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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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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本港回歸至今政治形勢系列之(二)──特區「前傳」與經濟邏輯

本港回歸至今政治形勢系列之(二)──特區「前傳」與經濟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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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不少市民仍然懷緬港英時代的社會面貌,無可否認,除了民生福利建設方面的表現以外,「中產階層」的興衰轉折同樣形成強烈的反差。但人們對歷史往往只有片面的認識,而且未能充分了解政治與經濟的關連性,以致誤以為香港的「成就」是精英份子在英國的「民主」管治之下創造的,並將回歸以後社會狀態惡化的責任完全歸因於受到內地官僚腐敗的影響。以下本會將嘗試從宏觀經濟角度刻劃出英治時期的香港社會輪廓,說明一直以來內地政治經濟形勢的任何變化不能不對香港產生重要的影響,希望能夠解開個別市民的情意結。

廉價勞動力促進本港工業發展
  英國經過工業革命以後成為了「世界工廠」,英國的資本家除了剝削本國的工人之外,還要求本國政府從殖民地掠奪原材料,並為工業產品開拓市場。為此目的,英國還需要在航運路線上面建立海軍據點以及為船隻提供服務的港口設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就屬於這種類型的殖民地。

  英殖民者選中香港並不是出於偶然的,因為鴉片戰爭以前全中國只有廣州被清政府開放作為有限度的通商口岸,暴利的鴉片貿易自然也在附近偷偷摸摸地展開。由於清政府積弱無能,鴉片貿易後來已發展到在珠江口一帶海域公開地進行,因此香港除了作為常規商品的轉運站以外還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為英商向中國販毒及逃稅漏稅的不法行為提供武力支援。

  香港主要作為轉口港的角色直到二戰結束以後有所變化,由於國共內全面展開,大量資金、工業生產設備以及逃避戰爭的人口從內地湧入,推動了香港的工業化進程。此後國內的政治形勢與陸港兩地的發展水平差距依然驅動部份內地居民持續出逃到香港。港英政府對偷渡行為總體上採取容忍的態勢,並於1974年推行「抵壘政策」處理這個歷史問題,因為沒有內地配合積極堵截的話,港府單方面遣返根本無助於遏止偷渡大潮,況且這批非法人口正好滿足本港工業發展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

城市發展與人口流動兩者互為因果
  大量廉價勞動力供應與低稅率的環境進一步吸引本外地資本投資設廠,推動本港工業達到80年代的全盛時期。然而1980年也是本港移民政策的分水嶺,由於「抵壘政策」的鼓勵作用加上內地政局令偷渡問題越演越烈,港方對人口的消化能力趨於飽和,加上中方也早有提出「一國兩制」收回香港的準備,雙方遂在偷渡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分別實行了「即捕即解」政策及加強邊境管制。

  不過人口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典型趨勢直到移民政策制度化以後依然未變,內地人口仍透過婚姻和親屬關係移居香港。雖然目前內地個別城市的發展程度已追上香港,反向的婚姻趨勢同時存在,但若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依然普遍的話,典型的模式仍會是主流。在移民政策的基礎上也衍生了假結婚問題,但根本的原因同樣關係到經濟因素造成的吸引力。一般來說,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所引起的自然趨勢,城市發展與人口流動兩者互為因果,移民政策只能夠延緩趨勢,而不可能使其完全靜止。

  實際上,陸港兩地之間的經濟和文化往來從來沒有真正中斷過,反而政治隔閡造成了人為對立。無論如何,陸港居民之間存在親屬關係是十分普遍的「既成事實」,假如要求完全禁止這種流動必然會引起強烈反彈,設想把香港和內地完全對立起來然後根治社會問題簡直是緣木求魚。況且地域矛盾根本不足以解釋所有社會問題,我們認為回歸前後的政府同屬資本主義性質,而不同意港英政府較特區政府為「好」或者比較「公道」的判斷,相反資本家與勞動大眾的對立卻貫徹於歷史進程當中。

公營房屋政策的歷史背景
  多年來人口持續遞增導致房屋需求上升,以下我們簡要地探討一下本港公營房屋的發展史。促使公營房屋誕生的直接原因是1953末發生的一場寮屋區大火,五萬多名災民無家可歸,當時政府為了盡快解決問題,便火速在火場原址附近興建徒置大廈安置災民。目前的公營房屋制度大體定型於1972年,港督麥理浩宣佈實行一項名為「十年建屋計劃」的政策,該政策目的是要在1973年至1982年期間,為180萬香港基層居民提供租賃形式的公共房屋。

  這是港英政府自70年代進行一系列的社會改良運動其中之一項,新市鎮的發展也是由這項政策推動。相信大家對以上情況都有一定的認識,不過經過多年演變,最初公營房屋與工業發展直接掛鈎的關係可能已被社會所忽略。這一點可從已成為歷史的「徙置事務處」和「徙置工廠大廈」得到印證,以下我們引用《香港地方》網的有關敍述:

  「政府除了發展各種公共房屋之外,還發展工廠大廈。這些工廠大廈的發展歷史,可追朔至徙置區年代。1954年,政府成立了徙置事務處,該處之工作主要是管理各個由工務局興建的徙置區(即新區)的租務事宜。而徙置區的設立主要是提供最低水平之房舍予那些因天災人禍而無家可歸,或被政府遷徙而須安置的市民。
   五、六十年代,香港盛行『山寨廠』,即一些家庭式工業或小規模的工場。那些工場往往是設於寮屋區及平房徙置區之中,取其人工不高及租金低廉。當那些寮屋區及平房徙置區因天災或被政府收回土地重新發展時,政府便要提供一個地方予那批工場重新經營,那是徙置計劃的一環。這便是政府興建工廠大廈的源起了。」

  這裡不言自明的是,當年政府建造公共樓宇不單為了救濟災民,同時也為了照顧「山寨廠」的生存需要。這些小型工業資本能夠吸納部份來自內地的人口,一來推動生產創造財富,二來「山寨廠」這種經濟組織有助政府進行間接的管治,維持社會秩序。如果再考察「房協」的歷史,它早期的性質根本就是為廠東興建工人宿舍的機構。

  在這段歷史當中,政府本身或者向所謂的志願機構撥出土地直接或間接為工人提供廉租房屋,客觀上具有補貼工業產品的作用,並調節房產持有者及工業資本家之間利益,促進工業發展,維持社會穩定。因為工資的最低限度必需讓工人足以應付自身及其家庭的必要開支,房租就是其中一項,政府撥出土地資源解決了這部份,工業資本家就可以用較低工資聘用工人,從而降低工業品的出廠成本,提高「香港製造」的競爭力。

港英「仁政」的「美麗誤會」
  殖民政府對香港民生問題態度的轉變也非無緣無故的,由不甚過問到主動承擔之間經過了一場社會運動的洗禮,我們所指的是當時官方和商界定性的「六七暴動」,或者左派稱為「反英抗暴」的群眾運動,這一點麥理浩在晚年的訪問當中已親自承認。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經濟增長與民生惡化兩種趨勢並存的現象與當今形勢其實有點類似,而且當時工人爭取權利的集會均會遭受警察的無情打壓,運動終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衝突。

  暴動以後港英政府明顯把手上的「大棒」換成了「胡蘿蔔」,戴麟趾卸任之前已着手提高勞工權益,並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收集民意,改善官民關係。麥理浩更進一步展開各項社會工程,包括大力興建公營房屋,改革《僱傭條例》,擴展公營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並推動公務員本地化,以及成立廉政公署打擊主要在警隊內部的貪污。

  社會上流行一種歷史觀點,認為良好的社會制度建基於善良的願望。我們無意糾纏於改革者「善良」與否的問題當中,這裡只強調一點,就算撇開殖民主義的歷史罪行,資本主義政府所提供的任何福利實際上都來自全體勞動階層所創造的財富,市民大眾根本不應該感激於壓迫者的「施捨」,而香港社會從「黃金時代」到迅速崩潰的來龍去脈其實可以在經濟當中找出來的。

「中產階層」的興起
  70年代以後政府的公共投資持續增長,直接創造更多的職位,房屋及其他公共福利的投入也減輕了基層市民的負擔,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開始提高,使服務行業得到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預告着百業興旺的前景。產業擴張導致高薪職位增加,「中產階層」就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興起的。

  以往一段時間內,「『中產階層』是社會支柱」的觀點十分流行,所依據的是「中產人士」一來自身就是「納稅人」,二來他們服務於企業,企業營利增長也為政府創造更多稅收,三來「中產階層」不斷膨脹的話將提高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推動房地產價格整體上升,政府賣地收入就越來越多,政府繼而利用稅收和賣地收入進行社會公共建設。所以「中產階層」間接地照顧了基層的福利需要,「中產階層」膨脹有利於社會安定繁榮。

  與此相關的是,在那個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年青人只要發奮用功擠身專上學府,畢業以後職業前途和收入水平基本上都有所保證,而「中產人士」的收入水平一般與學歷掛鈎,似乎是「文明」程度帶動着經濟發展以及決定着個人的社會地位。其實諸如此類論調與「資本家投資養活了工人」的道理是一樣的,都是以整個經濟循環當中的局部表現建立本末倒置的結論。

糾正本末倒置的經濟概念
  從比較簡單的情況進行推演會容易理解得多,假設現在有三個資本家以及三個分別持有農地、廠房、商舖的小業主,第一個資本家租用農地、雇用農民經營農業,另一個租賃廠房、購置機器及僱用工人開設工廠,最後一個商家租賃商舖僱用店員進行經營,而各資本家均僱用經理管理業務。

  廠方從農場主那裡買進原料讓工人進行加工生產,產品轉售給店方得到貨款,店方再把產品轉售予消費者,收回本錢並實現利潤。生產和銷售流程不斷進行,到工資期届滿後資本家分別向經理、農民、工人和店員發放工資,資本家則獲得了利潤。一年過後,假設所有受僱人員除經理以外的工資水平均不用納稅,於是政府將從資本家的利潤、業主的租金收入以及經理的工資當中提取一部份作為稅收。

  可見財富必需由產業工人或農民首先把有價值的工業或農業產品生產出來,然後才可能進行再分配,成為各種資本家及業權人的利潤或資本收益,以至管理人員及商業服務人員的收入。換句話說,生產勞動是財富之源,商業、服務業及各種文化產業繁榮必需建基於工農業強大的生產能力之上。同樣道理,「文明」必需隨着教育普及而提高,決不是純粹思維意識的產物,不管建立及維持教育的資源是由政府還是私人「慈善家」撥出,均意味着社會已積累了一定的財富。

資本家的利潤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
  資本家要能獲得利潤,工人的工資就必需低於所出賣勞動力的價值,如果情況是相反的話,所有資本家早就應該破產了,故此工人養活了資本家才是實情。雖然政府的賦稅都是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向富裕階層徵收,但這樣做並不可能根本消除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且一般情況下,工人都是在工作進行一段時間以後才獲發工資,即是工人首先向資本家「出借」了勞動力,而不是資本家以自己所擁有的財富預付給工人。

  「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真實意義是表現物質財富價值的符號,資本家實際上以一定量的消費品作為代價,換取勞動者一段時間內按照資本家意志進行勞動。「貨幣」量發生變化只代表着交換或者財富轉移,如果單憑帳目往來判斷誰對社會有貢獻的話,那麼無異於研究「貨幣如何創造社會」那般荒謬無稽。

  舉一反三,「中產階層」的膨脹和收入水平提升其實是社會經濟規模以及商業利潤越來越龐大的結果而非原因。起初資本家無法獨力管理企業,而專業人員具有特殊的「利用價值」,所以資本家願意向他們支付比一般工人為高的工資。不論「中產階層」的工資還是政府的稅收,都是工人遭受到資本家剝削以後才成為可能。

「中產階層」興衰存內在必然性
  我們繼續觀察八、九十年代的情況,80年代本港工業發展達到歷史高峰,適逢內地當局實行以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設廠投資,於是珠三角地區頃刻間蓋起了大大小小的廠房,廠家以高薪聘請本港具經驗的技術工人長駐內地「帶師」,工業產品又反過來通過香港轉運外地。廠家投資內地獲得厚利,於是向直接為內地業務服務的人員發放高薪,這個特殊的時期甚至造就略有積蓄者晉身小廠東或月入數萬的自僱貨櫃車司機。

  與此同時,由於內地當時正實施「外匯管制」的關係,外資都是以香港作為進入內地市場的中轉站,而本港廠商同樣只能夠在港處理訂單及貨物交收,大量商貿及金融結算促使本港轉型為金融中心。表面上似乎是港人為資本家「創造」了商業利潤,但這完全是種錯覺,廠家投資生產以至把產品轉手,才是利潤得以實現的全過程,正因為內地工人的工資被壓低,同一價值的產品才能有更大的利潤空間,甚至乎這種產品的零售價格定得更低一點,它為資本家實現的利潤卻比以前還要多一點。

  可以認為,香港在內地「改革開放」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提供了全方位的「技術支援」。整個社會一度出現勞動力短缺的情況,於是一般職業的工資水平亦受到強勁的經濟增長帶動而錄得可觀的升幅,港人變相享受到內地「改革開放」的「分紅」。與此同時,本港市民消費力提高大大推動了房地產業發展。

  90年代由於完成產業轉移所節約的資本回歸本港資產市場進行投機,導致本港的資產價格在產業「空心化」的過程中仍表現出異常的亢奮。港府利用賣地收入為港人準備「最後的盛宴」,高峰時期年度賣地收入能達數以百億計,土地收益反過來投放到民生福利建設上面,直覺上這種發展模式實在天衣無縫,因為獲得財富就好像變魔術一樣輕而易舉,滿足了富裕階層的享受需要之餘,基層市民的需要也得到照顧,既有效又合乎於強者照顧弱者的社會道德。

  然而這不過是福利社會的「迴光返照」,債務危機的爆發實已「在劫難逃」。在香港各階層皆大歡喜的同時,內地金融市場亦逐漸開放,本港廠商及外資企業的內地業務也漸漸走上了軌道,他們依賴港人支援內地業務的程度就會減低,一旦發生經濟危機企業必然首先對高薪一族開刀。本港的勞動力市場己不再緊張,教育普及以後專業人才也不再「稀缺」,擠身「中產」的難度自然大得多。

小結
  香港社會的演進過程從來都沒有超脫於經濟的必然性,70年代政府的公共開支每年遞增,80年代受惠於內地「改革開放」,到90年代大量港資完成產業北移後,由此所節約的資本回流本港資產市場進行投機,是三劑刺激本港經濟的「特效興奮劑」。一直以來,港人幾乎沒有想到過香港社會的建設過程,同時就是多年來財富因本外地資本剝削陸港兩地工人而集中的表現。

  賣地創造了巨額的財政儲備讓港英政府體面地撤離,而且巧妙地把建設社會的支出轉嫁到置產者身上埋下巨大的社會危機,直到總爆發之前,根本沒有人懷疑過經濟狀態將會發生突如其來的巨變。亞洲金融風暴在回歸以後的1998年發生是否早有預謀無從稽考,不過港英政府沒有嚴格管制揭按業務就肯定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

  籠統地說,回歸前夕二十多年的經濟狀態讓市民從生活當中感受到社會彷彿存在一個上流階梯,本來一無所有的勞動大眾可以從公屋起步,滿足於現狀者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上進者克苦求學努力工作或者小本創業艱苦經營,就有可能成為自己居所的主人,財富繼續累積下去還可以進行各種投資增值,擠身資產者的行列。這種社會意識凝固下來成為個別人士的情意結,時至今日仍存在明顯的影響力。其實勞動大眾「中產化」只能夠是短暫現象,社會的發展趨勢不是個人意志可以創造或逆轉的,勞動大眾只有並肩作戰才能在前進當中找出戰勝資本主義的辦法。

  另外,大家也要理解內地新移民主要來自基層家庭,他們同樣是資本的剝削對象,與近年推行向內地富裕階層和專業人才傾斜的移民政策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輸入人口政策方面以後還會再作探討,而福利開支同時就是政府的財政負擔,我們在這一篇當中尚未對港英政府70年代的財務安排進行剖析,有關土地經濟的論述亦未完成,下一次我們將進行專門考察。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4年8月14日
(2017年6月11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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