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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七一特刊】香港有中港矛盾,澳門呢?

【2014七一特刊】香港有中港矛盾,澳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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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澳門人而言,很多社會事實就像常識一樣,無需分析即已明白。例如,澳葡政府在回歸前並沒有為澳門建立起一個相對現代的社會規範,沒有足夠壯大的中產專業力量,沒有出現構建本土主體認同的流行文化,以及,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和社會融合並不是從回歸後才開始等等,不一而足。令澳門社會在遭遇「富強」後的內地人、文化時,衝擊並沒有香港般大。

愛國社團早已掌握澳門

澳門早於1966年「一二三事件」後,一連串事件的發生使得澳葡殖民時代提早落幕。1966年以後,澳葡政府在澳門維持有限、形式上管治,市民社會的領導權,完全由北京政府及其支持的傳統社團(尤其是「愛國資本家」社團)所掌握。中共以南光公司(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轉為新華社)與傳統社團(中華總商會、工聯會與街總,以及外圍的婦聯學聯等)上下分工,不斷直接左右澳葡政府的決策,代理北京在澳的權益,以及「教育華人如何愛國」。

回歸後社團政治更明顯

1999年澳門回歸後,此前在民間社會中本已佔有領導地位的中共指導力量(回歸後從新華社轉為中聯辦)和傳統社團,組成執政聯盟,自然接管澳葡政府的合法統治權力。因此,可以說從一開始,澳門統治階層在本地社會的權力認受性已經比香港高。至於民間社會的組成,因為澳門的新移民比例遠較香港高,約佔一半左右居民並非在澳門出生,要融入當地社會並產生公民認同以至參與,需要一段時間。而原居民,無論華人或土生葡人,都在綿密的人際網絡中,或多或少地連結上社團。

社團政治在回歸後發展更快,回歸當年大約有一千八百個社團,近年社團數量屢創新高,2009年至2012年是高峰期,每年錄得四百個新社團成立,約一日多一個社團。截至去年,已突破六千大關,若對比六十萬人口,大約一百人便有一個社團。由於執政聯盟是由社團網絡維繫,公帑猶如失控地流向社團,助長人們以發展社團作為一門產業。

家族社團依附政權生存

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加上賭業帶動下的高增長經濟形勢,似乎澳門該是個超級穩定的社會吧。其實不然,近年暗湧不斷。首先,以「愛國資本家」為首的本土管治集團是一個沒落的封建資產階級,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已經失去產業競爭力。曾經在經濟上佔有優勢的本土管治集團,權力核心是幾個關係密切的家族,以親疏有別、利益輸送等手段維繫政治經濟特權。由於失去大部分產業的競爭力,這個集團必須以世襲、壟斷,依賴政府政策庇護的產業才能生存,例子有房地產、公共工程、醫療產業、高等教育等。今天,雖然澳門的整體經濟數據亮眼,然而產業發展與財富分配失衡、社會不公持續惡化,大部分市民的生活負擔越來越重。對澳門居民來說,直接不滿的對象是本地無能的管治集團。每年三大遊行日(五一、十一及回歸日),主要訴求仍是針對本地社會的公義、民生及民主政制。

澳門的一國兩制,一如中國傳統的「羈縻制度」,針對邊陲地區或藩國,只要形式上認同大一統皇權,中央即不管他們如何自治。在政治上利用舊有的宗族進行統治,經濟上讓原來的生產方式維持不變。澳門的管治集團,一如舊時的土司,是世襲制,既不能升職,也不會被降職,做得好不會獲獎勵,做得壞也不用受懲罰。對於北京政府,澳門社會最多只是間接表達不滿,認為中央放任本地土官與駐澳力量(包括中聯辦及中資)合流分贓。

賭業經濟繁華,亦成矛盾根源

至於近年在香港出現兩地人民之間直接的中港矛盾,在澳門則尚未發生。部分原因可能是澳門主動或被動地在空間上作出了區隔,遊客集中的三大區,有兩區是新填海地,對本地居民影響不大。而新馬路至大三巴一帶的傳統核心區迫滿遊客,本地居民似乎已經習慣或忍受了。只是,當澳門需要承受越來越多來自全國各地「貪官土豪」的黑錢周轉、負面娛樂發洩,而本地管治集團無能處理,進而擴散到生活社區時,不滿情緒隨時觸及澳門人的忍耐極限,兩地人民之間的直接矛盾衝突,亦有可能在澳門上演。

圖片來源:論盡媒體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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