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本會的使命:認清歷史,把握時事,反對一切挑撥陸港矛盾的言論,反對盲目排外,促進香港市民在「愛國愛港愛人民」的原則下團結起來。 https://www.facebook.com/HKCNEDG 網誌

政經

本港回歸至今政治形勢系列之(三)──房地產泡沫經濟與福利主義同出一轍

本港回歸至今政治形勢系列之(三)──房地產泡沫經濟與福利主義同出一轍
廣告

廣告

  上一篇我們主要地談論過回歸前內地因素為香港所帶來的重要影響,話題現在自然要轉移到本港經濟與政治形勢的內在因素上面。承接前文關於增加公共投資的論述,做法直接創造職位空缺,市民生活受到保障社會消費力因而提高,帶動各行各業發展社會面貌煥然一新。不過福利開支同時就是公共財政的負擔,責任落在什麼人身上其實是個政治問題。關於經濟發展與民生的關係,社會上流行「造蛋糕」與「分蛋糕」的說法,似乎問題只存在於經濟增長與分配之間,以下我們將向大家說明現實決不是那麼簡單的。

港英政府應付公共投資的理財策略
  港府起初進行社會工程的本錢毫無疑問來自庫房的盈餘,但開支越來越大遲早要面對財政赤字,1973年的股災和石油危機更直接威脅到財政穩健,港府一度於1975年加稅並發行「公債」。不過兩種辦法只能夠作為權宜之計,正因為香港以低稅率吸引資本投資,稅率「過高」反而不利於稅收;而發行「公債」就是向公眾及資本市場「借貸」,有限度發行是無傷大雅的,資產者可將之作為可靠的食利工具,若大規模發行並利用作福利開支性質就不一樣,市場將會懷疑港府的理財能力及港元的可靠性。

  因此,到經濟回穩以後,港府仍舊在土地經濟上面打主意。與低稅率的原理一樣,政府沒有理由把工業用地的價格推高的,只能向商住用地埋手。不過土地既要賣高價錢就不能賣得太多,為突破這個局限政府乾脆直接化身房地產發展商,於1976年底推出了名為「居者有其屋」的房屋政策。

  「居屋」的主要特點就是按照私人住宅市場價格給予一定折讓發售予持「綠表」的公屋居民,但政府並不因此而吃虧,賣樓與賣地都是賺錢,而且除最早期的幾個屋苑以外政府仍然保有折讓部份的地價。由此政府可套出相對富裕的公屋居民所積累的財富,他日物業升值以後更可以在個別單位的「自由市場」交易當中賺得「補地價」差額。

「居屋」政策是港府重要的理財手段
  如是者,「居屋」政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全了兩個土地經濟的「循環系統」,第一個是公營房屋系統,「房委會」以及「房協」變相擔當着自負盈虧的「基金會」角色,以租金收入營運現有的公共屋邨,而發售「居屋」的收入則作為興建更多公共屋邨的資金,第二個就是「賣地-私人住宅市場-社會建設」系統,富裕階層透過改善居住環境的置業行為,把積累的社會財富重新投放到公共財政當中進行有益於公眾的社會建設。

  這種模式感覺上頗為理想,好像資本主義能夠輕而易舉地帶動所有人富裕起來,不過必需符合兩個假設,首先市場上不能存在任何信貸關係,其次每個家庭只能購買一個居所,而且都願意為這居所付出所有財產。然而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決定了兩者都是天方夜譚,現實當中只有「小市民」人浮於事,為了解決基本的住屋問題任由市場擺佈,必需為自置居所投放畢生積蓄,通常還要欠下數十年的債務。

  在市場系統之中出租房屋可以帶來資本回報,因此必然吸引金融資本形成投資需求,另一方面房地產價格也會隨着市場購買力持續上升而「水漲船高」,因此市民將感到越遲置業越吃虧。銀行的按揭業務「幫助」了市民提前實現置業的願望。不妙的情況就此發生,提前實現的需求刺激房地產價格上升更急,吸引更多投機者加入市場,按揭業務為投機行為造成更大的便利,虛假的需求形成惡性循環,雪球越滾越大。

政府通過土地經濟成功把「公債」化作「私債」
  8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一定程定上抵銷了信貸膨脹帶來的風險,進一步麻木市場的危機意識。到90年代信貸水平已達到岌岌可危的地步,1991年官方指示銀行將按揭置業的首期由一成提高到三成,一度令樓市出現調整。不過市場已產生亢奮情緒,樓市很快就調頭向上。另外,公屋的罰租政策並沒有相應調整,「居屋」買家仍可承造九成按揭,政府更擔保以原價回購一手「居屋」,買方在規定時限內可行使該權利。可見誘導市民投入市場的政策其實沒有改變,政府本身就是房地產風潮的推手。

  地產商通過銀行融資向政府支付地價,市民借助「按揭」貸款向地產商支付樓價,於是置業的市民成為了債務的最終承擔者,整個過程尤如政府把「公債」化作了置業者的「私債」。在泡沫爆破之前,一個人憑有限資金向不同銀行申請按揭同時持有幾個私人物業十分常見。到1997年的時候投機風氣已不限於股市樓市等資產市場,社會流傳着一句話:「High Tech就揩嘢,Low Tech就撈嘢」,意思是搞高科技就蝕錢,投機炒賣就賺錢,可見反智的賭徒心態已發展到何等嚴重的地步。

  現在全面地回顧港英時代的經濟結構,很容易看得出民生福利建設與房地產價格上升及信貸膨脹存在着內在關係,市民所享受的一切實際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殖民政府根本沒有向港人施恩,只不過在其統治的最後二三十年間,「幫助」市民向銀行貸款透支未來收入而已。資本家階級付予勞動者的工資也不是白給的,他們可以通過整個經濟系統把「多付」的工資要回來。

地產商的壟斷地位奠定於港英時代末期
  房地產是暴利的行業,幾大華資發展商的資本得以在樓價暴升的同時迅速膨脹,開始染指各行各業。過程中「中產階層」的人數和收入水平正相應地膨漲,而房地產市場給予他們晉身資產者機會的同時亦把他們捲入信用系統的漩渦中與地產商共命運。於是地產壟斷資本不單在經濟上獨佔鰲頭,而且在社會意識領域也奠定了基礎。一段時間內「李超人」成為了港人的偶像,最能夠說明壟斷資本的社會影響力。

  與此相對應的是,港英政府自80年代啟動了各級議會的「民主化」進程,加上內地發生了「六四事件」,「民主派」理所當然成為政界明星。在精英階層的渲染下,市民普遍深信「民主+法治+自由市場=繁榮安定」的公式。這種社會意識實際體現為每個公民只關心「民主」選舉監督政府,同時在法律的框架下專為自己的經濟利益着想。總之「人人為自己,政府為大家」就能夠實現國泰民安,要是社會出了毛病責任肯定不在守法的公民或企業,而在於政府施政失當或者執法不力。

  實際上,自由市場理論模糊了經濟規律,輔以「民主、法治」觀念則抹煞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存在着利益衝突的客觀事實。如果勞動大眾沒有在政治層面上過問經濟事務,資本的權力就會不受限制,政府自然充當着資本家的代理人,其公共性質只會流於形成。我們並非籠統地指責改善民生福利與推動「民主化」有錯,問題在於不能孤立地看待每個環節,而必需對所有問題作出系統性的處理。

  另一邊廂,中英談判期間人們發生信心危機不敢置業,樓價暴瀉,中資銀行卻「一馬當先」,率先推出跨越97年的按揭計劃實在「功不可沒」。內地政府一味斥責港英當局企圖留下爛攤子,卻從來沒有就炒賣風氣向港人作出誠懇的告誡,也沒有為港人分析福利政策的實質,反而強調「50年不變」,並大力吹噓本港資本主義的「成就」,也需要為部份港人的抗拒、不信任情緒負上相應的責任。

中央與本港壟斷資本首度交鋒
  實業家出身的董建華在中央制定的選舉辦法下成為首任特區行政長官,我們相信他應該了解到投機歪風根源於房屋被人當作「賭具」,也意識到地產商是殖民時代精英意識的載體,於是設想大量興建公營房屋及帶領香港建立高增值的科技產業以改變發展模式並收復人心。不過他採用的始終是資本主義的辦法,而且當時的境環下幾乎找不到「同盟者」,注定他的施政吃力不討好,最終在經濟逆轉之後遭到了徹底失敗。

  發展商決不會放棄暴利而主動把資本轉移到別的產業上,況且董建華的構想正觸犯了他們的核心利益,模仿美國「矽谷」的「數碼港」在壟斷資本的實際操作下淪為地產項目。港資廠家要不專注於內地的發展,要不就埋首「撈嘢」,根本不會關心香港的產業前景,因為勞動密集的產業沒有可能遷回香港,高新科技自己一時間也搞不起來。再者,當時勞動大眾普遍還沒有在自由市場的神話當中覺醒過來,並未和應一項於己有利的公營房屋政策。

  由於「中產階層」在金融風暴當中受到最直接衝擊,而新政權打破了「不干預」原則,反對派議員、自由派學者及傳媒乘機對「八萬五」政策大肆撻伐,要政府為樓市崩潰負上政治責任。董建華被迫屈服於強大的輿論壓力,無奈宣告「『八萬五』已不存在」,轉型計劃也不了了之。隨後政府實行「勾地表」政策以及停售「居屋」,把土地及房屋供應的決策權力完全讓渡予地產商,企圖阻止樓價下跌拖延經濟衰退。

  雪上加霜的是,2003年爆發疫症摧毀了政府挽回局面的所有努力,「泛民主派」則於經濟低谷成功爭取大批市民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實際經驗讓中央明白到地產壟斷資本的社會基礎非常牢固,不能單靠官僚意志左右人心。當資本主義的香港瀕於死亡之時,中央不得不向地產商進行「招安」,起用港英時代的舊官僚曾蔭權向大小資產者表明放棄干預市場及法治的決心,請求他們配合恢復香港的虛假繁榮,隨即藉着開放內地居民「個人遊」,及向港商提供商貿優惠等政策向香港輸送利益。

資本主義必然導致經濟危機
  對資本主義的一次起伏周期總覽過後,我們可以總結泡沫危機為社會帶來兩種後果,一種是財產的支配關係發生重大的變化,另一種是經濟陷入蕭條,勞動大眾無奈地承擔資產者投機的惡果。亞洲金融風暴是區域性的危機,在歐美地區的繁榮反襯之下,難免令人以為危機是由於管治當局的財經政策不成熟所引致的。不過值得深思的是,1998年世界既無天災又沒有大規模的戰亂,為什麼經濟發達的香港竟發生了危機呢?

  現實當中資本家為了應付自然風險發明了保險業務共同承擔個別行家偶然的不幸,至於商業風險本身就是由全體資產者的逐利心態造成的,這是資本主義所不能克服的內在缺陷。高利潤的行業將吸引資本蜂擁參與,促使該行業迅速發展,直到產能過剩,市場就會出現社會無法消化的商品,這意味着部份資本停滯在產品的狀態不能變現,企業的資金流開始發生問題,於是以裁員、減薪等辦法向僱員轉嫁損失,到過剩商品被消化以後才會再度繁榮。另外,信用制度會令市場不容易及時察覺產能過剩,到危機實際爆發的時候必定會放大好多倍。銀行家在經濟系統當中舉足輕重,他們不可能對貸款者的業務及實力一無所知,但是泡沫既已形成也就騎虎難下唯有一錯到底。

  90年代樓價已逐漸脫離市場的承受能力,房地產投資已處於盲目擴張的階段,可是資金仍繼續湧入市場把泡沫越吹越大。「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正當本地資產者為了競逐財富而大肆舉債的時候,國際游資突然撤走,並通過早已部署好的拋空「洗劫」一翻,貨幣市場因為銀行體系需要結算而出現緊張,銀行之間沒有充足的貨幣儲備互相拆借就會把利息率扯高,大批置業者無法應付突然急升的利息開支繼而引爆資產泡沫,所以1998年前後的繁榮和衰退根本是前因和後果的關係,所謂「成功擊退大鱷狙擊」也是自欺欺人之詞。

所有權具有決定性意義
  可見「造蛋糕」的邏輯實際上是種「唯發展論」或者「唯生產力論」,現實社會的經濟關係要複雜得多。這裡引申出經濟絕非只有規模的問題,同樣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所有權的問題。因為生產資本都是資本家私有的,所以人與人之間的財產關係是不平等的,當支配生產力的權力被承認的話,社會就只有用利潤去驅動資本家組織經濟活動。更可怕的是,資本自我膨漲與貧富兩極分化根本無法阻止,勞動者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將不斷造就一種異己的力量,反過來壓得自己喘不過氣來,竟至於「蛋糕」造得越大勞動階層獲分配的比例反而更少。

  勞動者一無所有,既不能靠食利過活也沒有條件創業,於是只有老老實實為老闆工作,而且要就任何消費向不同的資本家「進貢」。整個經濟系統構成資本對勞動者的實際統治,就算收入較高的「中產階層」也不在例外。公屋政策把「中產人士」排除在外,逼使他們必需受到房東的「統治」,因為法律保障了房東從租客身上獲得「貢賦」的權力。如果運用按揭置業,「中產人士」只不過游離到金融資本的「統治」之下,雖然名義上成為其居所的所有者,但在還清貸款之前一旦喪失了「納貢」的能力,銀行即有權將物業強行拍賣把置業者打回原形。顯而易見,「造蛋糕」根本是資本家哄騙勞動大眾的「口頭禪」。

  當樓價跌至谷底之時,有人為了引導不滿情緒指向政府,抛出一句「馬克思發明了『無產階級』,董建華就製造了『負資產階級』」。其實現實當中的確存在「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而「負資產」完全是房屋作為剝削手段的必然後果。所謂當局者迷,人們只有從發財夢當中覺醒過來才可能認清資本家設計的「糖衣陷阱」,整個制度通過房屋政策迫使置業者真正晉身資產者之前必需對老闆死心塌地,而且一旦遇上經濟危機還要為既得利益階層自保充當「犧牲品」。
  
福利主義並非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
  因應貧富懸殊的事實,有人就提出了「分蛋糕」的命題,不過這是對資本家妥協且自欺欺人的口號,因為在產權私有的保障下,資本家所掌握社會資源已不能被再分配。福利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為應付工人激烈抗爭的產物,是麻痺及分化勞動大眾的手段,只要社會資源屬於壟斷企業的資產,政府的福利開支最終還是要流入資本家手中。就好像長者$2車船優惠,政府只不過補貼差價,資本家對這種政策自然沒有異議。

  直截了當地說,福利主義就是把盈利送給企業把負擔劃給公共財政,與其認為政府對社會承擔不如認為提供給資本家更有欺騙性的屏障。目前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在緊縮福利開支,對企業卻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政府不斷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暫時恢復企業的支付能力繼續經營,使勞動階層不至於大批地失業。但是社會上的流通貨幣越來越多就會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勞動大眾所持有的貨幣量並不會相應增加,這是變相的掠奪,資本家通過金融霸權不斷稀釋勞動大眾所佔有的社會財富挽救自己。

  因為歐美的債務危機已明白地顯示了福利社會的必然下場,現時提出福利主義作為社會運動的口號明已明顯落後於形勢。事實上陸港兩地人口眾多,管治當局沒有條件大搞福利主義緩和勞資矛盾,於是運用投資基建刺激生產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的辦法延續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來確保就業,二來不斷「建設」社會,予人更為務實的感覺。

意識形態紛爭造成勞動大眾內部分化
  與此相對的是,社運人士已認識到公共投資通過大興土木的發展模式只有利於本外地資本家及富裕階層,對普羅大眾卻沒有太大的意義,於是以不同名義進行抵制,諸如「官商勾結」、「大白象」、「保育」、「賣港」等。民間運動發掘話題,「泛民」議員就利用立法程序及法律手段阻撓官方的發展方案。「建制派」則告訴市民隨着經濟持續發展,大家的處境自會慢慢的改善過來,由此成形了意識形態領域上「民主」與「官僚」議題以外又一條主要的戰線。

  目前是意識形態國度的「戰國時代」,基層市民普遍沒有形成主人翁意識,其一部份消極地等待自上而上的改革,另一部份則受到「泛民主派」的影響,以為實現了「真普選」就會萬事大吉。社會上兩類對抗的觀點尤如對一杖硬幣的兩個側面各執一詞,一方以為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是唯一的選擇,只不過國外勢力通過「泛民主派」無事生非,圖謀拖垮香港社會;另一方則認為是官僚階層好大喜功妄顧民生,且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洗腦」,並讓「保皇」政黨以「蛇齋餅糉」等手段向思想「落後」的市民收買選票「保駕護航」。

  其實雙方都抱有精英心態,認為自己的判斷絕對正確。實際上當今社會資訊發達,人們憑自己的認知自然會產生一定的傾向性,極端的「行動派」不可能是主流,多數人都屬於「觀望派」。社運人士當中也普遍存在爭取社會回復到壟斷形成以前狀態的願望--不論他們所希望的是重頭開始構建「理想」的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爭取自身成為資產者的發展機會,但壟斷趨勢無論如何是不可能逆轉的,因為壟斷企業不可能被瓜分,也不可能被競爭手段擊倒。如是者,「建制派」的保守作風故然有礙社會進步,但是社運人士指出社會流弊同時硬銷自己一套「民主」方案的態度也不利於實現勞動大眾的團結。

小結
  市民大眾可能被「中國夢」或者「強國」的呼聲擾亂了視聽,以為官僚意志可以決定經濟規律。其實資本主義的形態「萬變不離其宗」,社會制度的本質並不決定於人們的觀感和稱呼。我們指出過港英政府沒有控制好信貸風險不必要地炮製出一個「燙手山芋」,不過我們決不是說經濟危機可透過政府調控而消失於無形。管治當局一般不會向公眾披露真正的決策根據,全國大興土木的同時地方政府卻債台高築,根本上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泡沫,內地已事實上走上了香港的房地產經濟和歐美債務危機貨幣氾濫的老路,而且成為世界性金融危機的一部份,如此背境之下叫人造「中國夢」實在耐人尋味。

  返回到本港的環境,研討會認為妨礙本港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並不是缺乏「民主」空間,反而在於市民大眾尚未突破固有的思想牢籠,等待改革成果是消極被動的,而要求政府提高福利水平也非可持續的辦法。當務之急是向市民說明資本主義的本質,必需以改變社會制度為目標,團結一致將矛頭指向壟斷資本,推動政府動用財政儲備對公共事業實行公有化,並爭取提高利得稅率以及最低工資水平,意在要求資本家承擔公共福利及直接改善勞動者待遇的責任,從而形成一股獨立於「建制」及「泛民」陣營之外的統一力量。

  與此同時,為確立克服資本主義的可靠保證,公共經濟系統必需由勞動大眾進行「民主」管理。勞動者一旦掌握經濟權力,大家就能夠從資本的壓迫當中解放出來,面對官僚特權等政治問題就沒有後顧之憂,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才會成為可能。下次我們將回顧1998年金融風暴過後,資本家如何在「泛民主派」指責政府官僚、低效的掩護下向勞動階層轉嫁危機。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4年9月6日
(2017年6月11日修訂)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