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艷芳》書寫的香港故事、捕捉的社會情緒,還有它撫慰人心的力量,已令電影成為一個社會現象。在社會低迷之時,我們得見一個奇妙的香港:這邊廂,香港人繼續狂追Mirror(梅姐如果在生,一定力撐鏡仔這種新人);另一邊廂,梅姐也是全城熱門話題。新的舊的並架齊驅,街上到處是梅姐,到處是鏡仔。香港流行文化,有多久沒這樣熱鬧?
「當一部電影成功到某個程度,它就會變成社會學事件。」影評人出身的法國導演杜魯福曾經這樣說。無論從票房成績到社會效應,《梅艷芳》已是香港的社會學事件。
電影票房七天破二千萬,很可能成為今年最賣座港片;成為話題之餘,戲院頻傳拿紙巾擦眼淚的聲音,不少觀眾入場一看再看。但同時,電影亦引來批評。有人不接受電影敘述梅姐事跡有重要遺漏,亦有影評人說電影技法平庸,人物刻畫欠深刻。
雖然傳記電影仍是「劇情片」,對事實從來是選擇性呈現、戲劇化處理,不一定要把人物「還原」,而就算是紀錄片,也其實是對真實的建構,但無論如何,跳過1989年及梅媽,梅姐的傳記的確有欠完整。另外,電影敘事亦頗平淡,描繪的梅姐沒有超出大眾一向對她的理解,亦沒有從她的故事去提煉更多思考。
如此情況,很容易墮入一種論述:評論人能看穿電影的問題,觀眾則是缺乏判斷力,純粹沉醉在電影的情懷中。這種精英論調,是討論流行文化的大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