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心繫家國IV－共耀中華》的宣傳短片，不禁莞爾，因為它硬要把悲壯的歌詞湊上喜氣洋洋的畫面：「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就是興建大型建築，「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就是運動員的歡呼，「冒著敵人的炮火」就是煙花盛放，「前進！前進！前進！進！」則是列車飛馳。這種惡搞歌詞的手法，竟與經常諷刺政府的《頭條新聞》不謀而合。大抵是製作人覺得攜手抗敵已經不合時宜了，這年頭，還是共享榮華比較實際。

明天是7月1日，除了《義勇軍進行曲》跟《始終有你》，我們的耳朵還有別的選擇嗎？

千千闕歌：六四與九七
香港一向情歌當道，回應社會以至政治的是少數。然而，面對六四與九七的重大政治事件，香港流行樂壇倒也沒有迴避。在六四事件前，不乏香港流行曲抒發家國之情，它的政治抗爭性是不強的。這種態度，在六四事件發生後有所改變。

潘國靈在〈香港六四流行歌曲回顧〉中指出，第一首出現的六四歌曲是《為自由》(盧冠廷作曲、唐書琛填詞)，參與錄製的歌手多達150人。(見《E+E》第7期) 為六四全新創作或填寫新詞的歌超過一百首，而以此為主題的概念專輯則包括盧冠廷《1989》、黃霑《香港X’mas》、達明一派《神經》等。譚詠麟今天那麼親中，沒想到他在唱好《回歸頌》之前，竟也唱過幾首六四歌曲，借愛情的欺詐諷喻一番。

我們也許不宜過份高估六四歌曲的政治力量──研究者梁穎詩甚至認為，《1989》跟《神經》「似乎沒有對廣大聽眾有甚麼影響」。(見陳清僑編：《情感的實踐：香港流行歌詞研究》)然而，我的看法還是跟潘國靈比較接近：六四歌曲作為政治行動的一部分，畢竟有助凝聚群眾。

在六四的陰影下，回應九七的流行曲也不免顯得疑慮重重，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也許是達明一派以及拆伙後的黃耀明。潘源良填詞的〈今天應該很高興〉描寫九七前的移民潮：

偉業獨自在美洲 很多新打算
瑪莉現活在澳洲 天天溫暖
望望照片 追憶寸寸
某一個熱鬧聖誕夜 重現目前

好友都各散東西了，美好的畫面全是回憶。「多麼多麼的高興/多麼多麼的溫暖」本來是反諷，卻跟後來內地傳媒對香港回歸的想像絲絲入扣。另一首經典則是羅大佑跟蔣志光合唱的〈皇后大道東〉(林夕填詞)：

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
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會有鐵路城巴也會有的士
但是路線可能要問問何事

香港會變嗎？變的是甚麼？當國殤之柱的作者高志活被拒入境，我便知道了答案。

六四歌曲結合靜坐等實際行動，其政治抗爭性無疑比後來的九七歌曲強烈。到了03、04年的幾十萬人大遊行，流行曲卻幾乎徹底啞掉。

搖滾樂就是抗爭
在流行音樂的領域裡，搖滾樂無疑是最具抗爭性的。張鐵志的《聲音與憤怒》研究西方搖滾樂的政治作用，它的副題看來相當天真：「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別笑──在六十年代，西方有不少青年搶答：「可以！」我們也許都不再浪漫了，但張鐵志對西方搖滾樂的歷史回顧還是足以讓人重估它的力量。

60年代，搖滾樂與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彼此呼應──捷克總統哈維爾甚至跟樂隊Velvet Underground說，他們的音樂對改變捷克歷史有非常關鍵的影響。80年，大型慈善音樂會在英美興起，搖滾樂手有意識動員參與社會運動。90年代以來，一些樂手不再滿足於慈善音樂會，因為它無法在體制上徹底杜絕問題。Rock the Vote音樂組織在美國成立，動員青年參與政治，在他們的努力下，199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竟比1988年高出20%。另一方面，Jubilee 2000 Coalition英國成立，旨在推動西方國家以及世界銀行等組織，在公平而透明的程序下免除發展中國家無力支付的外債。U2主唱、Radiohead與之合作，曾在德國科隆的八國首腦高峰會議，動員上萬人組成人牆，逼使各國承諾免除貧窮國家的部分債務。當然，搖滾樂也有它無力的時候，但它永遠像個睡火山。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把音樂「政治化」，然而我們的樂壇一向就是政治化的──歌手會接受政府的邀請，為基本法、國慶、奧運錄製宣傳歌曲，甚至會為曾蔭權競選特首的「造勢大會」擔任演出嘉賓。

舉步為艱的華語搖滾樂
80年代中期，香港也曾掀起樂隊熱潮，不少更由地下轉攻主流樂壇。他們的歌詞明顯較富社會性，也不迴避政治議題，朱耀偉編著的《光輝歲月：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1984-1990﹞》詳細地描劃了這種面貌。然而，搖滾樂在今日香港的主流樂壇中只是點綴，樂隊不成氣候，至今比較搶眼的還是80年代便出道的老大哥Beyond。

至於其他比較富社會關懷的歌手與詞人(比如謝安琪與周博賢)，也稍欠抗爭的銳氣。事實上，這種現象早已有之。比方說，許冠傑的歌一向以反映草根苦況見稱，但它總鼓勵聽眾接受──而非改變──現實。他在2007年推出的大碟《人生多麼好》，甚至乾脆匯入了唱好香港的主旋律裡。

在內地，搖滾樂在政治氛圍中也難以茁壯成長。六四事件後，強調抗爭性的搖滾樂難免招惹官方疑慮：唐朝樂隊被逼暫時解散，崔健更被禁在大型舞台演出長達12年。奧運在即，在一切以穩定為先的前提下，曾有數萬人參與的迷笛音樂節也被逼延期。難怪《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在內地出版後，樂評人、讀者都質疑搖滾樂是否應該負上這麼重的社會責任。而台灣雖尚算自由，搖滾樂的抗爭力量實際上也是遠不及西方。

無歌的世紀
2003年7月1日，50萬人參與了以「反對廿三，還政於民」的大遊行，翌年人數也與之相若。面對這樣的大事，香港流行樂壇一反六四及九七時的姿態，紛紛別過臉來(少數的例外有假音人的幾首歌曲，達明一派的〈達明一派對〉則可能是含蓄的回應)，Twins的阿Sa甚至乾脆說七一遊行「不文明」。難怪自03年至今，也沒有出現甚麼能為遊行凝聚士氣的流行曲。民間戲擬的〈福佳始終有你〉雖也頗受歡迎，但也沒有成為七一遊行的主題曲。

張鐵志在博客裡指出：「如果是真的要針對某個議題改變政策或制度，那麼真正的關鍵是結合音樂的動員力量與長期的組織性工作。」九七以後，這些做法在香港幾乎成了絕響。哪怕是黃耀明，他能堂堂正正地回應廣義的政治(比如熱心推廣公平貿易)，卻只能含蓄地回應狹義的政治。去年，他在回歸十周年晚會上充當卧底，以電影《無間道》的主題曲唱出民主悲歌：

明明我已奮力無間　天天上路　我不死也為活得好
快到終點　才能知道　又再回到起點　從頭上路

九七前，陳奕迅唱出了我們的《時代曲》：「卻怕在今晚之後/不知有誰來逼我/轉唱另一些歌」。不用怕了，因為一切已經發生。

──原載《香港經濟日報》，以上版本略有修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