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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實驗:在新媒體上說實話

香港實驗:在新媒體上說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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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法新社

文:阿藹

過去幾個月,衝擊香港言論自由的事件接二連三,先有《明報》把總編劉進圖換成來自馬來西亞的編輯,接著《商台》著名的時評主持李慧玲無故被辭退,最令人震驚的是剛被調職的劉進圖在街上被二名兇徒斬至重傷入院。

不論媒體人還是公民社會,均相信這幾宗事件均與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相關。

「公民提名」還是「官方篩選」

當下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方案正進入諮詢期,北京及香港的親中陣營異口同聲,指“公民提名”有違《基本法》,要把“愛國愛港”定為候選人的資格。假如最終方案設有篩選候選人的機制,香港將會上演一系列的公民不合作運動。當權者對主流媒體老闆施壓,很明顯是為了防止公民不合作運動的擴散。

面對著這狀況,新聞工作者發動了多次的遊行以作回應。但不少意見認為,這些遊行像“例行公事”,表達完憤怒後,又回到日常,自我審查的壓力仍在,敢言者隨時被調職,甚至被辭退。

新媒體迎戰

在困局下,又有些意見說,不要悼念式的回應,要以新媒體迎戰。

的確,在過去兩年,香港的新媒體不斷湧現,2011年成立的《主場新聞》在Alexa 的本地排名已81位。去年新進場的還有《852郵報》、《巴士的報》,及利用Facebook的公共頁面傳播的《社媒》和《惟工新聞》等。

互聯網令發布的成本降低,令小資本、甚至個人都隨時能經營媒體。

互聯網壟斷

然而,互聯網並不是一個完全公平和自由競逐的空間。事實上,互聯網上的壟斷,與傳統媒體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新媒體的確較倚重內容和社群互動去建立讀者群,但不論內容的發布和社群互動的模式,均受制於大型的平台。譬如說,在香港Facebook的就變成了很多網站的資訊出口,而每當Facebook上改變公共頁面的傳播方式,均會對這些資訊網站帶來影響。

在中國大陸,微博、微信作為資訊的出口,成為了審查機構監控的重地,就是看清互聯網上資訊發放的層級關係。當然,Facebook不受中宣部審查,但集體投訴也會阻斷訊息的流動,去年中國女權主義者艾曉明裸體半身聲援被拘留的葉海燕,就因為被用戶集體投訴而遭Facebook的管理員移除。

新媒體雖然更能以內容,互動和社群去建立讀者,但有較雄厚資本的新媒體,可以透過在Google、Yahoo、Facebook等大型網站賣廣告而增加能見度與讀者量。在資訊浩瀚的互聯網上,資訊的消費像“填鴨” 般,讀者很多時是被動地接受,餵養。

若以商業的模式去經營新媒體,它也會面對主流媒體所承受的政治壓力,抽走廣告的事情也會發生。最近,主流媒體如《蘋果日報》和《AM730》分別被銀行和地產集團抽走廣告,而以商業模式運作的《主場新聞》,也面對很大的廣告壓力。

公共性的辯論變成了社群化的回音室

此外,縱觀過去兩年新出現的新媒體,有能力透過採訪、調查和分析生產新聞故事的少之又少。大部份網上媒體均透過主流和即時新聞評論,以不同的觀點吸引不同政治取向的支持者。結果,公共性的辯論變成了社群化的回音室。

這是由於新媒體一方面受制於小資本的經營,一方面被社交媒體的朋友發放模式影響,使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的效應更強烈。

台灣獨立新聞發展模式

當然,新媒體是一個尚在發展的領域,但多元小眾形成的公共空間不會自然而生,需要不斷的實驗與探索。在香港,新媒體更多地與政治和社會運動配合,過去幾年催生出好幾個小政團;在台灣,地下電台在解嚴前是反對政治的媒介,隨著政黨輪替及進一步民主化,近年除了直接由政府撥款資助的公共媒體,如公視架構下的《PeoPo公民新聞》外,專業新聞工作者積極介入,建立新的平台,不僅發展獨立新聞工作者的課程,更在網上建立民間集資支持調查報導的機制。相對來說,台灣比香港走得更前。

用新媒體改變政治議程

傳統媒體不斷受壓,新媒體的確是一條路,但這條路絕不平坦。

互聯網雖然開放,但資訊的發放也有權力規律,互聯網的管治方式,是另一個戰場。而社群式的傳遞,也使新媒體更分散,不容易形成統一戰線的反抗政治。如何在分散多元的新媒體環境,建立反抗性的公共領域(counter-publics)之間的對話和辯論,生成主流意見與改變的議程,對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更為重要。

(特約專欄,未經允許,不得轉載。原文刊於泡泡網,按內容伙伴協議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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