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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社會民主連線

李家超說,告反新界東北示威者沒政治考慮,我信。我信的是,根本他已無需考慮告示威者是否一個政治決定。皆因整個檢控落案的制度,特別是公安條例本身,就是賦予了執法與司法部門作為去政治化地作政治檢控的工具。簡言之,控告示威者,即使時間上真的如此巧合地發生在佔中和罷課前夕,也不能與政治無關。

但是,李家超作為執法者,他在其位自然就看不到,或假裝看不到本來就已是十分政治化的制度。

同樣道理,罷課在即,有中學校長高調表示不許校內有任何政治的行為發生,著令老師和學生都不得掛上黃絲帶。校長如此宣告,當然是運用權力時出現的state of exception,但正因為這種例外,我們便看到行使權力者本身的權力是沒有明確的合法基礎。我們會打從心底去反抗說:「你話你有權就有權?你話唔得就唔得呀?你估你係皇帝呀!」說罷,其實皇帝也是一樣地站在同樣脆弱的位置。

事情或者可以再推進一步去想,不論李家超又好,講話大晒的校長亦好,他們的權力在我們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但反對他們的權力,即我們以他們權力脆弱以證他們無理取鬧時,我們這邊在行使權力時,究竟又是基於怎樣的基礎呢?

權力若是歸於人民,那我們更根本要追問的是,人民在哪?誰是人民?我暫時簡單的回應是,人民者,站於歷史的大河上,逆流而往,正在尋找和追認那被壓迫者的祖先。

沒有與受壓者的認同,何來認出壓迫?認出壓迫的受壓者,若沒有追認那被壓迫者的祖先,又從何去說起反抗的緣由?受壓者在反抗中及反抗後,若背棄了受壓迫者的祖先,又如何保證他不會淪為壓迫者呢?一切反思的可能,也是源於我們與壓迫者均站在同樣脆弱的薄冰上。

註:「與受壓迫者的祖先相認」是馬國明先生不斷提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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