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組：Tom Bingham: The Rule of Law
地點：序言書室
教授：王慧麟
以案例研究規則（Rule）去尋找社會法律，由哈佛大學於二十世紀初傳入英國，因此，法律在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是十分新鮮的學科，而法律成為學院式學科是五、六十年鬥爭的成果。
二戰前的法國，當律師是無需讀法律的，直至戰後，法律是搵食工具還是關乎學術訓練的問題才正式納入討論。
Chapter III: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Law
Access to Justice:
"The Law Must be Accessible", "Possible Intelligible" and "Clear and Predictable"
刑法 VS 民事訴訟（權利和義務）
環評報告、離婚／家庭暴力（刑法及民事訴訟交疊）
Commercial Law制定貿易、投資的權利與義務，交易的合約精神和有規則可依，減低商業風險，促進經濟發展。商業法律Significant的原因是商貿(Business)從來都導致權力越界。
法治與經濟發展的掛勾在近二三十年講得最多，五六十年代的理論：如要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除了經濟手段之外，就是法律。
法律如何抵擋資本主義的入侵，到七十年代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對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研究對象和方式，認為法律有抵抗霸權的性質，例如：經濟霸權國家對第三世界的經濟剝削。
新經濟秩序（NIEO）是透過修改經濟國際公約來達至公平貿易和國際經濟分配，例如：WTO的「差別對待」(Preferential Treatment)、九十年代的Banana War──歐盟入口香蕉免稅但菲律賓要抽稅、改革開放的兩岸毛巾關稅戰爭。
美國的「法律與發展」有新思維對抗以上的思維：不是法律有問題，而是發展中國家缺乏法治觀念，因此先要建立法治。例如：世界銀行撥款條件是國家有否健全法治。有法治才有經濟發展，無法治便貪污。在香港流行這個說法，中產受落。因而忽略理論在國際關係上的轉變，以致忽略資本主義國家藉法律條文和經濟手段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非洲，在全球化底下削弱他們的經濟自主。
「輸出一套法治是否促進經濟發展」在「法律與發展」這個題目中，這種說法是否成立？他們認為這些國家沒有打擊貪污，所以經濟缺乏增長，所以要幫他們處理和建立法治。而戴耀庭2008年有「法治指數」，成為世界銀行向第三世界及發展中國家撥款的量化基準。
外傭居港權或港珠澳大橋環評或剛果案判詞看得明？好多Slogan。這便是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Law要討論的問題。
另外Case就是，因法律條文過多，告賣私煙到上訴庭才發現該Regulation已經廢除。這便是Accessibility of Law所面對的困境，行文法太多太亂，Cross-Reference都無用，會遺漏，甚至可能在起訴(prosecution)時，法律條文已經廢除，而導致懶惰法官寫錯判詞判錯刑。一般平民百姓不可能找到一條法律是否仍然Apply，可能公民黨一直爭拗的Living Law其實已經不存在。這一切都是Bingham所擔心的。
全世界傾向大陸法（Civilian law）。法律的解釋由Literally轉向立法原意，這是歐美司法的進步。
結果掟石班飯變成社會秩序的問題，法官看心情和對法治理解的偏好寫判詞。Tom Bingham擔心普通市民如何應付，法例成文書寫是否需要改革。例如：競爭法，香港是參考歐盟，歐盟是成文法，條文清晰；而英國就將競爭法普通法化。律師Concern法律要有Certainty，知道立法日後如何做。
Judge Made Law是什麼？有否感覺法官是製造緊法律的？在美國（judicial activism）經常討論（大陸譯作「司法能動性或能動主義」）拗爆頭！意思是司法是能動的。
但英國普通法好少發生的，法官的目的是尋找法律，發現一些原則；而唔係Made Law。但Bingham承認Judge Made Law是會發生的，因為法官有酌情權，有裁判／量刑權力。問題是幾大幾闊，如何判準。
港珠澳大橋環評判詞反映法官的權力好大？有參考立法原意(the law intent)的判詞，亦有Literally解釋條文的判詞，結果是很大分別的。而香港比較傾向於Literal Approach。
立法原意(the law intent)的意思是，寬免意圖定律(mischief rule)在解讀法例時，法官會考慮當時的立法原意(the law intent)。
Bingham希望日後的司法覆核(Judicial Review)，從五個裁判上訴法院、五個判詞、五個邏輯，進步到以(Continental System)得一個判詞而已。Bingham亦希望未來法官在Judge Made law上會有Guid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