導者,抗爭永遠不能造成像1989年革命那般震動人心的動蕩。在獨裁時代後,我們緊接會遭受混亂和不穩定。民主會因為國家打擊,或由穆斯林兄弟會主導的政府執行伊斯蘭教法而變成一段插曲。所以群眾要在運動中轉化。她應該懂得如何建立由公民社會組成的架構。她應該在精力分散前趕快提出一張要求表。只要求獨裁者離開是不足夠的,必須改革現有的架構,而新的必須擬訂好章程。這是美國和歐洲可以明確地援助阿拉伯世界的地方。

但沒有人可以代替阿拉伯人民自己,去擺脫這種令人屈從文化。沒有一種殘酷的命運,預設了他們必須屈服於暴政和神怪事情的綑綁下。只有當他們成功解放了伊斯蘭群眾自己給自己制造的社會文化結構,他們才會真正獲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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