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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轉戰內地搞同運「那是一種使命感」--專訪Ken仔張錦雄

轉戰內地搞同運「那是一種使命感」--專訪Ken仔張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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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上周六(8月17日),訪問了Ken仔(張錦雄)三個小時,半路他聲線轉弱,眼睛變小,有點疲態。三天前才從昆明坐火車回港,兩天後又要走了。不過,他沒有欺場,空氣塞滿了他到內地推動同志運動,愛滋病患者支援服務,以及應付大學和公安壓迫的故事。在他眼中,香港很重要,因為內地志願組織經常來香港取經。他上山下鄉,不但香港發展公民社會的經驗帶給內地,而且親身到內地培育組織者和義工:「那是一種使命感,內地的需要很大。」

北進
Ken仔在1995年證實患上愛滋病,並公開患者及同性戀身份。三年後有份創立「香港彩虹」,服務性小眾及推廣性教育。他希望社會關注性小眾受歧視的處境,例如2005年在銅鑼灣有份籌辦的首屆國際反恐同日(IDAHO)遊行。他在2003年後積極參與大大小小的民間團體,例如民間人權陣線,參選議員,做網上電台,等等。

然後,他清減了團體事務,因為他想專注同志和愛滋病服務支援工作。

然後,他清減了香港的同志團體參與,因為他想遠離一下香港的同志圈。他樂見近年反歧視的運動有成績,甚至有議員和藝人出櫃。

在淡出香港之際,他踏足內地。2008年,他成立了「彩虹中國」,支援內地同志平權及愛滋防治工作,現時是義務總幹事。他並非首批性小眾組織做內地工作,但他是少數全身投入的。現在他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內地。

「大概是2006年,我開始到內地分享,在2007年做了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理事,定期開會,往往有三四十個組織代表,來自各省各市。我分享了成立香港彩虹的經驗。到了2007年8月,內地團體來拜訪香港彩虹佐敦的中心,我就回訪,得知當時內地已有各類同志組織。後來在中山大學和華南師範大學當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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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中國沒有辦公室和全職職員,有的是約十位核心義工,負責做平面設計,翻譯,拍攝,後期製作,紀錄,活動助理等,來自香港和內地。服務以南部地區為主。資源來自小額捐款、巡迴演講和義賣物品。Ken仔不時把網上小額捐款名單上載,以便監察及證明網上募款有效。(圖片來源:受訪者facebook)

陳健民
他跟現時熱門人物陳健民有一段淵源。陳健民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主任,定期安排內地不同範疇非政府組織領袖、學者、官員、社會企業家來港訪問。「我是指定嘉賓講員之一,他覺得探訪香港有規模的非政府組織之餘,更值得參考草根組織的經驗,香港彩虹是一個例子。當然,他看中我的心路歷程,相信我由病人到倡議者的歷程,會激勵內地組織者。」Ken仔說。

他的人脈就是這樣建立起來,不只是同志,還是其他領域的。現在他積極介紹香港性小眾組織到內地,例如紫藤、跨性別資源中心,以及一些同志伴侶。

我是病人,知道得救最要緊
在內地做倡議工作,就是跌跌碰碰,要懂得走位,懂得運用身份與政府周旋。

他最開心見到同病者得救。他其中一個得著,是學會幫助病人和家屬時,有時要軟硬兼施,反而更大機會成功:「如果一開始就鬧大,醫院就會硬起來,不肯商談診治愛滋病人。我們會講道理,向醫護人員說只要做好預防措施,被傳染的機會很低。成功後,我們不會大肆宣傳醫院做好事,會私底下也跟其他病人說,但也不需要說是我教你的。宣揚之後惹來維穩,對誰也沒有好處。當成功個案累積,再找時機倡議政策,變成常規,會較容易。」

我唸社工,我實踐
他是個培訓者。他發現如果只是一兩個小時的講座,一來他們學不來甚麼,二來香港的一套,內地難以跟從,必須本土化。他專誠讀了社工課程。「我在彩虹中國的工作,是跟組織者work with一段時間。」所謂的work with,是親身到內地培育組織者和核心義工。

「我會去成都、西安、南昌等,跟他們一起工作一個月。那些團體也許只有一個職員,甚至沒有,只能集合給我的講員費用當酬勞,兩千、三千、四千元。我會做三四十個面談個案,兩個支持小組,十次八次的工作坊和講座,去醫院拜訪,聽求助電話,安慰病人和家屬。我離開後,他們自行運作,一段時間後我再回去跟進。有一次我去成都回訪,有三個病人跟我說,我拍拖了。我又記得有同志跟我說出櫃,自發探望病人。那種示範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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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仔在分享彩虹中國的刊物,內有他的過往工作和經歷。

民眾渴求知識,我演說
Ken仔推動公眾教育,堅信校園是個重地。無奈即使只是嘉賓講者,他一樣感受到壓迫,只是那種壓迫是間接的,是校方或者更高層找老師麻煩。「我已經不能去中山大學老師的課了……相關部門關注我的微博,知道我的行程。好幾次老師收到通知,指不能請境外人士分享,再轉達訊息給我。我猜是我在香港的政治背景吧。」

他補充,聽學生說,除了政治背景外,有時候是其他老師眼紅同事能吸引大量學生上課,或是老師學生不想性小眾議題帶進校園,於是打小報告阻止講學。

是學生的熱情和渴求,令Ken仔堅持走進校園:「今年初,廣州一家大學邀請我講課,前一晚被通知即使來到也不能站台,由老師自行授課,請當地的性小眾代表分享。我說同學會很失望,因為同學很努力宣傳。我反正早來了廣州,於是提議在台下聽課。」

「開課時,三百個位已滿座,後來的要站著聽。老師說有些原因,大家明白了吧,嘉賓就不能講課,全場發出失望的噓聲。後來有同志組織代表說正尋找班房,希望安排時間給嘉賓跟學生交流。全場拍掌歡呼。一會兒後,有人說學生可以上四樓的班房,自修。大半學生即時收拾東西上去。到了班房,我提醒學生大家要珍惜每一分秒。五分鐘後,學校有職員來問我沒有申請就用班房。我隨即問如何申請,有位女生主動拉職員去補辦手續,其實是耍弄職員,拖了十分鐘,我就把握那十分鐘分享。」

「然後,老師進來,皺了眉頭,苦了臉。我就知道她很為難。我很無奈,要結束分享。最後仍然有幾位留下,我跟他們說要趕尾班地鐵,要離開。他們爭取時間問東西,例如朋友跟我說他是同志,或者室友以前是跟男生拍拖,現在跟女生一起,我要怎樣處理。他們送我到地鐵站,還替我買票,到了入閘才分手。學生事後還把被趕的經歷寫在微博,要求校方交代,附近學校也轉發聲援,幾天後可能受壓,刪除了。」

Ken仔猶如變形金剛,被攻擊,很快又懂變身,避開對手。「我可以轉發微博。做不來大型演講,也可以跟小團體分享。我正在想租商業場地,用開會、開工作坊和辦課程的途徑做分享。在廣東被干預,可以去其他城市。我的情況已較好,有朋友就被打進黑名單,全國大學也不能邀請他當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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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仔出席無數演講活動,這是2011年11月鄭州、南京、武漢之行其中一個活動。(圖片來源:受訪者facebook)

同志要出聲,邊倡導邊學習
Ken仔在內地參與社會行動,例如Free Hugs、反歧視巡遊,順道教參與者帶起氣氛。連演說也受阻,搞行動當然不會例外。不過,內地朋友也很有經驗應對。他自言有時也要跟他們學習。

「今年5月17日,我和Tommy去了長沙的IDAHO,有105人參與。可能是經驗不足,他們不懂叫口號,又沒有隊形,拿了彩虹旗卻不揮動。我覺得不妥,於是提議把彩虹旗放隊末,叫他們把旗傳到隊頭,開心歡呼,叫口號,唱《勇氣》。後來我們走進附近的師範大學校園。」

公安不容許打正旗號遊行,舉辦者早有準備。「律師對網站文字給了意見,活動之前不公開活動地點路線,免得麻煩。舉辦者一直對外稱是商業機構搞反歧視倡議活動,沒有用『遊行』兩字。我們曾經申請,但公安說不用申請,反正人不多又是在大學城附近,當不知道就算。」

本來也沒有事,只是夜晚媒體網上報導了「遊行」,半夜公安來到酒店抓人,主辦的那位青年要被行政拘留12天。「我們已經有這準備,老師後來召見學生,學生支吾以對回應了,說是參加反歧視活動。那位被拘留的青年,很鎮定,問話期間仍不忘向公安教育,說同志婚姻跟異性戀婚姻本質沒有分別,要注意同妻(男同性戀的妻子)問題等。香港大抵不會有這事情吧。壓力一定有,學生以後要低調一點,否則不能畢業。」

那次遊行,Ken仔體會到學生和性小眾很想發聲,他知道他們會再接再厲。「聽說長沙警方稱,下年再舉辦也可以,不過不要在長沙。學生很聰明,不久就申請明年搞活動,依足規矩,還有律師協助。如果申請成功,其他地方的大學城就可以仿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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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長沙IDAHO遊行,記者問有沒有情侶接吻該他們拍照,有一對女同志出來,他跟Tommy也來。(圖片來源:受訪者facebook)

口說寬鬆 限制處處
近年不時聽到北京放鬆非政府組織註冊的消息,今年三月,全國人大宣布公益慈善社區服務組織可以直接申請登記,而無需找「業務主管單位」掛靠。然而,Ken仔指出,名義上是放鬆了,限制仍然隨處可見:「以成立預防愛滋病組織為例,隨著全球基金(全球對抗愛滋病、結核病和虐疾基金)撤出中國,非政府組織只能向中國政府購買服務來營運。那些組織要先在一些委員會註冊才獲承認。這其實是一個控制。」

他舉例說,官方連組織名稱也要審查,要從名稱明確辨識服務對象,例如在廣州,有同志父母表明用「同性戀親友會」註冊,卻被打回頭,要用「同親會」。他們不退讓,到現在也不聽從。相反,在貴陽,組織名稱不能用「朋友」這樣模糊。然而,如果清楚列出是預防愛滋病的組織,別人就有戒心不前來,難以宣傳。他建議組織者用一些名目申請,在推展才列明項目。

能救一個就救一個
好明顯,他完全沒有放棄內地,跟內地切割的念頭。「只是鬧沒有用處,何不嘗試理解和影響他們呢?有一次在火車跟一位大學青年聊天,他說拍了六年拖的女朋友跟他分手,因為他的大學不夠名氣,女朋友的父母不喜歡。男生的父母也希望他幹一番事業,又不准他去旅行。我理解到中國充斥愛面子,門當戶對的社會習性,但我會勸勉他要為自己著想,找真愛。有時候學生會問我為何香港的新聞節目會被插播,我就解釋那時香港發生甚麼大事。能救一個就救一個。」

很多人喜歡聆聽Ken仔演講,就是他用不同的身份,把滿滿的經歷分享出來,很實在。「幾年前到內地分享,內容很單純,就是講一下香港的工作經驗。現在交流多了,內地組織者的期望高了,想認識不同議題,舉一反三。我又有內地體驗,嘗到成功失敗,新的分享就更豐富,內地朋友就更受用。」他相信有辦法在內地找個位置:「我始終是個病人,政府的疾控中心,傳染病中心也會找我,說說消除歧視也可。」

工作要專業化,制度化
走到此際,38歲Ken仔的人生規劃,緊緊扣連彩虹中國的未來。他在構想如何持續同志及支援愛滋病的工作,希望未來同志和愛滋病服務能夠專業化,制度化。彩虹中國構思在南昌建立資源中心,有社工和專業人士提供服務。不同地方的團體可以定期派代表做訓練,支援對象不只是病人和同志,還包括老師和僱主,「順利的話,南昌就會是示範點,在其他城市複製。」他又跟朋友討教,尤其感邀馬來西亞同志牧師歐陽文風,以及台灣同志創作人楊立德給意見,例如聚合更多資源,以及軟性推廣,成立社會企業、文化館,新書發布等,滿腦子都是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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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在七月完成的演講,同行的有歐陽文風及楊立德。(圖片來源:受訪者facebook)

勸勉香港人要珍惜
香港現在仍容許人用課餘工餘運用知識和技能,籌款和申請資助,做公益事務。Ken仔勉勵香港人不要放棄,認為內地搞社會改革困難,難度大很多,但不少人也在努力。「我最近去昆明,知道有位同志團體義工,正職在電視台工作。有一天,國安找到電視台老闆,問為何有員工搞NGO,曾經到了香港。國安不會直接找他,是找老闆麻煩……內地人羨慕香港人可以上街,我反而欣賞他們沒有空間也要做,有時我會想是我們不懂珍惜。」

主題圖片:Ken仔接受訪問,伴侶Tommy也前來。內地同志和愛滋病支援團體,很多時候只能解決他的食宿和生活費用。Tommy就不能經常陪同出發:「一個人的開支也難報銷,何況兩位呢。」所以他們特別珍惜一起和家人相處的時光。

採訪:易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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