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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當「政治人材」遇上「愛國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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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治助理與副局長鬧出風波,有人說曾蔭權「stupid」,其實,不能怪他蠢,只能怪「政治人材論」惹的禍。

「政治人材論」近乎怪論。中國共產黨會關心自己的「梯隊」是否足夠領導中國上下,美國的民主黨或共和黨會擔心自己是否有足夠實力的總統候選人,卻很少國家會擔心缺乏政治人材這種動物。因為,有政治機會,就總有人淌這趟渾水,至於是否該培養政治人材,要看所謂人材究竟是何種政治信念。恐怖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是特種政治人材,但不會有多少人會認為要培養一下。撇除這兩個極端例子,不同的政治集團對何謂「政治人材」的理解必然差別很大,民建聯想培養「青年民建聯」理所當然,但民主黨與公民黨想要培養的則肯定是另一類人。

所以,只有回到香港的歷史脈絡,才能明白「政治人材論」這套有香港特色的理論。曾蔭權說這次是「用人唯才」,身為前朝官員,不知他有沒有記起,「人材」在殖民地政府當年的意義呢?

港英殖民政府管治初期,是沒有所謂政治人材的問題,英國殖民地部最多也只會關心,派出的總督是否能管好香港?而港督則關心,那些「高等華人」是否能幫他「間接管治」好香港?

直至發生六七年暴動,以及後來七十年代的反殖運動,港英以至一些想當謀臣的學者,才開始關心「穩定香港」的有效管治。特別是八十年代香港政治前途大定,民主訴求與平穩過渡同時成為政治議程。過去香港政治發展固然嚴重滯後,現在與未來也不能快,如何為此找個堂而皇之理由呢?「政治人材(缺乏)論」終於粉墨登場,與「行政主導」及「精英吸納」作為理想模式,成為香港主導的政治常識。

明明是殖民政府封閉保守,卻把香港人說成政治冷感,政治人材缺乏,先天不足。這本殖民秘笈,北京政府與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奉為金律,依樣畫葫蘆。

既然缺乏,就要培養,在「政治人材」的幌子下,曾蔭權究竟有甚麼政治計算,我們固然只能瞎猜,但是,就連他們是甚麼人材,我們也摸不著頭腦,只知道政府從此多了一些非公務員系統的精英份子,薪水很高。唯一能確定的是,政府大概覺得這對「管治」有利。話說回來,就連特首當選後也要放棄任何黨派身份,我們能期望知道副局長與助理是哪一派別的政治人物,他們支持哪些政治理念麼?

殖民地承襲下來的「管治」,只求有效,不單不計較政治理念,甚至不計較「效忠」,拉攏與否幾近是利益計算。當年「效忠英女皇」五個字,沒有人很認真,本地人說「打事頭婆(英女皇)份工」是最傳神了,不打東家便打西家;英國人也實際,沒有想過要你當英國人(所以才會有「BNO」),你持甚麼護照更根本不是重點,所以,過渡期裡大量「轉軚」人士便不足為奇了。但是,今天已不是港英殖民年代,是否「愛國」,是否「效忠」,朝廷上下奉為臬圭,外國護照兼居留權,在祖國榮光照耀下,即死。

有外國護照,不一定是其心必異。一眾副局長與政治助理,飽受媒體攻擊,定必滿肚寃屈。每一本外國護照,跟他們愛不愛國沒有關係,倒是他們的護照載滿了這群政治人材在殖民時代的印記。

有人可能是怕共產黨,有人本身可能就是不計較國家歸屬的務實派,有人就對西方國家較好感,有人想買個保險,有人順著移民潮浮過去了。這一切在殖民地時代都平常不過,也不會阻礙他們有日成為協助殖民者間接管治。今天,這都成為不能重提的過去。

時勢的變化,不令我驚訝,最令人驚訝的是角色的錯置。我驚訝曾蔭權的自在,他自己早已放棄了英籍,卻對政治新貴的「效忠」問題竟然如此不放在心上,真有當年殖民者的「胸襟」;更令我驚訝的是,早前李柱銘以至民主派被質疑是否賣國之後,今天民主派竟然高舉「國家效忠」的大旗,愛國陣營換了位置,反而顯得尷尷尬尬閃閃縮縮。都怪不得人,只怪民建聯副主席當了副局長。

弗洛伊德說,孩童成長都要經歷「早期閉合」(foreclosure),時刻冒現對母親的慾望,要持續壓抑或轉移,方能進入父權的「正常」世界。香港的「正常」政治世界,要政治人材轉移及延續殖民「管治者」的身份與慾望,但同時要壓抑殖民的經驗與印記。愛國效忠,已不是愛國陣營打擊對手的借口,也不單是轉軚的問題,而是在朝在野苦苦相迫下一起墮進的後殖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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