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景輝
歷任行政長官之中，梁振英大概是將「香港七百萬人」掛在嘴邊掛得最多的特首。明明是小圈子的產物，他卻臉不紅耳不赤的宣稱要做「七百萬人的特首」。最近一次，針對「拉布」，他說「立法會並非屬於那六十個議員，而是香港七百萬市民。不滿的話，大家一定要出聲」，又語帶威嚇說：「拉布癱瘓香港」。這裡，甚麼三權分立或議會內少數派多數派互相制衡的原則，他都隱去不說了，而是像青蛙跳般，一下子跳躍到直接發動人民討伐議會的立場。這種「以人民之名行威權之實」的新統治趨勢，可歸類為「民粹主義式威權」。
和其他威權一樣，它的本質是非民主和缺乏權力制約的，但跟別的不同在於，它號稱自身的權力基於民眾的集體意願。吊詭卻重要的是，這一權力的本質雖然是自上而下，但它的正當性來源，竟是建基於號稱的「民眾」。「民粹式威權」的出現，跟香港社會的轉變有關。近幾年社會上瀰漫對財團富商的不滿情緒，八十年代確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的港人治港模式（引述自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已隨唐英年敗選而宣告死亡。新上陣的梁振英，至少口頭上，不再把管治的正當性基礎，建基於財團和精英的認同和合作，而是面無懼色地訴諸人民。所以，「民粹式威權」也是幹部治港的一項特色。
跟其他地方民選的民粹領袖有別，特首並非民主產生，因而梁振英所訴諸的「港人集體意願」，並沒有人民實質的授權和支撐，反過來，它更多是依賴一種時而取態清晰、時而虛無飄渺的民情民意。例如，強推「五司十四局」改組之際，他不停呼籲「香港急須改革」、「不好蹉跎歲月」，這既對準經濟城市中「發展壓倒一切」的慣性期待，也抓緊近年盛行的「香港被邊緣化」的焦慮。「反拉布」一役，他更順水推舟，呼召港人「厭惡政治」的文化基因，渲染「香港被政客癱瘓」的驚險圖像，引發恐慌。這些民粹召喚不見得全然奏效，但它所捕捉的往往是人民的本能、恐懼和期待，而現實上，梁振英的民望從無到有，也是這般民粹操作的結果。
也許你會問，重視人民的期待有何不可？這不是民主的精粹嗎？首先，民粹煽動家不一定反映民意，但就算他們真的找住了人民的本能和恐懼，也不等如實現了民主。必須說明，所謂民主，是相比「少數服從多數」更為複雜的追求。以政策局改組為例，無論我們多麽渴望「改革」，也不能跳過充份公眾諮詢的程序要求，又或，不管我們多麽厭惡政客，也得尊重分權制衡的原則和少數派的表達權利。也就是說，「多數決」以外，民主還是一套包括公共理性、權力制衡、尊重多元和保障人權的社會組織方式。
台灣90年代實現「一人一票」的總統選舉，被理解為「由威權到民主」的政治轉型。當時知識份子已提出「民粹主議」的批判，直指台灣民主若只靠「一人一票多數話事」來支撐，人民距離真正的自主自治還很遠（註1）。直至今天，有關的批判論述仍然持續，知識界仍致力於分辨「民主」和「民粹」之根本差別，深化公眾對民主的了解。回到香港，近三十年的民主化進程，只放在局部的議會層面，跟台灣進程差天共地。但在本地的民主論述，強調得比較多的仍是票箱民主，離不開「多數決」的簡化教條，這導致好一部分港人對於司法覆核、拉布、社會運動，以致任何稍稍逆反輿情的事物完全缺乏耐性，而這更為「港式民粹威權」的滋長留下了肥沃的土壤。也許，在那個舊特區政府還會說「民意於我如浮雲」的年頭，反對運動以教條作為論述已經足夠，但在今天，情況便不一樣。眼前的新特區領導人不但知道唐英年那套不管用，更彷彿表白般，說自己期待「2017年受普選洗禮」。當然，對於此番宣告，大可不必當真，畢竟，相對於商人出身的董建華和來自公務員系統的曾蔭權，梁振英不僅是個地下幹部，而且是中央假惺惺在走向真正普選之前，民粹轉向的里程碑。
（註1）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期，頁1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