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不設少數族裔中文課程 團體批評教育局 政策涉歧視

不設少數族裔中文課程 團體批評教育局 政策涉歧視

「單從佢地講口語流利,一定呃左你。」

(獨媒特約報導)這是任教少數族裔學童多年的叢麗明老師的體會。她在說,大部份少數族裔說聽中文能力,一如道地香港人,但讀寫中文的能力,只有初小程度。因為不懂讀寫中文,有大學法律系一級榮譽畢業生,面試機會寥寥無幾,做跟車這類基層工作最終也被被解僱。,甚至不懂申請公屋、綜援,遑論融入社會。關注團體齊心指向一個根源:中文教育出了問題。

香港融樂會星期六(3月23日)在城市大學舉辦了「少數族裔中文教育:何去何從」研討會。出席嘉賓包括教育局代表、研究少數族裔教育的學者、立法會議員、平機會專責小組代表,和過百位前線教師、校長和社工。他們一致把矛盾指向教育局,要求取消指定學校政策,以及要求推行中文為第二語言課程。

土生印裔青年,夢想被語言高牆隔開
研討會首先有生於香港的印度裔青年Jeffery現身說法(見主題圖片)。他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和英文,現職福利工作員,在重慶大廈工作。他現正修讀社工課程,即使能與同學相處愉快,做功課時始終有困難:「其他同學在用中文做報告,唯獨我用英文。」他與很多男生一樣,曾經想過當一個足球員,最後因為看不懂中文,童年夢再三被拒諸門外:「當年填麥當勞青訓申請表時,要去請保安叔叔幫我翻譯。25歲的時候,也曾想過做一個足球教練,但原來教練的中文水平都要被考核。」最令Jeffery感到無奈的,是學校從來沒有提供中文學習機會給他。他說其實少數族裔學生需要的只是一個機會,偏偏香港教育制度從一開始已經將機會抹掉。

融樂會總幹事王惠芬(見下圖)引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嚴厲批評港府對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教育失敗:「當少數族裔不能掌握中文,他們根本無法享有其他政治和公民權利,嚴重削弱他們升學就業和融入社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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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中文教學政策出了甚麼問題?
研討會上,不同講者道出現時為非華語學童而設的課程,水平參差,縱使上課多年,中文程度未能應付就業升學。教育局認為「在適切學習階段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以銜接多元出路」,於是支持學校自行製作課程,局方採取支援角色。

小學家家煉鋼 中學難教
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學系副教授關之英博士(見下圖)透過觀課,發現到每間小學都有各自的課程,並且與中學沒有溝通,令中小學函接常常出現問題。最後到中一收生時,學生的質素參差很大,令課程制定倍加難度。關博士說:「有學校,小學三年級時已經學習用三素句(「誰人-在何處-做什麼」)作文。但有一些中一學生依然停留在兩素句(「誰人-做什麼」)作文。不時有同學反映上中學後中文水平反而倒退。這是令人心痛的情況。」

關之英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叢麗明老師在研討會指出,該校自行設測驗,評估新招收中一學生讀寫中文程度,以便按能力分組學習。結果,一份一般香港初小學生也懂答的考卷(例如數筆劃、辨識部首、填寫時間,而半數問題也是選擇題),有近6成考生分數不足50分。在不合格的學生當中,有約7成在幼稚園或小一開始唸中文,而有約6成學生的小學中文課本,跟華語學童一樣。這引證主流課程難以有效令大部份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

文憑試太深,國際考試不足生活應用
少數族裔的家庭和友儕環境跟華人不同,難以要求他們同步學習母語為中文的主流課程;考文憑試/會考中文科而合格的,萬中無一。理論上,少數族裔可以自由選擇其他如GCSE,IGCSE,或者GCE 高補/高考(AS / AL)中文科課程。近年他們多應考GCSE/IGCSE考試,但其程度只及本地小學二至三年級,遠不能應付讀書、就業和生活。GCE AS / AL中文課程分別相等於本地高小及初中程度,過往因為考試費用太貴而令考生卻步。由本學年開始,教育局資助他們報考費用,希望有更多學生考取其他國際認可的資歷,鼓勵他們提高中文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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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祁永華博士認同提升學習目標,設計不同程度的等級考試,建構一個學習階梯(learning ladder),然後政府帶頭聘請中文考試合格的非華語學生,證明考試有實用價值 。

不過,GCSE不像主流中學文憑試,有統一考核時間。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學系副教授關之英博士指,學生學習中文時間因而出現差異:「一般學校會安排學生在中四考GCSE,中六考GCE AS。不過有學生中四已經完成GCSE和GCE AS課程,接下來中五中六難道他不用上課?最頭痛的例子是,有同學小六已考完GCSE 。」

梁振英政綱未兌現 教育局仍未落實第二語言課程
袁月梅博士(見下圖)任教香港教育學院政策與領導學系。她力陳設立中文為第二語言課程的好處,包括總體縮小與華裔學生的差距、得到資歷認可、融入及貢獻社會、提升個人及家庭社經地位。她建議政府設立一個跨部門的課程發展中心,提供系統化的支援,配以合適的教材及評估工具,發展一套專業的中文能力評估系統提升社會對中文教育政策的信心。祁永華博士也指出,課程必須要實用,例如具有現實情景,增加學生應用中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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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種種質問,教育局副常任秘書長(課程及質素保證科)陳嘉琪只重申,學生學好中文,是共同願望。她列舉數據,指中小學的非華語學童人數,以及招收的學校數目,在最近7個學年上升,表示學校越來越接納這群學童,甚至有原本就讀國際學校的學生,叩門讀本地學校,希望更好掌握中文。此外,本地大學取錄文憑試修讀GCSE中文學生,也是促進少數族裔升學的象徵。有別於研討會其他講者的意見,陳博士稱究竟把外語放在第一還是第二語言課程,沒有定論,只認同學童應在幼稚園時期學習中文,又指已邀請學者跟中小學幼稚園合作校本支援計劃。她強調教育局已經委託學者進行中文學習評估,並追蹤學童表現,又研究籌備資助計劃,提升教師學習中文專業能力。本年財政預算案注資語文基金,對象也包括非華語學童。

特首梁振英在他的政綱中承諾了為少數族裔學生「設置『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和評核標準」。顯然,首份施政報告未能兌現承諾 。

講者和參加者似乎不滿意教育局工作。已招收少數族裔學童,唯有自救,例如自行編製課程、理順校政、以及支援教職員。

局方書商拒絕,教師自製課程,按能力施教
文首提及的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叢麗明老師(見下圖),現身說法分享發展校本教材的經驗。她稱自行寫教材是「由求救到自救」。首先,教育局的《課程補充指引》不大能協助學校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而調適主流課程的調適教材則以拼音教學為主(因此窒礙學生認識中文字),而且對象為小學生,而非中學生。此外,大型書商認為針對香港非華語學生的教材市場有限,例如國際學校或者普通話學生就不能用,所以不會開發。當教育局不出版教材,責任就落在學校教師手上。叢老師包辦韻文、詞語、句子、短文等教材製作,又要熟悉國際中文考試內容,甚至自行報價找印刷商。她笑言幸好不懂排版,否則她連這工序也要完成。

她慨嘆現時只有香港教育學院和理工大學有課程培訓老師教非華語學童,支援不足。再者,非華語學生較「奀皮」,部份老師難以應付,流失率高。她說:「讀緊個中文Degree,其實可以o係主流學校搵到個教席,點解要咁辛苦教非華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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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的教育局其中一家招收非華語學童的指定學校。根據教育局政策,指定學校能夠得到額外資源和集中支援,以提升非華語學生的學與教。這些資源包括特別津貼,並因應取錄的非華語學生數目,將最高津貼額提高至60萬元 。此外,教育局也安排學生支援計劃和大學夥伴支援計劃。學校間也可互相支援。

該校劉國張副校長認為,要辦好一家招收非華語學童的學校,要培養學生歸屬感,老師要適應教非華語學生,而所有校本課程也要調適,又按學生需要而製作不同課程 。2012年,學校開展為中六學生而設的職業中文課程。該校現有主流中文課程,高級和初級中文第二語言課程,未來更嘗試發展電子課本。該校要求任教非華語學童中文的老師,除了中文水平外,要達到用英語授課的資格。 該校同時跟香港大學的支援計劃合作,培訓新任教老師。

招收非華語學童 先替家長老師解憂
張積榮是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副校長。他表達另一項收取非華語學童的憂慮:被誤會為生存自救。他稱該校在2011年9月開始取錄15名非華語學童,翌年再取錄23名。其他學校的教職員知道後,自然地問學校是否有殺校危機。

的確,報章曾報導有些學校為求自救,避過殺校,所以招收非華語學童。他覺得這情況令人沮喪。他澄清該校一直足額收生,取錄非華語學生是因為同一辦學團體的小學(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有招收這類學生,而中學校長又是小學校董。有些非華語學童希望升讀直資及指定學校以外的主流學校。該中學2008年開始計劃招收,但很快教職員就有憂慮。管理層於是設立委員會商討,聆聽同事建議(例如增加班主任),又跟少數族裔家長交流,邀請社會團體分享,聘請少數族裔教學助理。雲泉學校老師協助中學了解學童需要,例如觀課。張副校長稱,融合教育至今進展順利。



不同團體訴了苦後,商討對策,建議包括在扶貧委員會推出支援措施,平機會正式調查教育局,以及少數族裔直接控告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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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委員會小組:要求教育局研究要否統一課程
扶貧委員會特別需要社群專責小組主席蔡海偉表示,小組非常關心這群學童處境,並初步訂出三個方向:一、要求教育局研究,指定學校要否有統一中文課程,並設有合適評估,在此之前,建議學生的中文目標水平,大概是GCE AS/AL程度,足夠工作和生活需要。二、現時有些主流學校收取幾位非華語學生,難以適切支援他們,建議派位時不應太分散。三、開設課程,教本地畢業非華語學生及新來移民學習中文。

扶貧委員會文件透露,教育局正考慮改變現時以「指定學校」模式支援部分照顧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希望更多學校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校本特設支援服務,讓少數族裔學生能進一步融入主流學校。

平機會委員:教育局歧視少數族裔學童 應研正式調查
現任平等機會委員會政策及研究專責小組主席謝永寧博士直指教育制度令少數族裔兒童在升學方面得不到公平競爭的機會,是制度性歧視。大部份少數族裔學生在第三組別,每100名專上學生,只有1.3名為少數族裔,母語教學令他們的選擇更少。要消除歧視,他認為要全盤幫助少數族裔,盡快落實中文第二語言課程,尤其是0至6歲的起步點要穩固,對象要包括學童及家長。課程也要有認受性,例如政府要帶頭聘請中文科考試合格的少數族裔人士。

此外,指定學校是過時的政策,而香港指定學校的少數族裔學生越來越多,是制度化的種族隔離場所,剝奪青少年與華人學生溝通機會,建議盡快取消。他認為平機會要研究正式調查教育局有否觸犯歧視條例。不過,他認為平等教育的前景不樂觀。

所謂正式調查,是指平機會行使《種族歧視條例》第64條賦予的權力,對少數族裔教育政策進行正式調查,以確保政策符合平等機會原則。融樂會促請平機會根據「種族歧視條例」,訂立教育實務守則。

胡紅玉:隔離政策非平等政策 暗指教育局歧視
主辦單位邀請胡紅玉評論。王惠芬稱現任及候任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及周一嶽也拒絕出席,胡紅玉隨即澄清今回是以個人身份發言,縱使她是首任主席,現任行政會議成員。她沒有明言支持或反對甚麼,反而教導一些平等機會概念,並稱要抓緊這些概念,才能導正倡議方向:

  • 在差異之中追求平等機會。
  • 隔離政策並不是平等政策,例如男女小六學生分開派位機制。
  • 在學校分流(tracking),也造成隔離,形成結果不平等(outcome inequality)。
  • 制度化歧視也是歧視,例如過往殘疾人士難以乘搭交通工具。

她強調政府要有更多政策回應,例如由政府主動舉行高峰會商討中文學習出路。她的發言,暗指教育局現行指定學校政策有歧視成分,以及華語及非華語學生成就差異懸殊,表示兩者沒有平等機會。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稱,新成立的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探討少數族裔教育困難及歧視,包括中文第二語言課程。他和同場出席的毛孟靜議員也批評陳嘉琪沒有回應第二語言政策,並要求平機會打官司 。

融樂會:準備控告政府
王惠芬積極尋找合適個案申請法援,準備控告政府,又會於下月發起一人一信運動,促請特首兌現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教育政策承諾。

採訪:易汶健、發仔、ShirleyHo

Victor君,撇開所有政經條件不談,烏都語,印第語等是標音的語言,

跟中文的象形和意會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系統,從那個系統的學習經驗與生活背景過來香港,要學習中文的困難,不會是早已習慣了中文為日常生活、商業和法令語言,早已習慣了香港獨特語言狀況和生活方式的本地「香港人」那麼容易想像,情形有點像一開始大陸華人馬來華人香港本地學生等等英文不是其母語者,要學英文或其他外語,很多也會感到吃力,需要懂得他們的需要的師資教材和其他制度資源。例如課本是以華人學英文作為第二語言而設計的,評量標準,懂得講中文的英文老師教他們文法生詞,有人可以問,有字典可以查,很多日常接觸英文/外語的機會等等,而就算本地學生學中文寫作都很痛苦。

本文全篇提到的論者都指出問題就是這些教育資源出了問題,做成不公。整篇文章也沒有教師校長提到「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動機」有問題,反而是說他們很想學,也很想投入學校生活和找工作,你卻偏要不理上文提到的種種觀點,卻訴諸一種不能驗證的唯心論,說人家沒有努力融入,另人非常不安。
不知道你說的「我們」到底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