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曉陽
近月，「誰是共產黨員？」這個遊戲非常火熱，先是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的《我和香港地下黨》一書出版，加上候任特首梁振英和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被懷疑是地下黨員，一時間，這個猜謎遊戲甚囂塵上。然而，追溯歷史，這個「誰是黨員」的疑問，早已存在香港社會，尤其是左派陣營內部。事實上，共產黨最早有組織和規模介入香港社會事務的渠道，不是學友社，也不是業餘音樂研究社，而是工聯會。本文訪問了早在50年代初已經直接參與工聯會工作的周奕，周奕先後出版《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工運史》等著作，提供研究左派在香港活動的史料。訪問主要圍繞著早年工聯會內地下黨的運作及所謂的內部「潛規則」問題。而當提到「黨員地面化」，這位老左派則斷言：「弊大於利！」
工聯會於1948年成立，它的組成大部分來自二戰期間的東江縱隊的游擊隊員。二戰結束後，這些游擊隊回到香港，參與籌組工聯會。
成立之初，以提供社會福利為主，譬如在1950年成立工人醫療所，周奕回憶：「當年大家都很窮，根本沒有錢看醫生，而工聯會提供近乎免費的醫療服務，可以解市民燃眉之急。」周奕指出，當時部分領導工聯會的游擊隊員，本來就是地下黨員，像陳耀才。但在1952東頭村大火事件上，共產黨透過工聯會在香港工作的模式發生轉變，「本來，只是透過福利事業吸引市民，但大火後，工會直接介入社會事務。當時東頭村住著很多紡織業工會的工人，於是工會將災民組織起來，要求殖民政府妥善進行災後處理。」事件後， 英國殖民政府認為這些人「搞事」，短短數月內，將工聯會數十名工會領袖「勸告離境」，「這一下子，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又轉趨低調了。」
事實上，地下黨員和左派團體成員的活動，有一個「潛規則」。「除了黨員身份必須隱秘之外，左派團體內部有一個潛規則，就是大家開會甚至是私下見面時，都不可以討論誰可能是黨員，也不能表明自己想入黨。我們只有縱向直線的連繫，不能有橫向的連繫。」有關這種「潛規則」，周奕舉了一個例子。1953年，吳楚帆在電影《危樓春曉》中飾演一名的士司機，「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金句就是出自該片。「本來，吳楚帆不熟悉的士司機這個行業，可以去問工聯會屬下相關工會，怎麼演才會更傳神，但他也不敢做這樣的橫向溝通，只能問影業界系統的人。我記得，後來電影拍完後，他才去問人。」
同樣，1951至59年，周奕擔任工聯會屬下「五金工會」的書記，「但我也不敢和其他工會的人橫向聯繫！」根據周奕，50、60年代工聯會內這種組織嚴密的關係，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但隨著中國大陸開放改革，加上新加入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那個『潛規則』的時代，情況就有些變化。但由於我80年代就開始很少跟工會直接聯繫，後來發生什麼變化，就不知道了。」
60多年來，地下黨員的陰霾一直籠罩香港，大家都在參與「誰是黨員」的遊戲，尤其今天，包括候任特首梁振英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被認為是黨員，這種懷疑，往往成為被攻擊的直接理由。早前，資深傳媒人程翔曾經建議：「香港地下黨應公開化」，引起一陣討論。作為老左派，周奕怎樣看這個問題？他認為，地下黨員公開化，「弊多於利」，主要有兩點：「首先，這數十年來，北京做了不少不好的事情，像反右、大躍進、文革等，造成很壞的影響和印象。更何況，89至今，港人有很深的『六四』情意結。這兩件事情沒有處理好，又或是北京一天還沒有民主，港人對共產黨在香港的地面化，一定會有疑慮。」周奕同意，這些疑慮，會產生一個很不好的後果。譬如說，有些地下黨員本來民望高，較容易為市民接受，一旦公開黨員身份，市民會將對共產黨的不滿投射在此人身上，「這個人做再多的好事，也沒有用了！」「又或是，有些黨員個人行為不好，一旦公開了他的身份，馬上會影響到共產黨的形象。因此，我認為在這一刻，地面化的弊處遠遠大於利。事實上，我還想不出有什麼好處。」
周奕的想法，某程度上也體現了部分香港「左派」陣營人士的想法，但現實是，香港已然回歸15年，「共產黨和香港社會的關係」這個問題，北京遲早要面對和處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