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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八周年系列二:獨媒的探索介入與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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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在跑接力賽,是從他人手中接下棒子......可是,這不是原封不動傳給下一棒就好。而是要讓它通過自己的身體才能傳給下一位接棒者。」-宮崎駿,散文<回首青青歲月>

縱然每個月的特約記者會早就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有時候,當我從富德樓的會址獨自步行到地鐵站,我會幻想幾十年後的我,如何跟我的孩子或學生談起在獨立媒體的這段日子。那個時候,「香港獨立媒體」的名字可能會佔了教科書的一頁或一節,亦可能她會成為一個不可公開言及的歷史禁忌。而我大概會用長輩的權威口吻,告訴他們「那個時候,獨立媒體是我在香港看到過的,最像一個知識分子會去的地方。而如果你不是懷著讓世界變好的野心,你真的不要去獨立媒體。」而他們大概會覺得這些故事,跟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八九學運一樣年代久遠吧。當我們現在奮力爭取的議題變成不再有意義的過去,能夠承傳下去的就只有這些人的故事。

以民間記者的身份探索世界

阿迪(朱凱迪)說過,他是以民間記者這個身份去參加社會運動的。而我自從加入獨媒後,便一直以民間記者的身份去探索。我認為我還沒有到全身投入到一項事業的年紀,因為我還沒有足夠的判斷力去判斷自己有沒有走錯路。但同時我又覺得再把自己困在書堆裡沒辦法好好看清楚世界。民間記者這個身份,讓我常常可以遇見不同行業、不同年紀、不同階層的人,和他們談話、做朋友、一起生活,也讓我發現這個城市裏有很多難以想象的事情在發生。

我記得有一次,Bobo(葉寶琳)在獨媒的電郵群組裡說有一個有關天光墟(每天天亮前開始擺賣的地攤)的稿題可以做。我接下稿題,便在凌晨五點到了紅磡的天光墟。我還記得天快要亮的時候,我看見本來空無一物的街道上,慢慢擠滿了上百個地攤和人們,(這不是有人規劃出來的,而是自然生成的),我突然明白為什麼珍.雅各(Jane Jacobs)說城市是「有機的」:我當時的心情就像小時候讀生物課外書,讀到自然界裡一個奇妙機制的感動。

知識如何介入社會

現在回想,大學畢業前就加入了獨立媒體,讓我跟其他有志於成為知識分子的莘莘學子,成長經歷有點不同。一般都是在學習上有了一定基礎才介入社會的,但我是在基本學術基礎還沒有打好的情況下加入獨媒的。因此我在學習的階段便有意識的思考,知識如何應用在現實環境。

這對我產生了兩個影響:第一,我會認為把文章盡量寫得淺白易懂是重要的。新聞寫作的基本原則是要用簡潔的文字讓讀者了解事情的脈絡。我在加入獨媒後,無論寫報導或者其他文章,也要求自己盡量把文章寫得簡潔易懂。例如我現在會盡量減少使用學術術語,或者直接引用學者的理論。這不代表我不用學術理論去分析事件,但我傾向把理論消化後用較平民的用語去寫。叔本華說:「像偉人一樣思考,像普通人一樣說話。」我寫作時便以此為目標。

第二,加入獨媒後我開始用現實政治(real politik)而不是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 的角度去看待政治。我認為政治學的學術理論很多時候忽略了"人"的面向:就是你要大概了解政治行動者(political actor)的性格,你才能了解為什麼他會做出那種判斷。錢理群教授在他的著作《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這本書是聰哥葉蔭聰推介我看的,畢生受用)裡,曾經提出「毛澤東文化」根本地改變了大陸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情感方式、行為方式等等。就像我們小時候都是看卡通片,上網長大的,我們的思維方式會受它們潛移默化,當代中國的掌權者全都是受這種「毛澤東文化」的影響長大的,因此你要理解他們為何會做出那種判斷,首先要理解「毛澤東文化」。我認為real politik的重點是判斷力,而判斷很多時是不夠嚴謹的,需要在資料不充分的情況下作出,並需要依賴直覺。

加入獨媒亦讓我體會到知識介入社會的重要性。阿迪在《開拓通識——知識分子的香港路》的訪問裡說過,一個合格的民間記者,一定要進入研究的狀態。主流記者有了市場和截稿期限的限制,比較難做較深入的研究報導。而研究性的報導往往能為一場社會運動打好基礎。我記得有一次,阿迪說會到新界一條叫虎草村的老村去採訪,那條村正在面對發展商的逼遷。我跟著他去了。他到村裡後告訴我,這次的報導他有一些獨家的材料,是一個政府官員官商勾結的證據,已經跟蘋果日報約好會讓他們出頭條,希望能靠媒體的力量讓虎草村能保留下來。這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知識的威力。

最近對民間記者的角色有了反思:民間記者除了不用考慮市場,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很多都不是新聞系出身,因此我們可以運用自己的學術背景做採訪的基礎。自己一直有意無意的嘗試把學術滲透進報導裡,但一直沒有系統性地研究一個題目。未來一年可能會向這個方面探索。

行動的代價

為了寫好這篇文章,我重看了獨媒人有參與出版書和一些他們的訪談。其中,阿藹(林藹雲)在《大事件:記香港WTO採訪》裡面的文章<感受民間新媒體>就說過,「專業記者看不起民間記者主觀的報導,民間記者則鄙視『旁觀』。 」而聰哥在《直接行動》裡就更詳細的介紹直接行動的概念:簡單來講就是不尋求議員工會等「代表」(representative)來代表我們行動,直接把自己想做的行動實現出來。這跟所謂的非暴力抗爭或者公民抗命其實有同樣的理論傳統。而自獨立媒體作為直接行動的一種模式,就是不再委託主流媒體為我們生產新聞,自己擔當記者的角色。

我想獨媒的各位都是直接行動的信仰者吧。而由自身直接行動,同時代表了行動的代價也要由自身承受。皇后天星和菜園村時,我還沒加入獨媒。有關行動的代價,我體會最深的,是最近(2012年10月12日)Bobo和阿迪面對的政治檢控。他們與另外六位社會運動人士在2011年3月6日的一次示威中被捕,當時被捕的有113人,卻只有他們八個被檢控,明顯是針對性的。因此我認為我起同年紀的社會運動參加者,在行動上會更小心,因為我知道行動是有代價的。

盡量不要出風頭,盡量不要招惹麻煩,這是我的原則。但這不代表懦弱。之前(2012年8月8日) 獨立媒體的辦公室被襲擊,沒有一位特約記者因此退出,反而有更多的新人加入。上行下效,當前人都是勇敢而堅持的,我會覺得這是自己應做到的本分。

記憶與傳承

我是90年生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年份:我會受聰哥阿迪他們這一代人的理念和想法的影響,但同時我必須提醒自己,我和我的後來者跟他們屬於不同的世代。我沒辦法盲目跟從他們那一套,因為時代又轉變了。阿迪在《開》的訪問裡說過,他們是「沒有大限」的一代人,跟曾經的「看著九七吃飯」的一代不同。而我會覺得,我們這一代又回到「有大限」的狀態:我們正一步一步走向2046。從我們懂性開始,我們就不斷被告知「中國崛起了」,「時代的鎂光燈正聚焦在中國這舞台」;而當2046到來的時候,無論你願不願意,香港會成為「中國其中一個城市」。正如李照興在《潮爆中國》緒論裡寫道:「以往,香港就是我們的全部。現在,香港人都像一粒方糖般放進更大的中國茶去融化。 」2046的時候,阿迪他們那一代人已經老去,而我們這一代人的壯年期亦所餘無幾,但作為面對2046的第一代,我們有責任用剩餘的精力去磨平社會變遷所導致的矛盾和菱角,為下一代人鋪一條較容易走的路,就像我們的前人一樣。

每一個時代裡總有一些人,懷著「讓世界變好」的慾望,用畢生的精力去完成自己的志業。其中的有一些人,他們的故事會被記錄下來,成為一部部的傳奇。而新的時代,就在孩子們閱讀這些傳奇的時候,悄悄開展。

(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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