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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直擊系列]町造與社區電台──從神戶災區重建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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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清晨,日本關西神戶市發生七點二級大地震,超過六千人死亡。城西的長田區,二戰時沒受美軍空襲,因此留有很多戰前木建築。這些老房子在地震後的大火中幾乎毀盡,數以百計老人被燒死。另外,老區也因為租金低廉,一直是留日韓國人、越南難民、菲律賓和南美等地新移民的聚居地,由於語言障礙及種族歧視,他們與日本人關係疏離。地震後,許多救災資訊只以日語發放,少數族裔陷入更大的窘境。

十三年後走進長田區,沒有一點頽垣敗瓦的痕迹,街道和房屋井井有條、煥然一新,不過比硬件的重建更珍貴的,是災後人際關係的再造,以及貧富兼顧的社區規劃原則。促成這些發展的,全靠一個社區電台和一個町造﹝即社區建設﹞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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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右一為FMyy社區電台負責人日比野純一先生,中間為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事務局長河合節二先生。

十三年前的神戶大地震,和今年的四川地震一樣,激起了民間社會的爆發,成千上萬的志願者趕到災區。當年在東京一間報館任職的日比野純一先生,在地震發生前四天剛巧辭去了工作。地震後,他從新聞看到神戶長田區受災嚴重,知道越南人因為語言不通,根本不知道哪裏可以得到幫助,難以自救。「我馬上到圖書館翻查資料,這才了解到越南人在神戶的處境。於是馬上趕到長田區救人,並在那邊的災民中心住下來。」

在長田區,外國人佔人口的百分之十:殖民時期被帶到日本的韓國人及其後裔約一萬人、八十年代來到的越南人有約八百﹝主要在鞋廠工作﹞,還有來自中國、菲律賓和拉丁美洲的。「地震前,每個族群互不理睬,主流日本人,尤其是老人家有很重的歧視心態。」地震後,長田區的日本人迫於無奈要和外國人一同生活在災民中心,再加上同樣淪為災民的山口組黑幫,尤如困獸鬥,打架爭吵不時發生。

訪問前,我想當然地以為是志願者引導災民走向種族融合,實情是災民在經過一個月困獸鬥後,慢慢互相認識,自己體會到融合的需要。「一個月後,災民中心收到的物資漸多,生活稍稍安頓,不同種族的災民開始互相認識,語言不通,就以食物和音樂做中介。當時災民開始開派對,越南人煮愈南菜、日本人煮日本麵,很多日本老人家是第一次吃到越南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過去日本人不會去問越南人的名字,只會喊『這個/那個越南人』,但在災民中心生活久了,慢慢成了朋友。有日本人開始學越南話,越南人也邀請日本人進屋裏坐。不同種族的災民其實都想和諧共處,卻不知道怎樣突破障礙。」

最先動起來的是韓國人,他們在兩星期後開始在長田區設立社區電台FM Yabuseyo,以韓語及日語廣播救災消息並提供娛樂,因為他們知道,在災區,正確的資訊非常重要。韓國人的需要源自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的慘痛記憶。那次地震和神戶地震一樣,在城市中引發大火,導致死傷無數,當時有謠言指是韓國人縱火並落毒,東京都部分日本人信以為真,在街上屠殺了六千名韓國人,一些日語講得不純正的中國人和沖繩人亦同樣遇害。

接着,越南人社群在日本志願者的協助下,也成立了社區電台FM Yaumen,廣播的語言有法語、西班牙語、菲律賓語和英語。兩個非法廣播的電台很快就合二為一,名為FMyy﹝http://www.tcc117.org/fmyy/index.php﹞,現在每星期七日,每日廣播十小時,廣播語言亦擴展至十種,包括日本南部群島的方言。雖然電台的接受範圍只有半徑十公里,但FMyy對日本社區電台的發展影響深遠,政府也按特例向他們發牌照。

日比野先生說,Fmyy不單是一個社區電台,而是社區營造的一部分,居民不單止聽,也會參加社區中心的活動。他畫了一張圓圈來形容不同社群的互動,日本人社區←→社區組織←→少數族裔←→日本人社區,社區電台則是在這些關係中無處不在的大氣電波。「我們相信,多元文化是發展社區的動力。當然,我們的目標不單是在一個社區,而是要在日本建立多元文化的社會﹝有別於目前單一文化社會﹞,不明白日語的人也在可以安穩地在社區生活。」近年,FMyy開始擴展工作,設立翻譯政府公文的服務,並爭取神戶市政府制訂兼容多元文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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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yy錄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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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yy之前製作的多語災難應變手冊。

再談下去,FMyy的社區電台理念就愈發清晰。社區電台的祖宗是六十年前在波利維亞礦場工作的原住民。他們借電台廣播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日比野先生說:「在墨西哥,五百年前有二百多種語言,經過西班牙殖民統治及目前的單一文化政策,只剩下六十。直到今日,墨西哥政府仍然透過主流教育來排擠原住民的語言和文化。社區電台就是反抗的工具。」因此,社區電台是要確保另類聲音/語言不被消滅,而要保住另類聲音,就是要保住改造社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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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FMyy電台在社區內緊密合作的,還有長田區野田北部地區町造﹝Machizukuri,可譯作「社區建設」﹞協議會。社區電台營造尊重多元文化的氣氛,町造協議會則讓居民自己動手,營造更宜居的生活空間,兩者雙輔兩承。

河合節二先生在野田北部地區出生,今年四十七歲。在地震發生前兩年,他就與一些街坊聯合,成立野田北部地區町造協議會。若以香港的體制來比較,町造協議會是在街坊福利會和區議會之間的組織,是一個法定註冊機構,透過民眾直接參與的方法,解決社區裏的規劃及環境問題。協議會管理的範圍大約十三公頃,人口約二千人。簡單說,町造協議會就區內的發展項目取得居民共識,然後向市政府要求撥款執行,反過來,當市政府要主動地在區內進行建設,也要先透過協議會取得居民支持。

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成立後第一個項目,是把區內一塊業權不明的荒地開闢成公園﹝大國公園﹞,並且擴闊通向公園的行人/單車徑。商議、處理業權、游說政治資助至興建,差不多花了兩年,工程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完成。一個月後,地震發生,大國公園成為區內重要的避難所,而那條擴闊了的馬路,亦稍稍擋住了地震後的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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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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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北部町造協議會第一項工程,包括擴闊通往大國公園的行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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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公園內設立的紀念碑,有當年野田北部的災情。

地震令町造協議會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一開始時,町造協議會主要是幫助居民生存下來。我們邀請了天主教會神父和醫院院長加入了協議會。協議會認為,這區的﹝不同種族的﹞居民愈來愈互不相識,地震後,誰死了誰活着都沒人管。這是社區最大的問題。因此,協議會定下原則,要為所有種族的居民服務。協議會支持實踐多元文化的FMyy社區電台。慢慢發展下來,多元文化就成了這裏的特色。譬如協議會決定,區內的路牌和標記都要附有多種文字。」

協議會另一項教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是化解業主和原租戶在重建時可能出現的矛盾。「在神戶,很多社區都發生業主和租戶之間的矛盾。野田北部地區做得很好,不管是業主還是租戶,我們認為,住在這區域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也不希望有人因為重建而被迫遷,反而希望舊的街坊和年輕人能夠搬回來。」

這些想法,於香港肯定被嘲為妙想天開,在野田北部卻成功落實。之前提到,地震前的野田北部很多木舊房,吸引了不少基層居民租住,如果由得業主在地震後自行重建,租金肯定會上升,很多居民可能要搬走。於是,協議會聯同市政府和業主商討,最終達成共識:業主將地皮租給政府二十年,由政府興建樓層較多的低租金住房給原租戶,並由政府管理。這樣,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雖然也變相放棄了炒賣的機會﹞,租戶也能繼續留在社區。此外,協議會為了擴闊社區內的馬路闊道,令救護車能通過,與區內業主達成協議,要求新建房子一律往後退五十厘米,以換取政府稍稍放寬發展的高度限制。

很難想像一個小小的町造協議會﹝只有二千居民!﹞,居然能發揮比香港一個人口幾十萬的區議會更大的力量,能夠推動尊重居民生活權利的規劃方案,儘管方案可能限制了土地的價值。我問河合先生,為何可以這樣?

他說:「我在野田北部出生,在天主教會辦的幼稚園讀書,那間幼稚園在地震中毀了。我在野田北部經歷了地震,在廢墟中挖出很多每天跟我講早晨的老太太的屍體。見到社區幾乎夷為平地,我很想在我有生之年,看看這個社區會重建成什麼模樣。﹝什麼是理想的社區呢?﹞在地震後一次協議會會議上,我跟其他成員說了自己的願望。我希望社區能回復平靜,居民可以三代同堂一起生活。經過十年的努力,現在不單止有三代同堂,連四代同堂也見到了。現在我關注的是如何延續下去。」他一句也沒有提過錢,無論貧富、無論種族,總之都能安穩生活,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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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酒吧。

我們在長田區參觀那天,碰巧一名由德國來的實習生搞告別派對。在社區中心的草地上,有韓國人、有越南人、有秘魯人、有香港人、有日本人、有中國人、也有來自歐美的,韓國居民替大家煮了很美味的牛什煲。河合節二先生站在大國公園,向我們介紹周圍每一家店每一戶人如何捱過地震。八十年歷史的和果子店繼續日復日地營業,小孩在公園裏燃點七色煙花。這些景象令人貼心地體會到何謂「社區營造」,什麼是美好的生活,什麼是共同信仰的價值,什麼是開放和包容,都是透過十幾年來不斷經營和協商來確認。

在大國公園旁邊,豎立了《野田北部 美化城市宣言》,千錘百鍊出來的三點共識是:
○我們肯定會收拾好狗和貓的糞便!!
○我們決不會亂停自行車,違法停車!!
○我們決不會把垃圾和烟頭到處亂扔!!
大家一起來努力吧!!拜託了!
平成16年6月17日

日本有時的確誇張得有點超現實,你說香港怎樣學得來呢?

原刊零八年七月二十日星期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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