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求論證,雙重標準不是這樣用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1857

乞求論證是預設結論的別稱,意指前提或論證已經包含結論,得出結論並不足信.沒有理據≠乞求論證.如何才算請看以上連結本人留言.

因不同的事只批評一些人而不批評另一些人≠雙重標準.先不要說文章的理據是「按我觀察」,就當盲目反23條的人比盲目反對家暴條的人更多好了,任何人仍可因其所好支持反對23條者,反對盲目抗拒家暴條例者.他自有理據,支持前者不等於認同盲目,至於指另一方盲目合不合理是另一回事.對性質相同的事有不同態度才算得上雙重標準.

不說人數可以比機率更值得憂慮.常有人(是誰不說了)拿愛滋病感染率來作反同性戀理據.梁文道亦曾使過類似手段,為吸煙辯護時扯上汽車為例.一如石琪專欄質問「據報廿一世紀以來全球車禍死者每年約一百二十萬人，傷者二千萬人(中國死傷率高踞世界冠軍)，是疾病以外的最大殺手，遠遠超過槍炮。為什麼各地政府不把汽車列為危險武器，只是當作交通運輸工具呢？」

吸煙引致多種疾病,並危害他人,科學可以證實.但無從「證實」駕車,乘車會引致交通意外.即使綜合而言發生交通意外死亡率真的比吸煙還高,一個安份的人可能一生永不遭到意外,但吸煙損害自身和他人則是必然.我一直留意本港有關愛滋病報道,從未見過任何愛滋病組織和醫生認為同志感染率較高和肛交非刑事化等條例有任何因果關係,他們都說是因為同志人數較少,圈子較窄,部分人網上相約濫交以至疾病散播.相信非洲愛滋病感染率,不論異性,同性戀都比香港高,若前者更甚,我們會不會從性取向「憂慮」非洲異性戀者?

是誰發動文化戰爭？

是誰發動文化戰爭？
丕圖

安徒之前於《明報》〈為甚麼我不是基督徒〉和〈家庭，家庭，多少罪惡假汝之名？〉文章中指出近年有關同性戀的爭議是一場「文化戰爭」，他批評宗教及保守人士開展這場所謂「聖戰」。其實有關爭議是否文化戰爭本身已是十分商榷。就算真是一場文化戰爭，發動戰爭的人亦是同運及性解放團體，他們過去一直嘗試透過改變法律來改變社會的傳統價值文化，令社會一步步邁向將同性婚姻／家庭及領養等成為社會的制度。宗教、教育及家長團體近期的行動都只是希望維持現有制度，維護一夫一妻的婚姻價值，這又何來「開展」「聖戰」？其實，近來有說這現象是美國進口的「宗教右派」，倒不如說，性解放運動和左派思想已隨著經濟和文化優勢向全球各地征伐，香港也從美加進口了性革命運動，進而激發香港支持家庭價值人士的政治回應。

安徒斷言維家人士的「粗濫地動員對法例一知半解的平信徒」，甚至是「訴諸恐懼而非冷靜政策分析的政治動員」，又批評維家人士「把這套未經解釋的所謂『家庭價值』論述，和『男女異性』的婚姻制度綑綁在一起」，但他沒有提出理據。他抽離上文下理，只引述個別人士的說話，對明光社及性文化學會過去的文章及所提出的理據隻字不提，其實過去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已寫過大量有關家庭價值的文章，闡釋他們的觀點，其中有一篇正是關啟文所寫的〈超越左中右的家庭價值：理論基礎與當代爭辯〉http://www.scs.org.hk/publish/newsletter0611/0611_02.php，另有其他文章討論有關議題。可見，安徒的批評不單是以偏蓋全，根本就是歪曲事實。

安徒第一個思考謬誤：乞求論證
其實蘇穎智和蔡永球所表達的意見，雖被安徒評為不理性，但並非真的毫無道理。安徒批評蘇穎智「牛頭不搭馬咀」地把家暴法修改扯到愛滋病增加，不過蘇穎智於公聽會上只有三分鐘時間，可能未能詳盡陳述他的理據。蘇穎智於其他場合有更詳細地分享他過去的經歷，他過去關心的同性戀者中不少的確受到愛滋病纏擾，而事實上我們可以看見自從肛交非刑事化之後，同性性接觸感染愛滋病的情況是有惡化趨勢，以同性戀者約2%人口來說，男性透過同性性接觸每季所感染的個案竟與異性性接觸相約，可見男男同性性接觸感染愛滋病的比率是比一般性接觸高出數十部，所以每季衞生署公布愛滋病感染人數很多時都會於報章上看到「衞生署發現透過同性性接觸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本港男性數目有上升趨勢」、「男性透過同性性接觸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情況令人關注」等警告，可見假如這條例會進一步肯定同性戀行為及價值的話，蘇穎智的憂慮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當然，安徒可以反對蘇穎智的論點，提出理據反駁，例如：安徒大可以批評蘇穎智的論證帶有不當預設云云。可惜安徒沒有提出任何理據，只批評他「牛頭不搭馬咀」、「語無倫次」，這又是甚麼理性的討論？這其實只是人身攻擊。

另外，維家人士所擔心的，就是《家庭暴力條例》若果加入同性伴侶，而條例又沒有改名，法律是會直接改變了家庭於法律中的定義，故此蔡永球講述法律會引致父母的性別觀念混淆並非沒有道理，安徒又再沒有提出反駁理據下，只批評「以掩飾自己探討「家暴法」本身的無知與力有不逮…不如說只是表達了一種恐慌、焦慮和狂躁」。安徒的批評是犯了「乞求論證」謬誤（Begging the question）。綜觀安徒數千字文章對維家人士作出不少批評，但甚少直接反駁維家人士的理據，大部份在未有提出理據下斷言對方「卻難掩內裡的辭窮理屈，底子薄弱」，盡情將異見人士扣上「訴諸恐懼」的帽子，將之妖魔化；這種自己不理性還要批評別人不理性的表現，實在叫人感到矛盾。

安徒第二個思考謬誤：雙重標準
試問如果香港政府於沒有回應民主派的理據下，將所有反廿三條的意見和行動批評為「粗濫地動員對法例一知半解的市民」、「訴諸恐懼的政治動員」，是「激進好戰」，安徒是否能夠接受？

為何會提及廿三條呢？因為支持家庭價值人士當中，不少過去亦是參與和推動民主運動、反對廿三條，他們今天反對性解放、同性戀運動，其實都與推動民主運動一樣，出於同一的行動方式及理由（都是作為一個社會公民，就政策表達意見），難到所有上街反對廿三條的市民都是對廿三條的複雜性全然了解？按我觀察，支持家庭價值人士的公民質素和意見，絕不遜色於參與民主運動的市民，他們都是以和平手段表達意見，他們的行動亦遠不比同運團體的行動及維護天星碼頭的人士用鐵鍊將自己捆綁在碼頭般激烈，亦沒有像同運團體般於同志遊行間大跳脫衣舞，他們亦沒有挷紗布、淋血漿；但遍遍因著反對性解放、同性戀運動卻被批評為「訴諸恐懼」、「激進好戰」，受到種種抹黑，為何有如此的雙重標準?（進一步討論可參考：「家庭價值」FAQ，問題６http://www.scs.org.hk/publish/2008_09a.php#Q6）

安徒第三個思考謬誤：錯誤二分
安徒承認「家庭危機的存在」，但他批評維家人士將同性戀視為「家庭危機的萬惡根源」。其實安徒的批評不單是擊打稻草人，亦陷入了「錯誤二分」的謬誤（False Dichotomy）。對於維家人士來說，性解放思想及其他因素兩者間對家庭制度的影響並非「非此即彼」。維家人士並不否認家庭危機有其他因素影響，從沒有將同性戀視為「家庭危機的萬惡根源」。其次，就算現今的「家庭危機」並非因同性戀文化而起，亦不代表同性戀文化不會進一步對家庭價值造成傷害。（由於篇幅有限，進一步討論可參考：「家庭價值」FAQ，問題12 http://www.scs.org.hk/publish/2008_09a.php#Q12；〈維護家庭=道德主義？──回應明婉儀〉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49890&Pid=2&Version=1105&Cid=641&Charset=big5_hkscs）

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就基督教而言，神學家Stanley Hauerwas曾經講過，過去福音派忽略社關，自由派就批評教會只懂傳福音，忽略關心社會，忽略先知的位份，今天福音派於參與社會政策討論，自由派反過來就批評宗教過度參與社會，又說甚麼政教分離云云。當陳日君樞機呼籲教徒七一上街的時候自由派人士拍掌歡呼，當陳樞機呼籲反同性戀價值的時候卻被人批評將宗教價值強加在社會上。其實我看不到維家人士的行動模式與過去的民主運動的方法上有甚麼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維家人士所表達的意見與自由派人士不同，是自由派所容不下的。這只再一次反映自由派人士的相重標準。

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愛，可是最終，那些不合乎那些革命分子的「自由」、「平等」意識的人，卻被逐一送上斷頭臺，當時羅蘭夫人（Jeanne Marie Roland）臨上斷頭臺前疾呼：「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O Liberty, what crimes are committed in thy name!），安徒只選擇性地提出後面那句，卻忘記了這句說話的歷史教訓。

送給所有右派的羔羊

V: my life has been stolen from me. i am living in a town i have no wish to live in. i am living a life i have no wish to live in,. and i am asking how this has occured .

it is time for us to move back to london. i miss london life

L: this is not you speaking, virginia. this is an aspect of your illness.

V: it is me. it is my voice. it is mine and mine alone.

L: it is not your voice. it is only a voice you hear

V: it is not. it is mine. i am dying in this town

L: if you were clear...if you were thinking clearly, you would remember; it is london which brought you low

V: if i were thinking clearly?

L: we brought you to richmond to give you peace.

V: if i were thinking clearly? if I were thinking clearly, leonard, i would tell you that i wrestle alone in the dark, in the deep dark, and that only i can know, only i can understand my own condition. you live with the threat, you tell me. you live with the threat of my extinction. Leonard, I live with it too. this is my right. this is the righ of every human being. I choose not the suffocating anesthetic of the suburbs, but the violent jolt of the capital. that is my choice. the meanest patient, yes even the lowest, is allowed some say in the matter of her own prescription. thereby she defines her humanity.

i wish for your shake, leonard, that i could be happy in this quietness. but if it is a choice between richmond and death, i choose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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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求論證,雙重標準不是這樣用

是誰發動文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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