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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殖民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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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正好是香港大學的百年校慶。可是一場慶祝典禮,卻因為碰上香港政治上的「鷹派」轉向,縱容了警方粗暴阻截抗議之聲,使一場本來毫不起眼的學生示威,演變成疑似禁錮事件。因為港大校方保障表達自由不力,大失體統,而鬧得滿城風雨。

同學被禁錮梯間四十分鐘,時間不算很長,然而卻激發出千重浪。

不知是坐在被告欄還是證人席的港大校方,不單要為為何容許警力伸手進入校園辯護,也要回應校友與社會人士質疑,為何港大要讓慶祝典禮,變成香港權貴階層的盛會,卻冷待大學的一般師生。其次,港大更加要為典禮儀式上,因何獨厚國家副總理李克強,反把前校監及前港督的衛奕信冷落一旁的安排,給予合理的辯解。而指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就是為什麼李克強可以在正中央獨坐「校監椅」,反而真正的「校監」曾蔭權,卻只能在他身旁陪坐。

批評者指出,儀禮本應莊重,主客有所分明,但那張讓最高權力者獨佔「中央」位置的照片,卻透露出一種權貴先行的邏輯,褻瀆了學院的規格,活靈活現了權力凌駕學術的奴性文化。對於這點,校方答應檢討儀禮安排。

禮儀安排自是需要檢討,不過筆者認為,這未必是對大學自主、學術自由等價值最有益的檢討。因為,儀禮中間的坐立排位所出現的差錯,可不是一種技術錯失,而是背後一套精神的體現。要檢討的,是這根深蒂固的精神,如何由歷史而來,由何種制度鞏固。

香港不少人都讀過大學,畢業典禮由校監主持,象徵性地向每一位畢業同學「扑頭」,才算是正式畢業。但絕大部分人都像筆者一樣,從來沒有問過,為什麼這個每每花上一整天在主持典禮的,總是港督或特首。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反思過, 為什麼自己數載寒窗,修得學問正果,卻要由一個政府首長去作最後確認?為什麼不是教授?為什麼不是我學問上尊敬的人?……

正當港大為了校監一席位,為什麼會給一個與大學,甚至與教育無關的中央官員「竊據」,而弄得風雨飄搖的此時此刻,英國劍橋大學卻出現了有趣的盛事。因為今年會有一個沒辦了六十一年的大學校監選舉。十月中,劍橋大學約二十萬名在世的歷屆高等學位持有人(包括碩士、博士),會聯同校務會成員、訪問教授等等,全都規定要穿著學袍,在兩日之內,莊重地投票選出一名新任校監。參選人包括校方提名的Sainsbury爵士(同名的超市集團前度主席),一名在劍橋郡開店的印度裔雜貨店店東Abdul Arain、一名人權律師Michael Mansfield和一名退休演員Brian Blessed。

這場有競爭性的劍橋大學校監選舉,雖然非常罕有,但非史無前例。上一次是1950年,再對上一次 ,已是1847年的舊事。這場選舉,可說是英國大學老舊民主傳統的活化翻新,因為長期以來,雖然制度存在,但每屆校方提名者,都在沒有競爭對手下自動上任。但今年卻有遠超過提名所需的五十名校友(劍橋人所稱的資深大學成員),首先提名Arain參選,因而激發其他候選人加入選戰。這位店東的政綱,就是要重新拉近劍橋大學與社區的距離,亦反對連鎖超市Sainsbury不斷進駐劍橋市,使它日漸變成由大集團連鎖店完全佔領了的「複製城市」(clone city)。

顯然,這是一場針對企業日漸駕馭大學教育的大趨勢,和大品牌擠壓小商戶過程的小小回擊,這種趨勢甚至連劍橋大學這種老牌的,極富人文傳統的大學也抵不住壓力。雖然目前不知道選舉結果如何,但這件事的時代意義,實在不容忽視。

學術自由與大學自主,並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相反,這些理念是紮根在學院的制度和環境氛圍當中。劍橋大學有個留存久遠的民主選舉校監的舊制度,也有一個視大學老師及畢業生為平等成員的觀念,它將學術資歷較深的,都視作劍橋此一永久學術社群的成員。他們志於學問,成於學問,所以具有平等資格去選擇大學的象徵和領導。要這些理念和制度條件都齊備,這一場煞是熱鬧的校監選舉方可發生。

在英美的大學傳統中,校監所負責的角色其實大部分是象徵性的,只有在極為罕有的重大爭議,校監方要負起仲裁的職責,平常實務則交由校長負責。但香港一般人的錯覺是,「校監」這職位是給予最高權位的人,所以他們從不問大學校監是不是可由普通人擔任,也不會問大學是否應該與社區連結,更遑論再去問,為什麼個個都已具有高深學問的大學中人,不可憑自己的學識和判斷,去選擇一個最能象徵大學的人作最高領導。

或者,由可能連大學學位資格也沒有的「普通人」來擔任大學校監,對很多人來說,是匪夷所思的民主大夢,是走火入魔的不切實際幻想。可是,那些提名小店東Arain的那班劍橋人卻敢想敢做。那麼,退一步來說,校監由有起碼學術資歷,或者專門由具高深學術資歷的人來擔任,不是比較合乎理性,令人信服的做法嗎?可是,看看香港,所有受資助的八所大學的大學條例,都通通列明他們的校監為特首。毋須提名,毋須甄選。我們不禁要問,此例從何而來?有什麼理由要非如此不可?

香港大學在殖民地時代建立,從來都是由港督兼任校監。六十年代起紛紛建立的其他大學,蕭規曹隨,照搬這個傳統。回歸之後,就簡單地將總督改為特首。

筆者查考維基百科,發現指定由地方行政首長出任校監的地方,絕大部分是前英殖民地,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而當中只有白人定居者所建立的新獨立國家,例如澳洲、新西蘭才是例外,他們會由校務會或評議會選出有令人信服的學術背景的人士出任校監,他們可以是社會知名人仕,有官職或沒官職也可以,但總是有令人信服的學術成就,對大學起一個象徵的領導角色。

雖然印度等前殖民地也維持由行政官員出任大學校監的慣例,但不要忘記,這些都是建立了民主選舉制度的國家,至少,他們憑選票建立了一定的政治威望。但只有在香港,各大學的校監只有特首一人。在最劣的情況下,則既無人民政治授權而來的威望,也無學術成就所帶來的威望。而今天,可說就是最劣的情況。

這個,可不是什麼中國人特有的「奴性」所使然,而是一個在「回歸」過程中,沒有被反思改變,進行必要「解殖」的制度。它沒有承繼劍橋等英國古老大學的民主傳統,也沒有回歸到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太學」、「國子監」模式(——它們雖是官辦,但地位超然,有彈劾國政官員的法定作用)。它是世界上目前既不是由學術或其他成就來服人、建立威信,而是一種保證了他只是由保留了殖民色彩的任命而坐在那裏的制度。

這一種殖民地遺下的制度,不經反省、檢討就在那裏,足以說明香港的大學仍然是殖民地的大學。不是這一所香港大學(HKU)是否仍是一所「殖民地大學」,而是香港的所有大學,仍然是「殖民地大學」。這種大學的最高權威來源,不可能是學術,不可能是知識,不可能是社會責任,不可能是對人類的貢獻,而是一種無可追索根由,不能對之發問,從而產生「學」與「問」的真情與熱誠的體制與傳統。

「它」不用說明,因為每年大學神聖的畢業禮,「它」就以最高象徵的身分坐在那寶座之上。也只有這種制度,這種奉最高政治權力為大學殿堂最高權威的制度,令校監寶座由一個地方的最高政治權力者,自動滑到中央大員級別的最高權力者那裏,叫他一屁股就坐上去。

大學的民主化,不是新世紀的前衛思想,他是我們現代幾乎都遺失了的傳統。大學的民主化,不是要與知識區分等級與高低的某種必然性相違背。因為大學的理念正是民主精神的體現,一種只能建基於「學」與「問」之間互相促進,讓探索、批判、質疑與競爭相互提攜的「人人皆平等」的價值,一種懂得寬容異見,欣賞想像和創造力的美學素養。

大學的民主化,可以有很多具創見和想像力的新舊形式。但是,大學的民主化,卻是社會民主化的重要前提。可是,無論哪一種方式,香港的大學體制和慣例,都沒有人嘗試去質問、想像和創造……因為我們這裏,就只不過是一塊殖民地?

劍橋不是一天建成的,況且香港還未完全「解殖」。就讓這「解殖」過程,由廢除香港的大學自動由特首做當然校監開始吧。

《明報》20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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