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苦少數族裔同學急需二手教科書

龍緯汶 — Tue, 07 Feb 2012 06:54:05 +0000

貧苦少數族裔同學急需二手教科書

English:
Longman Elect JS1B, (2007)
Longman Elect Workbook JS1B, (2007)
Longman Elect Listening and Speaking Book JS1B, (2007)

Mathematics:
New Century Mathematics 1B (2009)

Science:
Interactive Science 1B (Second Edition)
Interactive Science Workbook 1B (Second Edition)

如大家擁有上述二手教科書並願意捐贈，請聯絡：

龍緯汶
香港社區發展網絡總幹事

地址：油麻地鴉打街33號雅達商業大廈2樓C室
電話：27714787
電郵：lwmlung@yahoo.com.hk
網址：www.hkcdn.org.hk

義工協助油尖旺食物銀行收集麵包

龍緯汶 — Tue, 07 Feb 2012 06:13:33 +0000

義工協助油尖旺食物銀行收集麵包

2012年2月起，義工會協助油尖旺食物銀行（由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營運、食物分享計劃贊助）定期於旺角區的超級市場收集麵包。油尖旺食物銀行非常多謝義工的辛勞，該銀行的職員整理後，會將麵包轉贈給有需要的家庭。

歡迎登入＜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視像頻道＞，重溫＜義工協助油尖旺食物銀行收集麵包＞的內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RAU5tFUctE

影像串流:

See video

雙非孕婦掀起的法律戰（下）

一蚊健 — Tue, 07 Feb 2012 05:58:11 +0000

〔接上篇〕

釋法：猶如把含義「由直拗歪」

OK，修法有難度，那麼自由黨、新民黨和不少香港市民期許的釋法又如何呢？當下法律意見似乎不主張釋法。首先，在莊豐源案判詞裡面，終審法院已表明基本法第24條第1款的字面意義相當清晰。要符合今天的期許，猶如把含義「由直拗歪」。其次，判詞已經表明法庭裁決時只會考慮《聯合聲明》，《關於基本法（草稿）的解釋》和《基本法》本身，而非其他文件，例如1996年特區籌委會對實施第24條第2款發表意見又或者在1999年的吳嘉玲案中，入境處向法庭提交根據聯絡小組協議編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小冊子，這些在基本法制定後存在的資料，因此也不接受有關意見為立法原意。（因此，胡漢清和范徐麗泰提議的考掘「立法原意」，實為「馬後炮」。）

因此，撇開中央是否願意再次不理香港法治而釋法，法庭也不會主動提請提出。正如2月6日明報李先知說，中央屬意問題要交由特區終審法院自行解決。而范徐麗泰、胡漢清、以及當年籌委會成員唱淡風之餘，順道鬧鬧終審庭是今天雙非問題的元兇，打擊司法體系的威信。

假若終審庭尋回失落的立法原意再自我糾正……？

這幾天新民黨葉劉淑儀好像「醒水」，在被問及如何處理雙非問題時，除了繼續建議釋法之餘，又加了一個選擇：終審法院自我糾正（見2月4日的星島日報）。

終審法庭沒有無緣無故的自我糾正，一定要有新案件，加上新證供才可過往判決。新證供，可能指中英聯合小組在制訂基本法時的會議文件，證明第24條第1款的立法原意不包雙非。信報有見及此，問了基本法委員會成員陳弘毅和資深大律師湯家驊。陳弘毅同意，若未來在居留權案件中，政府有聯合聲明相關文件呈堂，法院很大機會接受兩國對條文的理解，實行自我修復。不過，湯家驊就認為很難做到，因為雙非父母沒有動機控告政府，談不上有案件。

Well，即使有案件（可能因為政府修緊入境條例而引發官司），終審庭也未必推翻舊判決。網友R和S又再提醒我一遍，該條文怎也找不出歧義。

長期離港將喪失居港權：能否只限雙非嬰？

談到這兒，讀者可能會想，修法釋法要牽涉中央，尋找立法原意似乎不可行，那麼有沒有一些在特區範圍改變得到的政策呢？有人就提出可否在入境條例動手術。

筆者介紹兩種進路，一個是長期離港將喪失居港權，一個是拒絕臨盆婦女入境。

先講前者。這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的建議。他在1月20日的明報指出特區政府可以修改入境條例，附加條文訂立取消永久居民身分機制，這些機制在外國也有先例。

有關修例可規定「雙非嬰」在若干年內，每年若離港逾180日便會自動喪失居港權。如此，內地父母要考慮來港分娩的好處。他補充修例會引起爭議，一來，因為修例只適用於雙非嬰，而香港嬰兒就不用。二來，其他長期離港的香港人（例如到海外讀書、工作和生活）又應否受新例規限呢？三來，這會否違法現有法例呢？

陳文敏回應第一點，認為港生嬰兒的背景跟雙非不同，因為他們已經落地生根，而且父母又在港。但他沒有詳談其餘兩點。

筆者又去求教。網友R想到三重關卡。一、按照《入境條例》2A（1）條，一向是有居留權的人，其進入香港的權利不會再受任何限制；二、由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延伸至香港的《香港人權法案》第8（4）條，列明具有香港居留權的人進入香港的權利，不得無理褫奪；三、聯合聲明附件一第十四條原來同時說明︰「……（特區）護照和證件，前往各國和各地區有效，並載明持有人有返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利」。這表示雙非兒童有權隨時持特區護照來港。

噢，R的意思是，這樣修例即使過了第一關，也過不來第二關（違反香港法案，以及公約和基本法第39條），以及第三關（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

R見我在納悶，於是過了一條橋給我。那是他一直的主張，即是限制內地孕婦入境，即限制自由行。他認為，雙非問題是自由行問題，不是莊豐源案、公民黨大狀和法官問題。

入境條例限臨盆婦來港，直截了當

他的理據是來自基本法第22條第4款，即「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

他指出，即使此條例曾在1999年被全國人大釋法，把「批准手續」理解為內地方面的手續，這也不能排拒此條文繼續沿用普通法解釋，即是沒有表示「香港無權阻止已取得內地批准的人進入香港」。

R叫我們比較一下第22條第4款與第22條第2款。後者提及如果內地各級政府要在香港設立機構，「須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反觀第22條第4款的用字是「須辦理批准手續」。換言之，如果第22條第4款有意規定，內地人民來港的「批准」只能來自內地政府，它一定會使用與第22條第2款相似的寫法，載明批准的機構。但基本法沒有這樣寫。所以特區政府有權自行訂立規例，不批准內地（和其他國籍）孕婦來港。

更重要的是，R相信這點可以在聯合聲明中得到支持。聯合聲明附件一第14條中說，「對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按現在實行的辦法管理。」事實上，在聯合聲明簽署的當時，香港「實行」的針對內地人入境的管理辦法，遠比自由行之前嚴厲。如果現在特區政府只是希望透過本地立法或行政措施，將入境管制還原至2003年以前的狀態，實在不可能說這違反了第22條第4款和聯合聲明。

聽起來，這個修改入境條例建議最簡明直接：在入境條例加一個例外條款，不准所有懷孕超過六個月的任何國籍孕婦來港，違者即屬非法入境。

似乎，筆者遊了一個法律花園

探討過行政措施、釋法、修法、尋回立法原意後，結果，收緊入境條例似乎較為有效，既少了一點政治和法律挑戰，而且可以在香港行政和立法機關完成。當然，這又回到行政措施有沒有效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天重申希望由源頭打擊問題，即上篇提及的四招。而在上篇已經說過，入境把關，不如中央出境把關。昨天廣東省省長朱小丹說香港人可以放心，「一定有辦法可以解決」。我們不知道那種辦法是甚麼，但似乎再次排除改變基本法。事實上，雙非問題不是改變法例便天下太平。難怪阿藹便擔心「人地〔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點樣對啲大肚婆，就佢死佢事，香港人千祈唔好理」。如果不打擊醫療產業化（見阿藹文章），重新討論居權資格，重新審視內地計劃生育政策，雙非問題仍會存在。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香港人為什麼不說普通話？——駁孔慶東的“狗”論

saint.paulus — Tue, 07 Feb 2012 04:57:25 +0000

自封為孔子後人的北大中文系孔慶東教授的“狗”論一出，香港社會嘩然。無論是特首參選人唐英年、梁振英、港區人大代表劉健儀、政協委員劉夢熊，還是普通香港市民都紛紛譴責孔慶東的“狗”論，要求孔慶東向港人道歉。本人作為中文人，更被孔的無知雷倒了。
孔慶東罵港人是狗、是王八蛋，一個理由是港人不說普通話，不說普通話的港人就是王八蛋。中文系教授對方言學、社會語言學無知到了這種地步，令人愕然。
香港回歸就要十五個年頭了，香港社會的語言生活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總體上的感覺就是，會說普通話的港人越來越多，但仍有很多港人不能說、說不好普通話，這有其歷史的原因。從人口的來源上說，香港的中國籍人士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原居民，一類是中國內地的移民。原居民是指1898年英國政府租借新界前一直居住在新界地區的居民；中國內地的移民主要是在內戰和1949年前後移居香港的，從民系上說，主要包括廣府人、四邑人、客家人、潮州人和外省人。原居民說粵方言的圍頭話，四邑話是粵方言的旁支，客家人說客家話、潮州人說潮州話，外省人指非廣東省籍人士，人數不多，使用各自的方言。在分屬各民系的居民交流、融合的過程中，非廣府話人士不斷放棄自己的方言，根據鄒嘉彥先生的研究，到上個世界80年代，98%香港人以廣州話作為家庭語言。在香港，港人說粵方言，與劉翔獲世界冠軍後用上海話向父母報喜，東北老大爺嘎達長嘎達短一樣，太正常不過了。孔教授應該不會霸道到讓全國人民去菜市場買菜、與老爹老媽說話都操普通話吧？
孔教授震怒的是，港人與不通粵方言的人士為什麼不說普通話？港人為什麼不說民族共同語普通話？1858年中英簽署《天津條約》，《天津條約》第五十款確定了英語作為香港官方語言的地位。此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英語都是政府機構、司法部門的唯一官方語言。對於書面中文的角色和日常口語的使用，英國統治者沒有任何政策上的規定，採取放任的態度。粵方言自然而然地成為香港社會最主要的交際口語。身處這樣的語言環境，一般的港人怎麼能熟練地掌握普通話呢？具體到每個香港市民，會不會普通話完全與個人背景、生活環境有關，所以遇到普通話說得比孔慶東溜的港人，或連普通話聽都聽不懂的港人，都不必驚奇，因為一個可能是從北京移民來的，一個可能是八百年前就定居新界的鄧氏家族的後人。孔教授不分青紅皂白，對不會說普通話的港人橫加指責，不亦甚乎？
香港回歸後，《基本法》規定，中文和英文都是香港的官方語文。這裏用“中文”而非“普通話”，顯示出在制定語言政策時，中央政府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不膠柱鼓瑟、實事求是的高度智慧。也就是說，在法律上，港人不說普通話是合法的、受香港的《基本法》保護的。然而，港人不懂普通話是實情，有鑑於此，特區政府制定了“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兩文為“中文”和“英文”，三語為“粵語”、“英語”和“普通話”。特區政府為了提升港人的普通話水平，投放了大量資源，花了大氣力。比如，在基礎教育領域，提倡以普通話作為中文課的教學語言，“語常會”每年都資助大批中小學語文教師去內地學習普通話；大專院校也紛紛開設與普通話有關的必修或選修課程，本人所在嶺南大學即規定學生必須修讀以普通話為授課語言的“實用中文”系列課程才可畢業。可以說，香港社會已經形成了學習普通話的風氣。香港各界人士踴躍報名參加在香港舉辦的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就是其證明。
孔慶東基於對方言學、對社會語言學、對歷史的無知、對港人努力學習普通話這一事實的漠視和狹隘的人生經驗，語不驚人死不休，口出狂言，侮辱港人，以“恐嚇”和“辱罵”為戰鬥，這是最為魯迅先生所不齒的行為，以自己“卑劣的行為”，觀者亦“以為污穢”，這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這是“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的“阿Q式的戰法”，可笑之極。（馬懞）

2012年2月6日：回應港大八一八事件檢討報告聲明

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 — Mon, 06 Feb 2012 13:10:24 +0000

還師生一個公道　還公眾一個真相
要求港大校方及立法會追究香港警察校園暴力對待示威學生
回應港大八一八事件檢討報告聲明

香港大學八一八事件檢討小組（下稱檢討小組）於日前公布檢討報告，報告內容就活動安排、保安安排、危機處理和管理三方面作檢討及建議。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對該檢討報告內容回應如下：

港大追究香港警察有責

檢討報告清楚指出香港警察在事前未有向港大校方交代行動規模及範圍的情況下，於八一八當天在港大校園內派駐大量警力，更對學生使用了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武力，港大校方亦對此表示遺憾。我們認為，港大校方絕對有責任向香港警察作出追究，還遭受武力對待的同學一個公道，並確保日後絕不會有同類事情在校園內發生。

至於檢討報告提出，港大校方日後涉及警方保安安排校方應遵從之核心價值及原則[1]，我們認為這些核心價值及原則應同樣套用在警方身上，港大校方應與香港警方共同約法，要求警方尊重校園自主權。

立法會應運用特權法跟進調查

檢討報告指出，檢討小組未能從香港警方身上獲得後樓梯事件的經過和細節，以致未能對事件作出具體結論。我們質疑警方不派出當日執行行動的警員作供，是沒有誠意協助檢討小組就事件作出調查，我們強烈要求立法會運用特權法調查事件，逼令警方對公眾交代事件真相。

我們曾於2011年9月12日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遞交〈香港大學百周年慶典「保安安排」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意見書〉，詳列各項疑點，港大校方是次作的檢討亦非調查，未能釋除所有疑點，我們再次促請立法會進行調查。

涉事港大職員應向師生公眾道歉

檢討報告點名指出徐立之校長及教務長韋永庚應就事件負責，但檢討報告內容反映另有幾名港大職員（包括發展及校友事務部總監徐詠璇、港大深圳項目辦公室總監倪啟瑞等）明顯直接涉及百周年慶典安排的決策，卻未有被指名負責，各涉事職員當中，亦只有徐立之校長一人曾公開道歉。我們認為，涉事職員應就錯誤決策承擔責任，向港大師生及公眾公開道歉。

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
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

[1] 1. 港大是開放的校園；2. 任何校園保安安排，應當對大學正常活動的干擾減至最低；3. 應充份尊重港大的言論開放、自由和多元的優良傳統；4. 大學應讓校園內的和平集會和示威活動得以順利進行，並應確保示威者可以被有關貴賓看到和聽到示威者的聲音；5. 大學不應容忍在沒有任何破壞安稱或其他非法活動的情況下，不必要地使用武力和限制人身自由；6. 在校園內發生任何不愉快事件，都應先交由大學保安人員處理

第六屆工人文學獎，復辦！！

simoncheng2007 — Mon, 06 Feb 2012 10:05:14 +0000

復辦背景和理念
背景
七十年代，香港社會運動氣氛熾熱，一群有學運背景的大專生創辦了新青學社，希望「培育工人的社會意識，團結工人，通過相互交流，去了解社會責任及時代使命，共同實踐，為改革社會而努力」。當時社會上未有普及的基礎教育，因此新青學社開辦工人夜校，教授語文和社會科。為了鼓勵社內工友表達自己的生活和感想，新青學社在1980年正式創辦了工人文學獎，並接連辦了四屆。後來新青學社的工人學員愈來愈少，也面臨資助不足的問題，工人文學獎便在1984年結束。其後，新青學社也在1985年改組為街坊工友服務處。

時間晃眼間過去了25年。香港經濟轉型，工廠大量北移，大部份勞工不再是產業工人，不同種類的服務性行業成為了主流。「工人」的身份漸漸被「僱員」取而代之，但基層勞工的處境仍然惡劣，工資下調，工時上昇，勞工的議價能力愈來愈低，基層生活也愈來愈困苦。2010年，適逢街工創辦25周年，一些新青舊人起了復辦工人文學獎的念頭，於是聯絡志同道合的各方友好，組成「第五屆工人文學獎籌委會」，正式籌辦第五屆工人文學獎。

目的
一、鼓勵工人寫作和發聲，同時推動社會正視工人的生活和處境
二、提昇工人階級意識
三、確立工人文學的價值

願景
我們希望透過舉辦工人文學獎，鼓勵工人自信地表達自己的經歷、感受、世界觀，從而提昇工人間團結互助的意識，明白工人在社會的位置，令工人變得更有力量；同時，培養工人創作的土壤，壯大工人文學的傳統，叫社會大眾正視和思考工人的身份和處境，並賦予「工人」更豐富的意義。工人文學獎並非直接服務於工人運動，文學創作本身鼓勵觀察、反省、表達自我和世界的關係，已有自我實現和改變社會想像的價值。然而，我們相信工人文學獎可以發揮的影響，長遠必然有利於推動工人運動，為追求平等公義的社會盡一分力。

誰是工人？
曾幾何時，大多數工人都屬於產業工人，但隨住經濟結構漸漸改變，不少工人已轉為從事服務業；同時社會制度的改變，如社會保障的出現，加上貧困的小本經營者和自由職業者大量增加，也令貧苦大眾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下的工人階級。因此，工人階級的傳統定義，有待仔細重構才能應用於今日社會。工人文學獎籌委希望與基層社群連結，將工人階級的理解擴展至體力勞動、腦力勞動、退休工人、失業工人、無償勞動者（如家庭主婦），以至小本經營者。

投稿方法－－第六屆工人文學獎
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四組可以電腦稿件或手寫稿件投遞；攝影、錄像短片兩組，可將作品刻錄光碟並郵寄至本會。詳情見下。

電腦稿件：
紙張大小為A4，行距為「單行距離」或「固定行高：18pt」，並需採用字體大小為12號的黑色新細明體文字。
手寫稿件：
需採用五百字原稿紙，以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書寫。
本會接受影印稿件。

來稿須附──
1. 稿件一份，原稿或影印本均可。
2. 報名表格乙份。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一篇作品一份表格。
3. 稿件上必須剔除任何個人資料。
4. 資料不齊全者本會有權不受理。

郵寄：
1. 請於信封面標明參賽組別；
2. 請連同參賽表格郵寄至本會。

電郵：
1. 請把文字作品以word document方式貯存，以附件形式電郵予本會；
2. 請於電郵的主題上註明參賽組別、作者真名及作品名稱（參賽組別_作者真名_作品名稱）；
3. 每封電郵只可上傳一份作品；
4. 請連同參賽表格電郵至本會。

各組之電郵及郵寄地址：
　電郵地址：admin@workerliterature.hk
　郵寄地址：香港葵涌葵芳邨葵仁樓地下7號

來稿須知
1. 參賽者可投交多篇稿件至同一組別（以郵寄方式來稿者，可將同組參賽作品放於同一公文袋內），亦可同時參加多個組別，惟同一份稿件不可分投至多個組別。
2. 投寄稿件為參賽定本，本會不接受參賽者於來稿後修改稿件。
3. 所投稿件將不獲發還，請自留底稿。
4. 嚴禁抄襲或冒名頂替。參賽作品必須為個人原創，且未經任何形式之公開發表（包括任何公眾/私人網站、網誌、博客、網上論壇、Youtube、報章雜誌等刊物）、演出或獲獎。私下予友人傳閱、被批改、被老師審閱的作品不在此限。一旦發現抄襲，本會將嚴正處理，抄襲者底將被永久取消參賽資格。
5. 參賽作品內容不得包含任何真實身份標記（如個人姓名、院校標記等）。
6.在比賽結果公布前，參賽者不可將參賽稿件投交至其他比賽，亦不可與他人分享該作品版權。
7. 參賽者將賦予本會於任何媒體展覽、發佈及刊登參賽作品之權利，本會毋須通知得獎者，以及向得獎者支付任何版權費用。
8. 如違反比賽規則，本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或褫奪其得獎資格，所有已頒發的獎金及獎品亦須悉數歸還。

截稿日期
‧ 截稿日期為2012年4月30日。
‧ 海外參加者若採用空郵方式，請於2012年4月20日或以前投稿。
‧ 日期以信件郵戳或電郵時間為準。
‧ 逾期者恕不處理。

連結網址:

http://workerlit.blogspot.com/

發人深省的電影 :　綠行星（La Pianeta Verde）

simoncheng2007 — Mon, 06 Feb 2012 09:57:42 +0000

看完之後，我的感覺是，也許我們要向原住民，學習他們對自然的敬畏，以及簡單的生活方式！

這是法國導演Colline Serreau 1996年拍的一部寓意深刻的喜劇'社會'影片，英文翻譯為The Green Beautiful，

而意大利人將片名翻譯成意大利語的綠行星La Pianeta Verde。

Colline Serreau曾在1985年，作過大家都不陌生的《三個男人一個搖籃》（Trois hommes et un couffin）電影導演，
這是一個喚醒男人父愛的輕喜劇，卻十分感動人心。這電影大部仍份在澳洲拍攝，其餘有在法國取場景

奇怪的是，這部片子1996年拍完，並且打算發佈後時，全歐洲的國家宣佈，要禁演這套電影，你可能很難明白為什麼先進國家為何如此敏感抗拒，
但現在看過後，我就明白為什麼了！

電影的節奏氣氛，表面上看去簡單、輕鬆、詼諧，但實際上，卻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瘋狂的各方面。　　

故事是這樣的：在一個叫做La Belle Verte 的星球上，生活著跟地球上的人類一樣的人，只是他們全是素食，過著和諧、簡單、快樂、長壽的生活，
他們的世界是美麗和充實的：其中有個叫米拉的母親，其父親去世時說她的母親來自地球，當時生下米拉時去世，米拉決定去地球了解她母親的世界。她降落在法國，開始了一系列對地球上人類生活的「探險」。　　

導演，也就是這個片子中扮演米拉的主角。

電影通過米拉孩子一般的眼睛，看到人類社會的種種不正常，一個充滿疾患、壓力和自我為中心的病態世界。而生活在其中的人類卻渾然不覺。

米拉的兩個孩子到地球上的旅行的第一站，無意中降落在了離巴黎很遠的地方，一群原住民熱情地接納了他們，在這兩個孩子的眼裡，地球上還是有美麗和諧的地方，那就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看過這個電影，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在從中，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我們現實的社會：惡言惡語、「專家」一般的盛氣凌人。

人類那無知、浮躁的社會、官僚的冷酷。科技上，看似使人之間的交流更方便了。但是，人和人之間缺乏實質的，深層的，有意義交流及同理心。他們已經親情淡漠、還有城市化後污染的環境、污染的水、不安全的食物、無謂的消費品......

不過，整個影片並不讓人有任何沉重感覺，而是常常讓人捧腹大笑，最精彩的兩處是：交響音樂會、離近結尾的足球比賽。　　

那個看似烏托邦的世界，其實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從自己的生活做點努力，這樣的烏托邦世界並非遙不可及，至少我們都可以和片中的「醫生」一樣，在個人層面上調整生活，尋求真正的生命和生活的真正意義，讓自己的生活充實而和諧，如果這樣的人多了，整個社會就會更加不同！

影像串流:

See video

連結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2Zwd0-bCbM&feature...

誰搶了你的學位？是所謂「蝗蟲」還是右翼政府？

left21 — Mon, 06 Feb 2012 09:50:15 +0000

文：左翼廢青

前言：雙非孕婦、區選種票疑案、有共黨背景的內地生競選大學學生會、自由行掃貨、大陸資金南下、D&G事件、「蝗蟲」論與「香港人是狗」論……族群矛盾在兩地關係愈來愈近的情況下愈演愈烈。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著實是因中港融合在變化中。但是，一個融合之中也可能有不同性質的過程在背後影響。我們隨便將不同的現象都連繫起來混為一談，未必是分析問題和思考出路的正確方向。而這篇文章的主旨則是在港內地本科生愈來愈的現象。只要細心檢視政策，就知內地生沒有「搶去」本地學生的學位。現時高考生/文憑試生/副學士生面對的困境，根本是來自於逃避承擔教育責任的政府。

因工作關係，筆者近年接觸不少副學士學生。在他們當中，其實不少人都合乎八大院校的最低入學要求。然而眾所週知，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供不應求，故不少學生即使明明有能力讀大學，都要退而求其次就讀自負盈虧的副學位課程。在副學士的生涯中，大部分學生都為大學學位而奮鬥。隨著大學校園內的內地生愈來愈多，一些本地學生開始將搶學位列為所謂「蝗蟲」的罪狀之一。

究竟內地生是否真的有搶去本地生的學位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先了解清楚內地生激增的背景因素和實際情況。

大學國際化和教育產業化

為甚麼大學願意去招收本地生呢？第一個原因是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內地生疑似搶學位的現象，其實還是政府政策使然。用官方的說法，在全球化時代，本地的大學生要在在學時期養成與不同文化溝通的習慣，故引進非本地生理所當然。政府和掌握撥款大權的教資會為了促成這個國際化目標，除了提升八大院校的非本地生人數比例上限（九八年前是2%；曾蔭權上任時是10%，到現在則是20%）外，還推出了國際化撥對撥款，以推動八大院校配合政府的國際化政策。

促進多元文化當然不是搞國際化的唯一原因。在董建華時代，政府已將香港定位為「區域教育樞紐」，到曾蔭權上台搞六大產業後，專上教育的產業化比前做得更赤裸。說得白一點，專上教育成為了賺錢的項目。故曾蔭權將非本地生學位限額再增到百分之二十。即使八大院校已熬過了數年前削撥款的困境，但相信市場機制的教資會亦在分配撥款上引入更多競爭機制，令各院校／學系的資源更不穩定。院校要尋找更多財源確保其規模和生存，就更要靠多籌款了。

多收非本地生有助提高排名

有甚麼辦法可以找多些籌款呢？提升國際排名就是一個好方法。而要提升國際排名就要多收非本地生。以其中兩個較受注目的大學排名─QS與英國泰吾士報的排名為例，兩者都將學生中的國際生（用香港的說法即是非本地生）比例計算在內。非本地生的比例愈多，在排名表的分數愈能愈高。排名愈高、校譽愈濃、籌款更容易、也能進一步吸引優秀學生。故盡量爭取用盡那百分之二十的非本地生限額實在是大勢所趨。而基於文化、地理等因素，香港院校最大的非本地生來源幾乎肯定是內地，因此我們在大學校園自然會見到愈來愈多的內地生。

搶學位指控與事實不乎

在談論所謂內地生搶學位的指控時，我們也要注意推動國際化措施的實踐形式。事實上，近年愈來愈多在本地院校就讀的內地本科生，大部分其實沒有佔據本地生的位置。因為政府雖然將非本地生的限額加到兩成，但精確一點的說法是，他們兩成的基數是核准學額。所謂核准學額即是政府透過教資會予各大院校的資助學額。而這兩成非本地生學額的分佈當中，只得百分之四（也是以核准學額為基數）是在核准學額之內。其餘的非本地生學額則是超收回來的非核准學額。換句話說，假如一所院校獲當局批准其開設一萬個學額，那它最後可以招收二千位非本地生。但這二千位中，只能有四百位是佔用核准學額，其餘的千六位非本地生並不佔用那些核准學額。換句話說，非本地生所排的隊與本地生排的隊基本上是不同的，故根本沒有內地生搶本地生學位這個問題。

非本地生會否帶來利潤？

既然絕大多數內地本科生生不佔用資助學位，他們要付的學費就必然比本地生多。以中大為例，本地本科生的學費依舊維持在一年四萬多元的同時，非本地生的學費在下個學年則是十萬以上。用官方的說法，非本地本科生所付的學費等同他們入讀本地大學帶來的邊際成本。筆者不敢隨便否定這個說法，但認為這個金額是否真的是邊際成本實屬疑問。試想想，多一名非本地生就讀資助課程，有必要多請教職員、多購買器材呢？當大部分自負盈虧（有人更指是金礦）的本科課程的年度學費也大多是六、七萬元時，筆者真的想知道各大院校積極招收非本地生會不會是因為這是能賺取利潤的生意？

右翼政府不負責任

既然所謂內地生搶學位這指控根本就不成立，那麼當下被未能獲八大資助學士課程錄取的學生應該將矛頭指向哪兒呢？我的答案是：特區政府和它所實行的右翼財政政策。

現在香港預科／中學畢業生遇到的升學問題，其根源是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大學資助學額。九四至九五年，香港公帑資助的一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已有一萬四千五百個。但到二零一零到二零一一學年，該數字竟只是增至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個。在這十多年期間，不但適齡就讀大學的人口上升，而且政府不停強調我們已身處於知識型經濟社會，極而更多受過高等教育訓練的人才。為了要達成董建華時代所訂下六成中學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標，政府所依賴的是市場力量：即自負盈虧的課程（特別是副學士）和院校。

儘管學界和教育界早已就大學學位不足提出批判，但多年來政府還是盡一切辦法避免增加經常性開支（別忘了梁錦松當年訂下了政府開支不能多於本地生產總值兩成的不成文規定）。因為按政府的右翼思維，不加富商的利得稅比起盡責為香港的年青人提供高等教育機會重要得多。基於這原因，大學學位的增長才這樣的少，令數以千計會考和高考成員已證明其有能力讀學士的學生被拒於大學門外。

別拿內地生作代罪羔羊

無疑，讓本地學生接觸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絕對是好事。但這政策本身根本與提供更多的大學資助學額予本地生根本並不排斥。可悲的是，政府與教資會只顧國際化，對實踐接受專上教育的基本權力卻交予市場，將專上教育商品化，而代價則要由我們的莘莘學子來承受。在中港融合帶來矛盾的今天，內地生更慘成為學位不足的代罪羔羊。

本地生要爭回自己應得的受教育權利，應該搞清楚問題的核心所在：反對教育商品化、反對政府的右翼財政政策，要求政府增加對專上教育的承擔才是真正的出路。

「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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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亞電影《無人地帶》: 被族群割裂的人們（每周左左你）

left21 — Mon, 06 Feb 2012 09:46:52 +0000

文：揚清

由於地理位置位於要衝，巴爾幹半島自古以以來已是各種勢力犬牙交錯之地，各種不同民族和宗教共存令此地的政治形勢變得復雜。　1992年南斯拉夫共產政權解體後境內的民族旋即爭相獨立建國，隨之因國境問題和民族問題引起了橫跨整個九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

作為這段慘痛歷史的見證者，波斯尼亞導演塔諾維奇(Danis Tanovic)拍攝了《無人地帶》(No Man’s Land )。借兩位敵對士兵的故事諷刺這場戰爭的荒謬。

兩陣間的各方博弈

故事回到１９９３年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兩軍對峙的前線，一隊波斯尼亞士兵因夜間濃霧誤闖戰線中間的空曠的無人地帶，日出後塞軍發現他們並開槍射殺，其中一名波軍士兵Ciki因跌入了戰壕雖受傷卻得以生還。　

事後塞軍派出了新兵 Nino和一名老兵前住查探該戰壕，老兵在一名波軍屍體下裝置詭雷後Ciki向兩人開槍，殺掉了那名塞軍老兵和俘虜了Nino。後來Nino成功奪取武器，正當兩人差點殺掉對方時，卻發現那名壓在詭雷上的波軍士兵尚未死去，只要他一動三人都會被炸死，而走出戰壕則可能被兩軍炮火所殺。在這情況下Ciki和Nino唯有在互不信任的情況下嘗試尋找三個人一同活下去的辦法。

察覺情況的兩軍不約而同地向聯合國維和部隊求助，傳媒也因新聞價值而介入，一場牽涉各方的博弈由此開始。

歷史場景下的我者與他者

本片值得玩味的是在這場景建構下的對話，兩人用「你們」和「我們」的字眼互相指責對方的族群先引發戰爭，也互相控訴對方的軍隊犯下暴行。你指我燒毀你的村莊，我指你殺掉我的鄰居。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以為塞爾維亞人和波斯尼亞人是源頭很不同的民族，但波斯尼亞人大多其實是在鄂圖曼土耳其治下改信伊斯蘭教的塞爾維亞人或克羅地亞人，之間的語言完全相通，只是宗教和生活習慣不同，就在一年前兩個族群還和平地同屬一國，一年後卻在戰場打過你死我活，族群矛盾更成為種族屠殺的藉口。

更諷刺的是Ciki和Nino在談話過程中得知大家有彼此認識的共同朋友，兩族在戰前可以有如此深厚的私人關係，卻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下卻成為彼此殺戮的我者與他者。一切存在異質的個人，都在種族衝突下簡化為塞爾維亞人或波斯尼亞人，而發動戰爭的人卻躲在帷幕後安然無恙。

仇恨引發的悲劇

雖然在一名聯合國軍官的熱心斡旋下Ciki和Nino得以離開戰壕，並嘗試為壓在詭雷上的士兵排雷。二人最後卻敵不過仇恨和誤會而在戰壕外殺死了對方，而壓在地雷上的士兵也因排雷失敗和延遲救治而死亡。事件煙消雲散後，戰場只留下遺憾和一片寂然。

後記：寫在族群割裂時

自古以來，人類就被族群、宗教、國家以至世代等形形式式的分類和標籤所割裂。而這些往往上層階級所利用，進而鼓吹底層間的仇恨以鞏固他們的剝削和統治，而這些仇恨往往是通往平等公義社會的一大障礙。而在今日的香港偏偏有陳雲一類的仇恨販子煽動族群對立和割裂，企圖在這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製造分化。在這個時候回顧這套電影，也許可以讓我們認清族群的對立是如何的虛妄。

參見：網路電影資料庫（IMDb）上的介紹

別做『喪屍』──溫石麟談香港反核運動

ahchoii — Mon, 06 Feb 2012 07:10:00 +0000

香港反核運動訪問系列（一）

【編者按：日本福島核災難發生快一週年，提醒我們人類每天都活在核災的陰影裡。獨立媒體訪問了幾位1986年前後活躍香港反核運動的人士和相關組織，希望通過了解香港反核運動的前世今生，為香港反核運動把脈。訪問從今天起每週刊出，敬請讀者留意。】

溫石麟。（圖片來源）

1986年香港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站（下稱「大核」）的運動，長春社是先行者。溫石麟於1979年至1986 年任長春社主席，當年雖然很少見報，但算是香港最早的反核人物之一。與此同時，他擔任大亞灣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委員至今20年。

長春社是先行者

「香港反核是否有成功例子？我可以非常清晰告訴你們──是有的。現在香港境內沒有核電廠，得多謝當年反對在香港建核電廠的人。」溫石麟說，中電於七十年代中，曾研究在香港境內設核電廠，長春社率先反對。中電一些股東也在股東會上提出反對，令計劃告吹。

長春社原名為「香港保護自然景物協會」，1968年成立，創辦人多是外籍人士，其中包括九龍華仁書院的魏以立神父。長春社早期多由西人出任主席，1979年年紀輕輕的溫石麟繼任主席。他很自豪地說：「我們在長春社內成立了『青年環境行動組』，行動組的骨幹將『鬼佬』們趕了下台。」

溫石麟說，他當上主席後不久，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只寫著「香港溫石麟收」。原來那是中國副總理余秋里寫給長春社的信。據溫石麟稱，之後長春社認識了現時被譽為「中國環保之父」的曲格平──中國當時的環保小組辦公室主任。自此長春社經常跟中國負責環保工作的官員接觸。（長春社網頁就該會跟內地如何於七十年代開展接觸，有不同的記載，見這裡。）

1978年美國三哩島發生嚴重核意外，反應堆內的燃料捧部份熔毁，導致輻射大量泄漏。雖然當時香港報章大篇幅報導核意外，但對香港人來說，那是遠方發生的事，跟香港沒多大關係。當年活躍於長春社的黎廣德，於2008年寫的一篇悼文中提到， 1980年溫石麟警覺到中國打算在鄰近香港地區興建核電廠，長春社便聯繫了其他人，一起推動香港認識核能的風險，並成立了關注核能的聯合組織。但是，溫石麟向我們表示，長春社早於三哩島事件前，已跟幾個團體成立了關注核能的組織。

1980年初，香港報章首次報導港粵可能合作興建核電廠，六月香港政府表示已正式就此計劃展開研究。在這些報導出現前，香港人可以說完全給蒙在鼓裡。隨後數年，中電、香港政府和中、英、法三國政府參與了計劃的談判、商討和籌劃。長春社作為成員之一的「關注核能委員會」，也多次從海外邀請核能專家來港，並舉辦講座及展覽，向港人講解核電的危險。他們又就興建大核一事，質詢香港政府和中電，並會晤行政及立法局議員表達憂慮（註1)。香港地球之友會於1983年成立後，亦加入了反核的行列，成為當時香港少數關注核能的團體之一。

1986年的反核運動「變質」

長春社雖然從開始便對核能持反對立場，但它跟中方一直保持友好關係。溫石麟說，曲格平曾游說長春社，表示因為顧及香港人的憂慮，核電站選址多次更改。他又保證核電站會安全營運。溫石麟說：「當時大陸真的對我們長春社很好，因為他們不懂環保。」

1986年5月，前蘇聯切爾諾貝爾發生核災難，香港要求停建大核的聲音迅速升溫，團體由原來幾個增加至數十個，其中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組織、工人團體、關注民生和社會政策的組織，以及會員人數眾多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和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等。「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聯席）於5月31日正式成立，後來各區居民組織和區議員辦事處也相繼加入，令聯席的團體數目增至過百。

1986年10月5日在摩士公園舉行的反核集會。（圖片來源）

七月聯席在全港發起簽名運動，幾星期內得到104萬人簽名支持停建大核的訴求，加上多家主要報章贊成停建或另覓廠址，反核運動頓時聲勢大增。然而，切爾諾貝爾核災難和香港一百萬人的簽名，最終未能推倒大核興建計劃。對此，溫石麟慨嘆：「今日很少人直正明白當年反核運動的前因後果，因為已完全遭政治遮蔽，真相完全沒法說出來。歷史有很多轉折點，可能因為某個轉折，香港和中方都錯失了機會──借切爾諾貝爾彻底反省是否應該興建大核。」

溫石麟認為，反核運動捲入了後來屬於泛民主派的人物如司徒華、李柱銘等，令運動「變質」，反核運動變成了這些人的「政治舞台」。他說：「反核議題本來只是一個香港民間關注核安全的議題。如果運動停留在這條線上，他們（中方）是OK的……你不明白嗎？他們可以給你解釋……會跟你具體討論計劃細節……你不明白他會解釋到你明白。」

但是，當年同是立法局議員的李柱銘和司徒華，兩人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跟中方關係良好，同時他們兩人都並未在「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中擔任主要角色。另外，反對在大亞灣興建核電站的還有《明報》社長查良鏞，當時也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註2)。雖然如此，溫石麟認為，當年反對大核的民間聲音後來已「不單是針對安全問題或討論涉及安全的應對方法，而是逢中必反，雙方無法溝通，中方自然是夾硬來了」。

利益集團在立法局中的代言人

除了認為運動「變質」外，溫石麟指當年立法局的取態，和後來晉身立法局的反對派未有在議會內繼續堅持，也是大核得以興建的主要原因。

溫石麟說，當年香港政府拿出十億元為這項目作保證，大核興建計劃才能獲得融資貸款，中國才有外滙購買法國的核反應堆和英國的發電機組。如果當時的立法局不同意政府這樣做，計劃是不能落實的。

「當年反對大核的一些人物進入立法局後，沒有繼續堅持（反核）。如果當年立法局不贊成，項目會被迫擱置。」但當年立法局內反對大核的聲音，足以推翻政府的決定嗎？溫石麟認為可以：「一間公司的股東（指中電股東）也有能力推翻公司的決定，一個如此爭議性的課題，怎會不夠票推翻它呢？」

他又批評當年身兼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李鵬飛，指他當年率領立法局議員去日本參觀核電廠。「……之後立法局提交報告，就是要政府支持在大亞灣建核電站。他們去看的就是福島第一核電廠，回來還大談核電廠有多美觀多安全。所以福島發生事故後，李鵬飛回看當年，說感到很後悔。」溫石麟不否認李鵬飛當年代表的可能是英方利益。

如果一些立法局議員代表了英方利益，在溫石麟心目中，當年另一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現任人大代表譚惠珠則代表了中方李鵬集團的利益。譚惠珠當年跟李鵬飛一起，以立法局議員身份率團訪京，之後又率團到歐洲考察，成功扭轉了輿論。

溫石麟說，不少人因為支持興建大核而加官進爵：「跟著很多人當上爵士和勳爵，後面有很多利益集團……」當年的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 1989年獲英國頒授爵級勳銜。溫石麟續說：「陳方安生也因為支持建大核，所以後來做了布政司。」陳方安生當年是社會福利署署長，1987年升任經濟司，1993年出任布政司。

至於民間反核運動最後為何歸於沉寂，溫石麟始終歸究反核運動主要人物紛紛參與選舉，進入了立法局之故。1991年香港立法局舉行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地區直選，民主派在直選中取得大部份議席，其中曾經出任「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發言人的馮智活，也通過直選晉身立法局。當時立法局的60個議席中，屬於泛民陣營的議員一下子增至23個。但這時距離1986年已經整整五年。

問溫石麟後來長春社在核電問題上如何跟進，他表示不知道，因為1986年他卸任了該會主席一職。雖然沒有談長春社後來的角色，溫石麟對環保團體是比較寛容的：「很難叫一個民間團體一直不變地支持一個運動的……當時也有其他團體如地球之友等，也慢慢淡了下來。」

「核安全諮詢委員會」是公關橋樑

大亞灣核電站於1987年動工，並於1994年建成，期間溫石麟獲委任為大亞灣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安諮會）委員，一直至今二十年。福島核災難後，網上一些國內文章指香港當年的反核運動得以「平息」，是公關工作的成功（註3)。問溫石麟安諮會的設置是否公關工作，他不否認，但認為安諮會扮演了它應有的角色：「大核多個反應堆已運行了廿年，安全紀錄尚算不錯呀！」

但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紀錄」，是否存在隱瞞的情況呢？溫石麟說：「全世界都會隱瞞，這樣做也無可厚非，因為怕引起恐慌。」但安諮會不是要監察安全嗎？「監察甚麼？公關而已。」

大亞灣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圖片來源）

溫石麟曾經幾次就大核的安全事故「爆料」，問他如何得到相關資料，他說：「他們（中方）很多是專職搞核能工程或者核能安全的，我們來自香港的反倒不是。有時他們觀察到一些問題，怕丟了飯碗不能講，但會問我們的意見。我們雙方都能從這種交流中得益；我們會衡量出現的問題應由那個組織去處理。這個平台不能提出，但是否可以在另一個平台（例如媒體），去暴露一些該引起公眾關注的情況呢？」

香港反核運動前景

「核電是廿一世紀人類的詛咒。」溫石麟認為，在自然災害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核電意外一定會繼續發生。面對這樣的前景，他將希望放在各國領導人身上，其中他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期望甚殷。「福島發生核災後，溫家寶是全世界第一個國家領導人，下令暫停所有核電項目的。」他又盛讚原是物理化學家的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認為她在福島核災後，能夠放下自己作為科學家的身份，決定廢核，顯示她以國家利益為重。

溫石麟寄望的中德兩國領導人溫家寶和默克爾。（圖片來源）

溫石麟認為，德國、意大利和瑞士都已決定停止發展核能，歐盟其他國家廢核是遲早的事。如果香港和台灣放棄發展和使用核能，對中國一定有影響。但他認為香港不能用過去的方式反核：「香港是否可以提意見？香港當然可以提意見，但一旦提意見，就很容易變成一個政治化的議題，他們就會以政治化的方式應對……問題就會變質。」

「國內的考慮跟我們不一樣，發展核能是國家政策，他相信核電是安全的，否則他不會大搞……當然還有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等，他有他的內部矛盾要處理……核電是一個很龐大的生意，涉及龐大的能源既得利益集團，他肯定要繼續發展下去的。」

溫石麟認為，國內有自己的研究人員、智囊和專家，對核能的了解，不會比不上香港的政黨或民間團體。「如果你提出的意見有可取的地方，我相信他們是會考慮的。」但民眾不是專家或智囊，如何去參與改變？溫石麟說：「普通民眾的問題是他們不認識，你不能假設他們明白這回事，所以國內媒體說要搞公關，也有他的理由，因為多做公關工作，你們就不會害怕，你們關心的不過是安全問題，安諮會就是一個公關的橋樑。」

至於香港的環保團體，溫石麟認為，福島核災後它們基本上沒有發出聲音，原因是他們未掌握問題核心。「綠色和平」以反對增加輸入核電作為現階段反核目標，溫石麟認為這只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做法」(pragmatic approach)（註4）。他認為香港環保團體跟香港的民主派一樣，進入了建制，已經「死亡」。問他何解，他答：「他們的錢那裡來？他們的經費都來自政府；誰給他們錢誰就是他們老板哪！」

在不足四分之一世紀間，人類社會先後發生兩次嚴重核災難。與此同時，中國正全力發展核能，廣東省正在興建多個新反應堆（註5)。此情此景，溫石麟有如下建議：「現在香港周圍是核電廠，我們雖然做不了甚麼，但可以了解為甚麼有這樣的發展，並就這發展提問。這樣，我們討論的水平會比網上見到大陸的好一點。否則你有甚麼貢獻？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只是一味人云亦云，只能算是一具具『喪屍』。」

他忠告新一代反核運動：「作為廿一世紀的人，必須將問題想得透徹，並且能清晰講出問題在那裡和找出問題根源。」

訪問：張彩雲、方鈺鈞、歐輝
撰文：張彩雲

〔註釋〕

相關報導見「大亞灣核廠資料冊」，1986年6月，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出版。
有關查良鏞和《明報》在反對興建大核的運動中的角色，見張圭陽：《金庸與明報》第15章。
福島核災難後，網上可以見到一些文章，提醒要借鑑1986年的經驗，防止香港再出現反核運動，如「慎防“反核”之風在港發酵」、「杜漸防微及早做好消除核安全疑慮工作」。
綠色和平就「停止擴核」的建議，詳見此。
現時中國全國有14台核反應堆在運行中，其中廣東省有5台，包括大亞灣2台，一公里外的嶺澳4台。至2011年底為止，全國興建中的核反應堆超過25台，其中7台在廣東省，包括台山2台、陽江4台。詳見這裡。

延申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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