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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要脅,我是要制裁暴力(順回董啟章先生)

我沒有要脅,我是要制裁暴力(順回董啟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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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讓我先說一些故事。

六月二十日,毅行爭普選最後一日,早晨行至IFC。我們有數百人,在橋上已經靠邊走,但與上班的人潮重疊,畢竟擠擁。一妙齡女士不耐,真的向我們喊:「唔好阻住條路我要返工呀!」大家很客氣,立即開路,但我很不忿,真的想過找她理論。儘管忍住,但她的話我令我傷心,比毅行期間不時被阿伯粗口侮辱更痛心,久久不能平復。及後行至上環,意想不到有很多老店支持我們,才稍稍釋懷。

我對返工之說並不陌生。近年崛起的年輕派系,一直在網上譏刺港人,為民主和公義的付出,僅限於假日去遊行,行完就走。不肯留守或有其他行動,原因是明日要上班。我向視為挖苦和玩笑,常以此自嘲(遇事早退,便解釋「左膠聽日要返工」),不料真有人在面前宣之於口。請相信我,我們的人數難免有礙,但橋不長,即使阻礙也頂多不過一分鐘。事後我懷善念想,也許當天女士剛巧預算不夠,真的快遲到,才忍不住惡言相向。

那天星期五,參與毅行者,不是已經退休的老人家,就像我般請假。當晚立會又在審議東北前期工程撥款。我一日走兩場,那不算什麼,有些參加者是通宵兼程;有些參加者是陪著樞機每日起步。換來的是「唔好阻住我返工」,一分鐘。

我料有些人會說:你地成日講自由呀嘛,你覺得民主重要,人地覺得返工重要。你要尊重其他人嘅選擇同權利--容後回應。

「衝擊好暴力!民主阻住地球轉!」

六月廿一日,佔中公投啟動第二日,我在銅鑼灣街站。一位女士過來表達不滿。我至今仍衷心感激,她有氣量願意辯論,讓我昨日積壓下來的「憤慨」得到宣洩,與她辯論超過一小時。

她與我說話時夾雜不少英文,我這個廢青不時聽不懂。談話中她隱約透露,丈夫在大學搞研究,夫婦在英美生活過。但她的想法,與我平日遭遇,挑釁街站的阿伯無異:扔嘢,衝擊好暴力、拉布阻住地球轉、抗爭搏出名無用、民主無必要等。

慶幸她不是來踢館的罵街者,她有知識和良知傾聽。識我者俱知我沒口才,但她肯聽我娓娓道來:我告訴她,扔嘢拉布者,背後認真的付出和努力,遠勝於建制派物質的利誘,膚淺的論政。他們在不公的制度下,唯有以此力阻惡策惡法,當年他們沒法拉倒高鐵和領匯等弊政,到頭來弊病叢生;我批評她昔年為六四站出來,如今卻放棄,點出她認為無用的心態,正中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專政何以長存的解釋;政府稱房屋是重中之重,卻不拿西九,高球場等更少代價,更加方便的地方建公營房屋,卻要在東北和地產商合作,私樓佔地多公屋佔地小,根本無理服眾;更請她不要誅心地攻擊抗爭者、要求公開南丫海難報告的苦主、追究高鐵浪費延誤的市民、爭取港視開台的員工,都居心叵測,別有所圖。

至於民主,我真的由蘇格拉底為雅典殉道,講到美國三權分立,日本的制度移植。女士對我冗長的論證,恐怕不太服氣,爭論時或出現火花,一度質問我要先回答:真正的民主是什麼,有國家實現真正的民主嗎?

我回答她:民主的定義的確有歧義,達至民主要符合很多條件,不同國家有些條件做得較好,有些卻做得較差,但不能因小失大,以偏概全。只要綜觀所有條件,有沒有民主的差異就很明顯。遂以台灣為例,女士立刻條件反射地不滿陳水扁貪腐,學生運動。但我導正,陳水扁的下場正是遭到公民抗命制裁。現在台灣執政、在野黨領導都是出眾的知識份子。到我反問她:綜括而言,而家係台灣好定香港好?她語塞。

她亦質問我,民主事事反對,例如東北,焚化爐。她說反對的人自私,妨礙正事和發展。我對此說最不滿,話裡亦開始有火:無論任何制度,推出任何事都可能有神經病反對。重點在於有公平的制度,所有人都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提供選擇。無論過去的高鐵,現在的東北、焚化爐,民間、學者都提出其他選址和方案,民主可以讓大家公正地決定什麼方案最符合公益,亦有機制衡量哪些方案代價最少,並由受惠者補償損失者,以德服眾。過去美國也倡議過高鐵,遭反對沒有成事;比起美國的「假民主」(女士的形容),反觀香港強推高鐵,至有今日,究竟誰是誰非?女士再次無言。

最後我開始訴諸感情:我向討厭搗亂的她坦承,我是衝入立會大堂的一份子。我沒有為此求名,我將fb內所有標示我在立會大堂的圖片都除去標籤;我亦非藉此避禍,由於近來我常在前線,警方早認得我。我已向警方交代身份,說有事即管拉我。

我為何佔中?

我決意參與佔中,始於港視抗爭。關鍵的時候,政總匯集數萬市民,群情義憤,一度包圍立會,欲阻建制派議員離開(當晚建制派怯於場外人數和直播,幾乎無人敢放厥辭)。但因港視職工會非社運搞手,復有黨爭,散場後深夜只剩幾十人留守。我和留守者都滿腔悲憤,深憾港人「哀其不幸,怨其不爭」。

若果每當政權衝擊人民底線,就有萬計市民輪流請假,每天維持萬人包圍政總靜坐。又何須衝撃,又何須籌劃佔中(儘管留守政總本質已屬抗命),梁振英早已腳痛,港視早已開台。但我們不肯哪怕多一點付出。港視員工曾滿懷希望,去緬甸,去阿富汗,可望在新電視台嘗試有深度的製作。現在希望與事業星散。最重要是邪惡贏了,正義不得申張。

所以我走上了這條路。

我想自己有些地方說服了,打動了她(也可能我毫無疲態,願和她大戰三百回合的架勢嚇壞了她)。最後她對我說,希望佔中別選在中環等重心地帶,妨礙別人--正同上述質疑,容後一併回應。

何謂「暴力」?

此所以我深慶董啟章先生榮登書展年度作家,卻不苟同其演說《必要的沉默》。我衷心希望董先生,當時能夠在場,和我們一起聽立會如何否決徹查港視黑幕,如何通過東北前期公程撥款。後者為強推撥款,快刀斬亂麻,先否決調查高鐵延期超支,和爭取公開南丫海難報告的要求。

我未經歷過偶語詩書者棄市的秦代,納粹的集中營;未體驗過以色列空襲,六四屠殺。那麼「暴」只可是形容他者的歷史名字?我在現場的感受非常震撼,是我有生以來有感最大的冤屈和暴虐:無論泛民議員,持份團體如何有理有節,點出建制議員有利益衝突;政府理據不通,疏漏百出;要求釋疑,提出任何建議和修訂,建制派都可以滿口歪理開脫;說不過去,好簡單,不許再說。因為在功能組別下,建制派把持議會,控制議事規則的詮釋和執行;最後是現實的暴力:立會保安成了吳亮星的保安,動粗阻止范國威等議員上前理論。

我的感想的確是暴力,暴政。

懇請董先生賜正,如何理解「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莊子)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書)?恐怕兩者俱有失實之處:沒有史料明證當年真的會處死竊鉤者,窮人連立足處都沒有。很抱歉,我認為上述「誇張的類比」,比喻香港非常貼切,是否亦屬「語言的濫用」?

董先生在演說中,對「語言的濫用」似未仔細釐清。因為董先生正是文學家,而修辭在文學上是許可的。例如碟形世界(Discworld)別出心裁的比喻便備受稱道。文學修辭向見於政史哲作品,正如莊子和漢書,既為哲學,歷史著作,亦是文學經典。我不解董先生是否認為,「誇張的類比」作為修辭,只可由文學專用?抑或董先生認為政治言論應該嚴謹,不應採用文學修辭?那又如何理解常用於現代民主國家的「多數人暴政」?抑或董先生對怎樣的修辭才算恰當,不過是可議的感想?國內不少學者以戰前德日,革命前的法國,比擬現時中國。

我知其他人亦未必同意我感想。回應質疑前,容我先向自己人進言。不少同行於六四,七一的港人,不參加,甚至不贊成佔中,原因大家熟知,覺得佔中門檻好高、可能會亂、影響別人和經濟、更溫和的方案在商討日投票中落選等;可另一邊廂,新進的派系卻很不滿佔中的克制和踟躕。東北撥款通過後,大家決定不衝,他們亦很不屑,拿著大聲公指罵。

我想向溫和者說,參加佔中的不少是老人家,多年來他們都一直致力於傳統的民主運動,直到現在為佔中籌劃的準備,依然如是。請思考他們為什麼投身佔中。我們既為同道,都要面對同一問題:政權自反國教運動後,開始改變對策,就是厚起面皮,無視我們。今年七一的氣勢,如在十年前,政權一定淆底,但現在政權除了秋後算帳,真係當遊行集會冇到。所以民主支持者的中堅,決定提高運動層次。

我難以論斷什麼路線更好。老實說,面對強權,恐怕什麼路線皆沒異,都要等到中國變天,香港才有真正民主。然而敢於嘗試未必有望,害怕嘗試必定無望。民主運動必須有人願意前仆,才能開拓機會讓人後繼,哪怕結果只不過快一點點。「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鐡屋的希望」。

肯為民主付出的人從來不多,待久了便會覺得大家都是熟人。他們往往亦是投身佔中的核心。我不客氣要問,請自問支持民主,卻抗拒佔中太激的同道:除了投票、六四、七一,你們在溫和的路線上還有什麼付出?有沒有主動組織集會遊行?有沒有和我們一起落區,擺街站、洗村、洗樓?有沒有自發籌辦不同活動,無論是講座、辯論、導賞、讀書會、電影會等等?有沒有走到烈日之下,盡自己力量,傳播民主信息,駁斥建制歪論,說服身邊的人,別再以高牆為護蔭?以上種種,正是獻身佔中的人一直在做,至今無休。無論佔中成敗,將來還是要繼續做下去。請溫和的市民理解我們選擇,還請你們在溫和的路線上以身作則,坐言起行。若始終不理解我們,就不必指望我們,溫和的路線正需要你們充實,沒錢的路從來缺人。

反過來,有些更激烈的同道,不屑佔中亦屬「和理非非」的溫和路線,冷嘲熱諷。很抱歉,若果衝擊,案底是你們眼中的勳章,這方面「左膠」依然遙遙領先;東北撥款通過後,有人不齒大家克制,慫恿民眾去衝。聽到一年輕人批評發言者「自己俾掌聲自己」,我立即明白他態度,凝視著他。其時大家正值悲憤,氣氛劍拔弩張,難以仔細思考論辯,唯有比「資歷」了,我向他交代經驗,潛台詞很簡單:大家衝的時候你在哪兒,辯論結束。

由於新進派系興起,現在民運和網絡,彌漫著崇尚「勇武」的風氣。的確鞭策大家更加進取,尤其是慣於「妥協」的代議士,這是好事。但末流所及,卻鄙夷傳統的民主運動,則屬惡劣。我不以為激進是問題,因為激進是政權激出來。但首先是要知行合一,身先士卒,不要鼓勵大家衝,自己腳卻不肯先動;第二是平時始終需要付出,爭取市民理解,到行動時才有人願意一同起步。若民眾的確被「和理非非」騎劫,欺騙了,平日就要和大家一樣「揼石仔」,爭取他們轉投懷抱。比起一時無畏的衝擊,無休止的落區、街站、默默耕耘的「揼石仔」工作,才是願意為民主付出多少的真正考驗。

我沒有要脅,我是要制裁

是時候回應上面質疑。我們是否要尊重其他人的自由,佔中不宜選擇中環,因為妨礙各位返工?

六月六日,我在立會大堂。保安們當然好不滿,罵我們知不知規矩,問我們屋企有沒有規距。我們很奇怪,首先我們從來不同意將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比作家庭的關係;而且我們家的規距,也是家人一起決定的。我們向保安,立會秘書處解釋政體的不公,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我仍然記得向立會秘書處的主管說著說著,說到南丫海難,不禁哽咽起來。他們都是讀過書的公務員,他們懂的。

批評佔中阻礙經濟,阻礙自己返工的人,平素政見大概可以理解。你們的自由觀其實沒有問題,但你們忘記了一個更根本問題:你們有自由支持中共,支持梁振英,支持民建聯,支持國民教育,支持興建高樓大廈,支持港式發展,支持開發農地;喜歡周融,喜歡李偲嫣,喜歡陳淨心,喜歡愛港力,喜歡不問世事,喜歡飲飲食食,沒問題的。但前提是你我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公平競賽。不可以自己心意,在不公的遊戲規則下有優勢,卻要大家跟從。不守不公的規矩,就是暴力,就是違法......我們忍夠了。

暴秦之所以為暴,就是秦王有自由左右人民,但人民沒有。內地經歷過政治浩劫,無人能夠避開政治漩渦。如今內地紙醉金迷,部分人以自由為之辯護,認為人民有自由莫談國是,追求低俗。但共和主義批評此說忽略了自由之所以存在,實有賴人民維繫。公民須有自省並有責任捍衛平等的制度,自由方得到保障。

在公正的國度,不公會受到制裁。懲罰的本質必然有復仇成份,不過是由公權執行。如瀆職濫權腐敗的統治者被罰坐牢,家人子女也許無辜,但這是無可避免的代價。在不公的國度,不公非但未受制裁,更因法律的制定、裁處亦為其所控,反受不公的司法保護。既然公權未能負責懲罰,人民唯有抗命,這是無權力者的唯一權力,能夠制裁到作惡者。

在此告訴中共,張志剛和其他當權者:我沒有要脅,我就是要制裁你們。終有一日,我要李旺陽的雕像立於故鄉,肖像放進國家博物館。你們應該慶幸,我是大中華膠,而非分離主義者。對於不明究竟的長輩、兒童等等,佔中可能打擾你們幾日行程,我衷心致歉,並會坦然接受案底,坐牢等刑罰。至於因政權所為,合符自己所欲,而維護不公秩序的人,我對你們毫無歉意,你們同要受到制裁。

出於知識和良知,我們不選擇電影般復仇,以和平抗命為制裁,已經考慮到比例原則對權利的尊重。留意兩者的分別:佔中沒有用公權剝奪任何人的行動權利;政權在用公權剝奪所有人平等的政治權利。

不要只顧自己數日的行動權利而輕視更基礎,更普遍的權利。請問問自己:過去港鐵是否這樣擠迫。港鐵被過多內地客,水貨客佔據,無日無之,明明比未成真的佔中嚴重萬倍,上水早就因太多水貨客而亂了,衝突頻生。大家清楚港鐵因自由行超荷,已經發聲過,申訴過,但在不公制度下,政權懾於內地和商家,迴避問題。所以內地客,水貨客繼續「合法」佔領車廂。

我們可以選擇忍下去,其實我和多數人無異,一直忍氣吞聲。但當偏袒的制度,直到將來普選依然不變,中共和權貴先揀好人才讓我們選,將來的衝突依然無法公正解決。我唯有用行動去制裁,把自己失去的東西取回來。我清楚自己沒資格取代公權,所以選擇有限度的制裁方式;我願意比應受制裁的人,承受更大後果。

每經歷一次弊政,如港視不獲發牌,徹查無望,公民廣場上市民和員工相擁而泣;你們卻因建制的議員和團體,成功為你爭取到什麼什麼,參與他們遊行能夠換取物質而支持,因私利而忘大義,良心應該令你們受到更大懲罰。若感覺不到,唯有付出代價使你們面對。我明白你們憎恨我們,例如我方的文宣經常用到「奴隸」,你們從來不覺得,很反感。我承認我方文宣不時與民情脫節。你們習慣了由上而下操控的秩序,於己無損,甚至對己有利。自己過得去,不以為苦,就想其他人和你們一樣接受專政的現狀,不公的制度,否則就是搞事,搗亂--你們不是奴隸,只是自私和麻木。你們須要建立平等的正義觀,在眾人之事上,撇開私利和己欲,認同平等的遊戲規則,我們才能和平共處下去。

六月二十九日,佔中公投最後一日,我身處港島街站。臨近截止,有年輕人來質疑投票的公信力。由於街站方遭挑釁,殘餘的敵意未退,針鋒相對。爭論下去才漸發覺,在外國回來的他不是那些人,應該是在網上,同儕間多接觸年輕派系的論述,對佔中費時於商討,投票有保留。最後我向他解釋,我的立場與佔中大會不盡相同,我承認這種投票,的確輕而易舉,算不上什麼。七一晚我一定陪學民,學聯留到最後,邀請他一起留守。

最後他為表認真,特地趕去實體票站投票。佔中公投中七十多萬票中其中一票,是我和朋友花了一小時解釋,加上我履行承諾換回來。

最近我方爆出獻金醜聞,很難看;主場又溘然而逝,哀痛不能自己。我只是普通市民,投身民主運動不過數年,卻見證香港雖勢途日蹙,有德者卻砥礪頑抗,我焉能臨難圖存。但我這個金主實在寒酸,今年遊行不過捐出數百元。一個牽涉千萬的醜聞,就將我和無數市民的努力毀於一旦。時窮力竭,我不斷自問還能做什麼,讓市民明白我們不計犧牲,不計後果為了什麼。唯有佈滿街頭,塞滿監獄,讓憎恨我們的人盡情對付我們,沒有相干。唯有時間能夠消弭仇恨與功過,唯有看哪一方能為信念付出更多,才能分辨對錯。

(原題為〈我沒有要脅,我是要制裁。順回董啟章先生〉,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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