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六四特刊:黨員地面化「弊大於利」?──訪問香港老左派周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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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曉陽

近月,「誰是共產黨員?」這個遊戲非常火熱,先是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的《我和香港地下黨》一書出版,加上候任特首梁振英和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被懷疑是地下黨員,一時間,這個猜謎遊戲甚囂塵上。然而,追溯歷史,這個「誰是黨員」的疑問,早已存在香港社會,尤其是左派陣營內部。事實上,共產黨最早有組織和規模介入香港社會事務的渠道,不是學友社,也不是業餘音樂研究社,而是工聯會。本文訪問了早在50年代初已經直接參與工聯會工作的周奕,周奕先後出版《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工運史》等著作,提供研究左派在香港活動的史料。訪問主要圍繞著早年工聯會內地下黨的運作及所謂的內部「潛規則」問題。而當提到「黨員地面化」,這位老左派則斷言:「弊大於利!」

工聯會於1948年成立,它的組成大部分來自二戰期間的東江縱隊的游擊隊員。二戰結束後,這些游擊隊回到香港,參與籌組工聯會。

成立之初,以提供社會福利為主,譬如在1950年成立工人醫療所,周奕回憶:「當年大家都很窮,根本沒有錢看醫生,而工聯會提供近乎免費的醫療服務,可以解市民燃眉之急。」周奕指出,當時部分領導工聯會的游擊隊員,本來就是地下黨員,像陳耀才。但在1952東頭村大火事件上,共產黨透過工聯會在香港工作的模式發生轉變,「本來,只是透過福利事業吸引市民,但大火後,工會直接介入社會事務。當時東頭村住著很多紡織業工會的工人,於是工會將災民組織起來,要求殖民政府妥善進行災後處理。」事件後, 英國殖民政府認為這些人「搞事」,短短數月內,將工聯會數十名工會領袖「勸告離境」,「這一下子,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又轉趨低調了。」

事實上,地下黨員和左派團體成員的活動,有一個「潛規則」。「除了黨員身份必須隱秘之外,左派團體內部有一個潛規則,就是大家開會甚至是私下見面時,都不可以討論誰可能是黨員,也不能表明自己想入黨。我們只有縱向直線的連繫,不能有橫向的連繫。」有關這種「潛規則」,周奕舉了一個例子。1953年,吳楚帆在電影《危樓春曉》中飾演一名的士司機,「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金句就是出自該片。「本來,吳楚帆不熟悉的士司機這個行業,可以去問工聯會屬下相關工會,怎麼演才會更傳神,但他也不敢做這樣的橫向溝通,只能問影業界系統的人。我記得,後來電影拍完後,他才去問人。」

同樣,1951至59年,周奕擔任工聯會屬下「五金工會」的書記,「但我也不敢和其他工會的人橫向聯繫!」根據周奕,50、60年代工聯會內這種組織嚴密的關係,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但隨著中國大陸開放改革,加上新加入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那個『潛規則』的時代,情況就有些變化。但由於我80年代就開始很少跟工會直接聯繫,後來發生什麼變化,就不知道了。」

60多年來,地下黨員的陰霾一直籠罩香港,大家都在參與「誰是黨員」的遊戲,尤其今天,包括候任特首梁振英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被認為是黨員,這種懷疑,往往成為被攻擊的直接理由。早前,資深傳媒人程翔曾經建議:「香港地下黨應公開化」,引起一陣討論。作為老左派,周奕怎樣看這個問題?他認為,地下黨員公開化,「弊多於利」,主要有兩點:「首先,這數十年來,北京做了不少不好的事情,像反右、大躍進、文革等,造成很壞的影響和印象。更何況,89至今,港人有很深的『六四』情意結。這兩件事情沒有處理好,又或是北京一天還沒有民主,港人對共產黨在香港的地面化,一定會有疑慮。」周奕同意,這些疑慮,會產生一個很不好的後果。譬如說,有些地下黨員本來民望高,較容易為市民接受,一旦公開黨員身份,市民會將對共產黨的不滿投射在此人身上,「這個人做再多的好事,也沒有用了!」「又或是,有些黨員個人行為不好,一旦公開了他的身份,馬上會影響到共產黨的形象。因此,我認為在這一刻,地面化的弊處遠遠大於利。事實上,我還想不出有什麼好處。」

周奕的想法,某程度上也體現了部分香港「左派」陣營人士的想法,但現實是,香港已然回歸15年,「共產黨和香港社會的關係」這個問題,北京遲早要面對和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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