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死」出至1995年美國《財富》(Fortune)的封面故事《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標題同時為當時作者對回歸所做出的預言。時至今天,這個預言似乎一語成讖。經歷了反修例、國安法等,建制派在立法會清一色食糊後,香港好像在不同方面已宣告死亡。
香港已死 :不國際-金融中心
要了解香港如何死,我們首先要弄清什麼是「香港」,什麼是「死」。於是我重讀了95年的《香港已死》,看能否從該文一窺究竟。文章開宗明義就提出香港的死並不代表經濟會在回歸後變成一潭死水,只是「國際」金融中心會變成一個「中國」的金融中心。雖然這代表香港能依靠大陸並繼續成為一個「能賺很多錢的地方」,但其國際性將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並繼而死亡。
文章作者當時做出不同的預測。語言方面,英語將會被廣東話和普通話取代;治安方面,解放軍將會勾結本土黑社會組織在街上巡邏;政治方面,特首和民選議員會被欽點;法治方面,只有順從中國的法官才會被選上;媒體方面,自我審查將會鋪天蓋地地侵襲新聞自由;經濟方面,朋黨資本主義將會成為常態,與美元掛勾的港幣也會被人民幣取代。上述的有的發生了,有的(還)沒發生,有的本來就不合邏輯,例如立法會從來沒有真普選。說得天花亂墜,作者只想證明在回歸後,香港的既有經濟優勢,好比語言、民主這些能吸引外資的特質會一併消失,再也不能保持國外投資者信心。沒有了「國際」,香港就只能變成一個中國的城市,一點也不「國際金融」。
該文作者眼中的香港就是國際金融中心,而國際金融中心就是香港。所以,當香港喪失其經濟優勢時,她便會奄奄一息。這說法當然有問題,但容我先探討為甚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在回歸後好像並沒有如作者所說般死亡。
香港未死:直到永遠的國際金融中心,阿門
回歸以後,不少主流媒體都會在討論到回歸的惶恐時把「香港之死」拿出來揶揄一番(根據WiseNews新聞資料庫的搜尋,在回歸第十年(2007)和第十五年(2012),「香港已死」在中華地區中文報紙的出現頻率分別為130次和116次),甚至在回歸十年後,《財富》以《哎呀,香港根本沒有死》(OOPS!HONGKONG IS HARDLY DEAD)發文,說明回歸後香港經濟增長步步高升,外來投資也水漲船高,面對亞洲金融風暴和SARS危機也能乘風破浪。文中更說死的不是香港,而是《香港已死》文章裏的種種猜測。
但,香港當時真的沒死嗎?在2007的文章裏,香港的(被)定位依然為國際金融中心。這種對香港經濟面向的過度放大,文化研究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以「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來說明此狀況——香港明明比起經濟面向來得更多元(不只奶茶菠蘿包,還有生活方式、建築、此起彼落的示威),但當談到香港時大家都會裝作看不到。
阿巴斯道出了這城市潛藏的自殺式力量。每當講述香港時,我/他們都會把經濟面向以外的一切閹割,留頭不留人。當然,的確要還《財富》一個清白,2007年的文章只是要回應95年的文章,香港再次被殺也是意料之內。
說的曖昧不清,哪香港到底有沒有死?
香港「又」已死: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
2012,2014,2019,2020,2021, 每一個年份都響得如佛堂倒數的敲鐘聲,緣中流轉,輪迴升沈,萬法皆空,因果的確不空。《財富》2019年7月22日刊登《這是中國的世界》(It’s China’s World),講述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擁有最多前500大企業的國家。在中國的邊界,2019年香港人的生活則因這個崛起的主權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反修例時政府的不為所動以及翌年國安法的頒布,好像令「香港已死」這句說話來得擲地有聲。移民潮再現,外企紛紛撤出香港另覓城市設立亞洲總部,更有外國政府呼籲僑民回國,還有昨天的立法會選舉......
香港,好像的確不再是香港了。地鐵被堵住了,罷工已像是老生長談,一向高舉的法治突然變得嗤之以鼻,就如那氤氳着的催淚煙。對黃營、藍營、唯一訴求是上班的港人來說,香港又死了。但,對不少人來說,這次的「香港已死」,好像與95年的「香港已死」不同。香港的死,已不只是關乎那新自由主義下置中粗體再放大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名銜,而是香港人。
假如把香港視作一個城市,不能迴避的就是要先定義何為城市。在此,我借用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於其有關「城市權」一文的內容作簡述。借用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定義,哈維說:
「城市是人類隨着自身所想來重塑世界最成功的嘗試。這個城市是人類創造的世界,但同時也是人必須居住的世界。正因如此,每當城市的人在改變城市時都會間接而又不知所以地改造自己。」
我很喜歡這個定義,這清楚地點出了一個「城市」與「城市的人」兩者之間關係。城市為人居住的地方,而我們是城市的塑造者。哈維解釋一個城市的性質與當地的文化,如審美、生活方式等息息相關。正因如此,人是城市的主人,哈維推而廣之說明每個人皆有「城市權」,一種塑造和再塑造城市而同時塑造和再塑造「我們」的自由。
由是觀之,「城市」和「城市的人」是會互相影響,兩者互相拉扯的張力就賦予了一座城市的社會意義,比如 「香港」和「香港人」。哪這次死的到底是什麼?我覺得是香港人。因爲香港人死了,這個城市便死了。當「我們」不再也不能再是我們的時候,城市作為我們的反射,又怎能不折射出一種身在故鄉卻又無孔不入的鄉愁呢?倒是這次的死,不太國際金融,甚至有點本土,因而我們幸運地留了全屍,留頭也留人。
香港復活:城市的細胞是其人民
人死了不能復活,但這不代表一個城市死後不能靠著自己的新陳代謝起死回骸,而城市的細胞就是其人民。 無可厚非,香港人不能擺脫死亡的詛咒。故此,我們更要找出復活城市的方法,復活宣告死亡的空間,借此復活城市的細胞。
投票率低的選舉可以代表選舉已死、立法會已死,但也是民意的反映,是一股潛在的力量,塑造城市和我們。道教中的無為不是代表甚麼都不做,而是審時度勢,順應規律,並盡最大的努力行事。
《東方之珠》中的一句歌詞是「小島中/路本多康莊/可哀的是有人仍是絕望」,但魯迅提醒了我們「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有人絕望不可哀,可哀的是沒人絕望。在絕望時我們自有不同行事風格,順應絕望,緣督以爲經。
死亡是重生的前設。我們曾以為香港可以繼續做一隻浴火鳳凰,但變成一隻寒燥交織的鴛鴦,再不舉世矚目,無所不能,卻來得風韻猶存。然則,牠更需要小心翼翼的保護,才能東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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