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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國際特赦組織於1961年成立,致力推動人權倡議及教育工作,並於1977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至今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權組織,於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超過700萬名成員、支持者和捐款者。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於1982年正式成立,除放眼國際,亦關注香港人權事務,積極推動本港人權教育工作。 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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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自由概況(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夏季號2014)

香港新聞自由概況(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夏季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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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自由概況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夏季號 Issue 10 〈新聞自由〉
圖文版按此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答:杜耀明(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問:無國界記者於二〇一一至一二年世界新聞自由報告提到「香港記者遭逮捕、毆打和騷擾,其工作條件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惡化」。你有甚麼評論?

答:無國界記者按其既定準則評分排名,其中一項重要原則是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或態度轉變直接影響新聞自由空間,因此是表現新聞自由受侵害的指標,由香港免費電視發牌、延遲發放或扣起突發消息以至限制示威及採訪等,均與政府有關。根據無國界記者標準,若政府倒退,新聞自由亦會大幅倒退,所以香港排名連續四年下跌,由二〇一〇年第三十四位跌至今年六十一位。

問: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中國大陸領導人多次訪港,但政府和警方限制記者採訪愈見收緊,如二〇一一年李克強訪港,警員阻擋記者拍攝,二〇一二年向胡錦濤提問六四的記者遭扣查,你認為為何會有如此變化?

答:這與中國大陸政治氣候有關。相比十年前,現時的維穩更大規模,維穩費甚至超越軍費,大陸嚴控新聞自由,並延伸至香港。這亦與香港是否有條件及能力捍衛行之有效的採訪制度有關。十年前,香港仍有議價能力,令採訪記者及領導人保持合理距離,平衡採訪自由和領導人安全。可惜由曾蔭權政府開始,香港似乎失去議價能力,話事權愈來愈少。當中央希望隔絕記者近距離採訪領導人,甚至以大陸對待記者的方式來對待香港記者,香港已無能力抵禦或討價還價,結果做法與大陸相似。

二〇〇三年(編按:五十萬人在七月一日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中央改變對香港政策,由過往「不干預、不出頭」變成「不干預但有作為」。只要中央認為有利香港繁榮穩定、長遠發展及國家安全,就可介入香港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譬如經濟層面有CEPA及自由行,政治方面包括對付泛民主派。中央政府認為「高度自治」已成次要考慮,而它所理解的「一國兩制」,可以執行任何支持香港政府施政的舉措,令香港的角色變成附庸。中央主導了領導人來港採訪安排,進一步反映雙方權力不對稱。

問:二〇一三至一四年,傳媒高層接二連三遭受暴力襲擊,其中劉進圖遭斬傷,情況嚴重。為何這兩年有如此急劇變化?傳媒生態及新聞自由將如何受影響?

答:傳媒工作者受襲一直發生,並非個別事件,如一九九六年梁天偉及一九九八年鄭經翰均曾遇襲,在劉進圖遇襲前,《陽光時務週刊》老闆陳平遇襲,其後又有《晨報》高層遇襲,這是眾多打壓新聞自由事件中較具體的表現,關鍵並不在於頻密程度,而是整體不正之風,挑戰新聞自由已無日無之。實際打擊新聞自由例子有抽起報章廣告、撤換總編輯、特首梁振英向練乙錚發律師信,差不多同期出現,並朝不利方向發展。

市民難免憂慮新聞自由,因此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及前律政司司長均開腔發出警號,提醒市民新聞自由並非必然,香港新聞自由整體環境轉變,面對前所未有的侵害,所以人人更應關注。

問:就香港近年新聞自由政策而言,譬如警方消防資訊數碼化、纏擾法擬立法、限制公司查冊、欠法定獨立公共廣播等,你有何評論?

答:政府一連串政策告訴我們,如果政府不是處心積慮,就是本能反應,對任何可令社會更開放的措施及對自由態度並不友善。例如香港電台,向它提供更多資源,可用於發展節目或增加向公眾發放資訊的渠道,而內容不一定偏激或批判,但只要政府覺得有可能不利施政,便對其施壓。又如免費電視發牌,根本沒有理由長期限制只有兩個免費電視牌照,尤其其中一個免費電視台不濟,以至出現一台獨大壟斷局面。政府懶理亞洲電視(亞視),不顧香港市民利益,只因亞視對政府毫無威脅。這樣對政府並無好處,並窒礙市民接收資訊的權利。其中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就是政府恐懼任何令資訊更開放更多元化的措施。

問:民間社會一直在爭取檔案法及資訊自由法。你有甚麼意見?

答: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第三十四號《一般性意見》訂明政府有責任讓傳媒和市民得到所需資訊,並指新聞自由不單是不干預,政府亦須發放資訊,充實言論自由內容,因此政府不能一邊容許自由採訪,另一邊拒絕發放資訊。資訊自由是新聞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檔案法亦是資訊自由的一部分,確保過去政府公務有清楚記錄,並有序地公開,有利公眾監察,有助政府建立良好管治、施政透明及問責。

資訊自由法及檔案法兩者配合,可令政府公開現有及過去施政所涉及的資料(唯牽涉商業秘密或公眾利益者除外),讓公眾及傳媒更有效監察政府,亦讓公眾有條件參與公共討論,因為資料和分析是理性討論的基礎。由此可見,資訊自由不僅保障市民知情權,亦有助政府變得開放,帶來民主政治實踐。

問:你認為香港傳媒對中國大陸及澳門有何角色?

答:香港傳媒是監察大陸實際情況的重要窗口。無論文化大革命還是八九六四,大陸愈禁止報導,外界愈需要了解。而近年大陸維權運動只能通過境外傳媒報導,當中外國傳媒報導大陸新聞的比重少於香港。

雖然大陸宣傳機器強大,利用輿論引導採訪,但是香港傳媒尚有言論自由,如在四川地震「一方受難,八方支援」的主旋律下仍有獨立採訪空間,有條件如實報導,加上同文同種,報導會更貼切,有助香港人以至各地認識大陸,繼而出口轉內銷。因此香港記者在中國新聞前線有獨特角色。姑勿論報導可否幫助大陸人或澳門人監察政府,單純為了香港人,也應好好善用僅餘空間。因為香港毗鄰大陸,兩地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至今仍環環相扣,若大陸情況轉差,香港亦難以獨善其身,因此了解及掌握大陸發展實況十分重要。

問:你對香港新聞自由有甚麼展望?有甚麼改善建議?

答:香港新聞自由逐漸走向維權階段。一方面新聞自由愈見受壓及侵犯,另一方面捍衛新聞自由的訴求愈見清晰,兩者形成張力,並有維權成分。

最近聲援李慧玲和劉進圖的集會人數遠高於以往關注打壓新聞自由的示威,反映市民感到問題升溫,新聞自由不再是多與少的問題,而是有或無的存亡問題。例如在免費電視發牌,少一個免費電視牌照意味著少一把聲音和選擇,又如商台解僱李慧玲、香港數碼電台事件以至新聞工作者接連遇襲,可見新聞自由受到嚴重損害,正在走回頭路,我們更須挺身而出,捍衛應有的權利。這種維權運動與大陸只是程度不同,但同樣關連到全民要求、價值及利益,不僅新聞界,所有市民也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

至於網絡媒體,比較彈性和獨立,門檻較低,任何人也有發言權。然而,網絡媒體至今仍須透過主流傳媒報道,才有較大發揮。如善用社交網站廣傳資訊,善用網絡組織行動,可加強傳播能力,引起主流傳媒及公眾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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