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2014七一特刊】走進內地,反思香港:訪問朱江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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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七一特刊】走進內地,反思香港:訪問朱江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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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是最好的公民教育。只有通過居民運動、工會運動,才能催化公民意識、工人意識、增加社會成員的社會歸屬感。如果沒有社運,人人都對社會漠不關心,變成了『反社會』,結果將會是很恐怖的。」朱江瑋(江仔)說。

他認為,反對並不必然反抗、打倒和消滅當權者。當一個人願意表達意見,他就要對話,提出社會價值,然後結連不同群體,同時承擔表達意見的責任。這是他參與香港各種社會運動十多年,以及內地勞工抗爭一年多的感想。

香港的問題多不勝數,為何他放下香港,轉而組織內地勞工呢?先從他投身香港的社運說起。

新移民與中港矛盾

江仔唸大學時,已有意服務社會。在朋友介紹下,去了深水埗社區協會工作,服務老人家。後來轉職街坊工友服務處,度過十年光陰。期間有份成立中醫和起居照顧員工會,協助電梯維修和紮鐵工人罷工,地區和立法會選舉,反高鐵,也是深刻經驗。

他經常反省,一邊參與運動,一邊反思社會變化,例如由排斥新來港人士衍生的中港矛盾。

也許,他關心移民群體,跟他的家庭背景有關。爺爺早年來港,父親在1979年申請由上海來港居住。他觀察到七八十年代,縱然有嘲笑新移民文化和教育水平低,例如「阿燦」,但這區分無異於內地本地人排拒外省人,較少用公民身分區分。新移民「問題」在九十年代才被提出,伴隨著政府削減綜援建議,首次在1996年,之後是1998年。政府、媒體和商界共同製造「綜援養懶人」,「新移民通常攞綜援」的刻板印象。這也是貢獻論的起源。

「那時新來港人士忍受,不去選擇參與社會。她們(大多數是基層婦女)跟本地人的關係,建基於利益,尤其是在1999年居港權事件之後。她們來港,被質疑是否來領取綜援。她們要證明自己,並非『攞著數』。我和父親以往沒有被問這道問題。」

「在六千元(2010年政府派錢)事件之前,新來港婦女不敢正面認同自己的身份,在新環境定居,被欺負也沒有辦法。那次事件後,部分願意站出來,認為自己有貢獻,是社會一分子,並會幫助其他人。」正如文首提及,江仔認為,運動才能增加社會歸屬感。

他補充,七八十年代的居民和工會運動,幫助香港逐步確立穩定的社會關係,並體現於定下權責,例如提出合理的居住環境和設施,換取願意在香港工作。

貢獻論與發展論破滅

碰巧,六千元事件前後,香港社會漸漸揚棄貢獻論。江仔認為,這是由於發展論--貢獻論的雙生兒--也破滅了:「貢獻論的前提是發展論。發展論是這樣:香港遍地黃金,每天也有發展,有手有腳,那會不行?當發展論隨金融風暴和沙士崩潰了,加上曾蔭權加劇新自由主義,發展論只剩下GDP和熱錢流入,民眾覺得發展論沒有關係,發展不會令他們受益。例如說:『你睇下租金物價猛咁升,你睇下我?』。發展論崩潰了,貢獻論也崩潰了。語言在沙士後逆轉,現在政府和商家反而說貢獻論,指新移民和自由行帶動香港經濟,但不再有說服力。」新來港群體成為社會問題的化身。

轉戰內地,才能總結香港經驗

漸漸,江仔意識到在街工工作到了樽頸,需要總結工作經驗,「尤其是香港民間團體走不出反發展的出路,失語起來。如果不談弱勢群體的貢獻,就只能講利益。政府願意給福利,但要換取放棄政治權利。這跟內地類似。如果我在裡面做,我難以做反省。」

他在2012年9月離開街工,10月轉職「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他的工作是教育工人,普及勞動法及倡議改善勞動法規。

內地工人抗爭難持續

在這一年半時間,他體會到一樣東西,是用經濟利益來換取工人包括參與權在內的政治權利和授權。工人如果「鬧事」,就會被老闆降職、解僱,甚至被拘留及起訴。

2010年開始出現大規模工人罷工、抗議事件,體現了大陸工人激進的維權意識。但目前工人的訴求,大多數還是停留在經濟利益的層面,如追討欠薪、經濟補償金、要求加薪工資、補交社會保障等,很少出現有要求工會直選等民主、政治訴求。工人鮮有跟政府談判,工人的訴求猶如燒香拜神,不知道有沒有作用。

很多勞資糾紛中,工人的訴求都是「買斷工齡」,說明工人對工廠沒有歸屬感,沒有信任感,只有錢才能信任。「買斷工齡」後的經濟補償金才是工人的保障。「這不是工人選擇的,而是社會告訴他,沒有什麼是信得過的。」江仔說道。

此外,目前大陸不允許工人成立獨立工會,官方工會要麼由共產黨控制,要麼由企業的管理層控制,無法有效地代表工人提出訴求,與資方談判。罷工難以持續。

「工人對工會改革,工會民主化的興趣不大,這與工人的身份有關……工人是城市發展的產物。目前在大陸工廠裡工作的工人,絕大多數是農民工。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的農民工,已經不適應回到農村,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正在增加。但目前,農民工普遍在城市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身份仍處在過渡期。」他說道。

勞工團體的轉型和挑戰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農民工對自身的權利已經很清楚。江仔認為,當前形勢下,勞工NGO的定位應是協助工人自我組織和發聲,「即是如何團結起來,選舉工人代表,與資方對話,尋求各界支援等等。」他們希望加強內地工人抗爭力量。

江仔補充,行動的時候是一種考驗,是建立信任的最好機會。只有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到了行動的時候,才會看出你自己有沒有勇氣和信心站出來爭取你的權利,才會看出其他工友的反應,才會看到工人團體會否互相支持和保護成員。

當然,轉型也附帶風險。由於大陸只允許官方工會代表工人維權,勞工團體若介入,則會面臨「尋釁滋事」等指控。

今年四月底,東莞裕元鞋廠四萬名工人罷工,要求廠方補交社保。深圳勞工組織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介入幫助勞資談判,結果主任就被公安暫時拘留,幹事至今仍被關押,被控「涉嫌尋釁滋事」。


十多個本地勞工團體及工會代表,在今年4月,到Adidas辦事處抗議,然後再到太古城中心的ADIDAS、NIKE、TIMBERLAND的門市示威,要求品牌商為裕元拖欠工人社保金額的事件負責。圖:全球化監察

中國政府對勞工團體一直又愛又恨。一方面,勞工團體為農民工提供進城後的生活指導,一定程度上幫助了政府穩定農民工群體;另一方面,這些團體的維權培訓,也一直引起政府警惕。

香港的勞工團體與大陸政府的關係,曾經處在「無合作」,「相安無事」的階段。一方面,在六四事件後,香港團體普遍不信任大陸政府,而大陸政府一直有對「境外勢力」保持警惕。直到2012年,大陸社會矛盾激增,罷工上訪的案例增多,政府難以控制,政府開始將責任推到了「境外勢力」身上。

江仔留意到,一般勞工團體的主要抗爭對象是廠商,避開政府。「香港NGO在大陸工廠的活動,主要是針對品牌商或歐美的跨國公司,配合西方的消費者運動,對象是資本,不直接與政府衝突。」

思考香港,不能撇開大陸

中港矛盾愈演愈烈,大陸與香港的信任感也在下降。不少香港人提出反對大陸,抵制大陸的各種口號。江仔認為這是「失敗主義」:

「現在整個世界已經是一體化,誰和誰都是分不開的。香港重新尋找未來的方向,不可能簡單地否認大陸、拒絕與大陸發生關係。這樣的香港我可以理解,但是令人失望。只有了解大陸,才能平等地與大陸對話,知道如何處理與大陸的關係,怎樣獲取大陸的尊重。」

他帶著這樣的信念,通過做工人教育工作來了解大陸,希望能為香港帶來一些改變。

採訪:一蚊健、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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