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承接西藏聲明的回應)
同學們：
首先感謝您們對學生會有關西藏一事發出的聲明的關注 [1]。您們對社會大是大非的關注，我們首先致以敬意。我們樂於接到各位會員同學給予我們的意見，同時亦希望借這封公開信，回應和討論圍繞這次聲明的爭議。
學生會角色
在言論相對開放的社會，學生組織議政是一個非常普遍的風氣 [2]。而過去很多的社會改革都是由這一類學生組織帶動。香港各間大學的學生會也一樣。就如我們，除了舉辦文娛康樂這一類對同學有直接利益的活動外，很多時候都會參與和回應各項社會時事議題，以至舉辦各種活動去提醒同學關注社會公義問題，例如組團探訪內地勞工、探討基層剝削問題等。有人甚至認為，爭取社會公義才是學生會以至所有大學生的「正當職業」。
在香港的語境當中，觀乎本地歷史，大學學生會在公民社會中擔當著重要角色 [3]。公民社會組織的功能，在於提供渠道，將社會上的價值向當政者反映，加強政府與市民的溝通。[4]學生會既有公民社會組織的面向，「發聲」便是發揮這種效用。由七十年代開始的「保釣」、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批判殖民地政府施政、弱勢社群的訪貧問苦，到八十年代關注回歸及本地政制民主改革、中國問題，乃至近年對全球化、私有化浪潮對民生的影響、中國現代化衍生的民工剝削、維權運動等問題的關注，本港各大院校學生會的推動角色是毋庸置疑的。
因為大學生是社會上享有優待的一群，我們有責任對社會作出承擔。我們的先輩都曾透過批判社會上的不公義，一點一滴地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面對社會上的不平事，學生會一直勇於回應，敢於發聲。在這麼多年來，社會各界對學生會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因而明白到，學生會對社會議題的立埸並不一定代表全體學生的一致共識；因此，我們絕不是試圖假借全體學生之名發表任何聲明。我們對於各式各樣的議題發表聲明，只是代表我們作為投票選出的機構的立場。我們不是「代表」變幻不定的民意，而是由民意授權的，有自主性的機構。投票所授權的，或，所表示信任的，是我們的行動理念；而我們的聲明，代表的是我們這一屆合法內閣的立場。
當然，我們也不必諱言的是，學生會組織與各會員同學之間未必有相同的觀點與立場。很多時候時都會出現分岐，甚至衝突。但一直以來，我們都是透過平等的溝通去了解彼此的觀點，求同存異。我們堅持的是，多元聲音的開放，鼓勵與我們持不同意見的同學發聲，希望在各種觀點較量之下，能夠讓各同學對事情有更深刻的見解、對事實有更充份的認知。在這一層面上，與我們一直提倡的民主理念是一致的，更加表現了言論自由的價值。
我們絕對明白，掛著言論自由的旗號並不等於可以不顧後果地亂說話。我們每個動作、每句說話都經過細心思考，但即使這樣，我們仍然有犯錯的可能。面對批評的時候，我們願意承擔；別人指出我們錯處的時候，我們願意接受、改正。因此，我們期待同學們能夠時刻給予我們意見，也對所有的意見，表示感激。
近日的西藏事件
在西藏議題上，在這裡，我們想強調的是，我們不是嘗試為定斷「事實」而下任何結論。我們的側重點，是表達我們對今次西藏示威浪潮所引申出來的種種問題的關注和憂慮，並藉此促請中國政府予以正視。我們既不是支持統獨任何一方，亦不是一面倒反對中國政府，而是希望就事件作出較深入的理性討論。
我們是支持各族彼此團結的前題的。團結，不是說大家一定要認同對方的所有，而是要互相尊重大家文化上的差異。我們呼求文化上的互相尊重，針對的是西藏由來已久的文化衡突。把西藏問題去歷史化地單單看成統獨二分的問題，本身就不是一個嚴肅理解、探索這問題的取態。我們正正是希望以這次事件為切入點，讓大家可以由多角度、立體的去理解西藏問題中蘊含的千絲萬縷、互相糾纏的漢藏文化衝突、現代文明傳統文化衝突、以及國際間的利益衝突。
今次的西藏示威浪潮事件中，最令人深思的，是傳媒資訊的可信性問題。我們在聲明中沒有否定暴力事件的出現，更沒有認同部份示威藏民的暴力行為。完全依賴傳媒去判斷一件事情的真相是不智的，尤其是在今次事件，由於中國在示威後開始進行新聞封鎖，大量資訊以泛濫、零散的形式出現，而直至示威浪潮逐漸被平息，國外記者才能進入西藏採訪，令判斷事件的整體真象添上困難，而新聞封鎖、驅逐記者的做法，無疑令中國政府處理西藏示威的手法上的公信力減低，亦是不爭的事實。[5,6]例如當主流傳媒大多描繪「暴亂」中的「血腥行為」，令人想像西藏以至川青地區出現「大規模的有組織暴動」，一些內地的資訊來源卻指出有些地區的和平示威遭到軍警挑釁和鎮壓[7]，也有一些大學生在校內組織集會被干預。
看到暴力事件的發生，不等於和平示威不存在，歸根究底，假設所有參與示威的藏人皆是暴民，本身就不合理。將主使暴力行為的示威者繩之於法，固然正確。但如果我們被一次突發的暴力影像而蒙昧我們對西藏問題長久以來的反思，從而對值得討論的結構性遠因缺乏覺察，無助於我們增加對事實的掌握。如果我們梳理西藏本土及中國對西藏政策的歷史，大概能抓著今次事件的種種背景和淵源的一鱗半爪。
中國政府對藏政策
1951 年，中國政府和當時的西藏領導人達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當中承諾了會承認西藏地區的原有政治架構，並且除了對外事務，所有西藏地區內部的社會、經濟、文化、語文教育、宗教各方面的事務，都由西藏內部自主，由中央政府派駐的機構協辦。[8]可是，我們見到的是，中國政府此後的對藏措施，漸漸偏離其原有的承諾。
姑且不談文革倒行逆施時的種種對西藏文化的深遠傷害。即使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府亦不見得有全面履行《十七條協議》的承諾。例如，中國政府於07 年八月頒布的《藏傳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中，就一改過去駐藏中央官員對活佛轉世的純在旁監督的角色，令中央政府可以對活佛有否決權，這就是對西藏政治宗教架構的干預[9] 。另外有論者指出，在八零年代末的連串反抗運動中，不少受傳統文化知識訓練的年青僧尼死傷慘重、被長期監禁，當中的女僧尼在獄中受性侵犯的遭遇尤其不幸，而在九十年代末的資料亦顯示，西藏地區的藏族囚犯中，因政治理由而入獄的宗教人員佔頗高的百份比。[10]而中國政府對西藏本土文化亦造成不少破壞，例如在1996年開始下令收繳和銷毀達賴像、對寺廟進行審查、制訂限制寺廟活動的規章、安插政府官員進寺廟管理機構令寺廟自主名存實亡，而有進步性的宗教內部理論研習與傳承也沒法進行，宗教儀軌被取消或設以限制，相關的宗教學位考試也一直不批准進行[11]；現任西藏自治區書記在2006年上任後更強硬執行不准學生、公務員及其家屬參與宗教活動的政策[12]；而1959年後，西藏的知識份子或被殺或流亡，中國政府關閉藏族寺院，開辦教漢語的學校，漢族政權代表著的強勢文明競爭力令藏語長年處於邊緣地位，加上近年的經濟發展，令藏語更加因無法適應競爭力邏輯而逐漸式微，令大量年青藏人改學漢語，學校的教育內容缺少介紹藏族傳統文化，課程亦被安插「愛國教育」，令本土文化難以傳承。[13]凡此種種積壓日久的問題，都令我們憂慮中國政府解決西藏矛盾的誠意。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五十年來，中國政府曾對西藏地區進行了某些有益西藏人民的改革。例如1951年中國政府在西藏廢除了奴隸制度、沉重的稅收、建立世俗學校從而打破寺院對教育的壟斷及建立基本的工程項目，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活[14]。而我們抨擊中國政府，是因為當局儘管有過幫助藏民擺脫不人道傳統的功績，但其另外一些措施，卻的確嚴重侵蝕藏民賴以建立自我認同的文化。有功不能就代表可以對其過錯不聞不問，而督促中國政府正視問題，消弭民族間的仇恨，才是我們大學生應有的責任。
四。大漢族中心主義與發展迷思
不少論者在論及西藏議題時，都指出我們經常誤跌思考的盲點，其中最常見的一種文化偏見，是關於中國作為一種強勢的文明力量對「解放」西藏的貢獻。有學者指出，從漢語來說，「中國」及「中國人」的定義是透過儒家文化眼中要排斥的「四夷」來確立的，中國歷史因此從不把周邊民族視作中國人，而辛亥革命後，周邊民族才因中國對政治版圖的策略考慮而被首次構成作「中國民族」的一部份，遂出現「五族共和」的口號。儘管如此，在文化上，大部份人都不太將周邊民族的文化納內「中國文化正統」中考慮。而在西藏主權爭論上，我們經常會引述歷代中國皇朝帝國與西藏的藩屬關係為理據去支持「西藏自古是中國領土」的說法。這種說法從事理上看似正確，但卻簡化了西藏本土在上世紀初面對西方力量入侵開始謀求在現代世界自存的現代化過程。由此，當時中國為著掌握西藏人，清政府其後大幅提升駐藏大臣的職權及政策資格，促成西藏本土的政教分離，削弱達賴的政治權力，將權力中央化，成為西藏與現代中國連串衝突的開始，其後中國現政權在50 年代開始進藏進行令人爭議的改革，其中更涉及不少直接的軍事鎮壓，使中國與西藏之間的政治衝突演變成更深層次的社會及文化層面。倘若對這段歷史缺乏掌握，很難理解西藏與中國問題為何出現長期的矛盾和牽涉到外國的種種干涉，而單單是這段歷史，本身已觸及不少仍然未有定論的爭議。
而且，我們往往會過份簡約化地視西藏歷史和文化為「原始、封建、野蠻、封閉落後」的刻板印象，而以漢族為中心的中國則是「文明、現代化、解放者」的象徵，尤其是以政教合一制及農奴制作為鞭撻的例子。然而，這種民族優越性的思路本身就有著偏見，對我們理解中國和西藏的關係沒有益處。是的，西藏自古受地理條件、物質文化發展的種種限制，然而更多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西藏並非沒有發展，而這些文化亦不是西藏文化的全部，反之，西藏其實曾以不同的方式向外來文化開放和開展現代化的理想，並沒有依賴中國人的「解放」。[15]因此，民族自決的問題，事實上源於西藏對於現代化的思路，所謂「獨立」，不過是自決之下的其中一個選項，如自治區、行省化、加盟共和國等其他理論上的選項，卻不是一個必然，甚至可以說不是一個好的選項。因此，民族自決不必然構成民族衝突，而認為民族自決必會形成民族衝突的想法，其實並沒有反思到大民族中心的根本問題[16]，在西藏的具體例子上，不但是出現前設偏見的不合理，更加是不符史實，忽略了民族衝突往往在歷史上大都源於更早時間以暴力形式或強勢姿態移入民族疆域進行「統一」。
另外，對於中國在西藏的現代經濟發展的爭議，我們要更全面地思考「發展」是否必然對一些少數民族社會帶來好處，從而反思「發展」是否一個理所當然的整體概念。學者早就指出，我們在思考「發展」時，大都僅僅將經濟增長等同發展，尤以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DP)、市場化及工業化作為衡量標準，然而這些以生產及工業化作為中心的標準往往忽視了文化、社會和政治的重要因素，對現代工業化社會乃至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種種負面問題，更加缺乏批判的向度。[17]我們不妨由此思考西藏的例子。上文曾提及過的熟悉中國問題、活躍於不少全球倡儀組織的美國學者Michael Parenti提出，我們「可以在擁護一個有著宗教自由和獨立的新西藏」，同時須打破對舊西藏「純淨的精神屬性」這種東方主義式的神話。有趣的是，作者雖然對舊西藏的封建神權制度甚為保留，更肯定中國政府在西藏的改革，但當談到中國政府近年在西藏進行的種種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他卻對種種加劇的貧富懸殊、工人剝削及生態破壞等問題深感憂慮。[18]經濟發展固然意味著部份藏民生活條件的改善，然而種種隨著發展而來的長遠負面影響，可能代價更為巨大。內地有評論便曾指出，曾經為西藏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達百年之久的薩迦市區，出現了很多乞丐，反映隨著市場化，傳統的農牧區及經營地方貿易的人民因經濟轉營日漸貧困；而以土地入股的投資方式令首都拉薩的林園受到破壞，不少跟當地建築風格不協調的房屋和建築物不斷在市區出現，古老建築被拆毀；在政府實施各種城市建設的同時，令天然資產的濕地面對急劇縮減和沙漠化的現象；林區的樹林被大批砍伐，一個著名的風景勝地溫泉，成為旅遊招待所，還出現肆意捕殺山谷中的珍奇動物的情況。[19]而有位曾多年在內地工作和旅遊的朋友，亦曾目擊過川青地區某些藏民神地在開發旅遊項目時出現的種種不公平問題，例如旅遊區內不准當地人招待遊客，令不少在本地賴以維生的藏人生計受影響，又在重要的寺院附近修建大型賓館，令不少神聖風土大量被世俗化，破壞藏人對於宗教信仰的文化。[20]我們強調，提出以上種種，並不是基於我們反對發展，而是我們需反思我們一貫的「發展就是硬道理」是否必然。盲目相信發展，跟盲目反對發展或文化原教旨主義基本上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循此進路，民族自決的問題正正是在於如民族有否權利去決定自身民族的政治取向和發展進路。
有學者在分析中國的多元族群認同與國族主義的一篇文章裡，曾作出以下一段我們認為在反思西藏問題上值得深思、並不過時的結語：「百年來由於當政者民族政策的失誤，對境內少數民族或羈縻籠絡，或高壓同化，或揠苗助長製造假象，迄今仍未能全面提升各族群認同，使臻至休戚相關和榮辱與共的國族意識，這才是今天中國政治的悲劇」，而國族主義是「構成現代國際社會單元的民族國家之本，是每一個獨立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惟中國在提升國族意識以發展民族國家的目標仍然尚有不少前進空間；「今天的當政者自當順應世界潮流，梳理族群關係，建立民主機制，使中國邁各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大道。」[21]論者的提法，在肯定中華國族的基礎上呼求民族之間的融和及團結，大概正中我們不少自忖為「中國人」的同學的寄望。
結語
以上就是我們的見解。因此，我們這次的聲明，並不是輕率的發言，也不是希望代表所有學生對抗中國政府，而只是希望透過聲明，表達我們幹事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憂慮，和對中國政府對這次事故的措施的質疑。
回覆之時，得知中國政府安排的訪問團入藏時，有喇嘛對記者指責中國政府說謊。中國政府事後表明不會對那些喇嘛「秋後算賬」，我們欣賞這個承諾，並期望中國政府切實履行這個承諾，保障言論自由。
另外，有關對學生會服務的意見方面，學生會是旨在為同學謀求福利的。爭取購物折扣或飲食優惠等服務承諾，固然是福利。然而，我們認為單純的物慾滿足不是追求幸福之道。因此，我們矢志於爭取各項利益的同時，謀求公義的伸張，期望同學能於公正、自由與開放的校園以至社會中學習、生活。我們認為，這是為同學爭取福利的合理延伸。我們的競選政綱亦提到我們的相關計劃，歡迎給予意見 http://www.xanga.com/cusu38。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日
註腳:
[1] 有關同學對今次西藏事件的諸多討論可參閱「中大學生會有關西藏事件部落格」 http://tibetcusu.wordpress.com/
[2] 世界各地均有由學生組成的組織以不同形式參與社會議題。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法國學生聯盟（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簡稱UNEF），他們可說是反教育商品化的全球先鋒，詳見 http://www.unef.fr/，另外包括美國的大學聯合「反血汗工場」組織，他們對全球化出現的第三世界國家剝削問題的關注影響廣泛，詳見
http://www.studentsagainstsweatshops.org/ 。
[3]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是香港最大的學生組織，由七所專上學院的學生會所組成的。學聯的成立推動了香港學生運動和增加學生對社會的投入。我們可以從學聯過去參與過的議題，粗略地了解香港的學生運動歷史。詳見
http://www.hkfs.org.hk/
[4] Jean L. Cohen & A.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Introduction
[5] 林行止，「有異於官方報道的西藏騷亂」，信報，2008年3月26日。
[6] 劉銳紹，「驅趕記者不可取」，新報，2008年3月19日。
[7] 太陽報在3月26日引述印度的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及英國泰晤士報的消息指甘孜州爐霍縣曾有僧侶發動和平示威，沿途有數百當地居民加入，但是示威人士遊行往鎮政府時被公安武警制止。詳見
http://the-sun.on.cc/cgi-bin/hotnews2.cgi?a=news&b=20080326&c=2008032602...
[8] 全文見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6/content_2342421.htm
協議中提到會遵照以下原則：「西藏實行民族聯域自治；西藏現行政治制度和達賴喇、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以及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區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統一管理。」協議還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
[9]即使根據中國當局的資料，民國以前，清朝推行「金瓶掣籤」的方式，清朝官員也只是「看觀」、「驗看」，只是監察過程是否公正，如果過程公正，就不見得對結果有否決權。中央政府也對轉世活佛冊封如儀 (中國古代一向對藩屬君長交接的做法)，實在不明白該篇文章為何可以歸結出中國政府一向有選定活佛的主導權(「批不批准全由中央決定」；「参加掣籤的靈童候選人要報駐藏大臣審核」；駐藏大臣有權要求尋者者重新復查」)。民國時期的做法顯然加入了極大的政治因素，但那時中國處於內戰動盪時期，和現時的局勢大不一樣，似乎不值得效法。見
http://www.sara.gov.cn/GB//zjzc/21809cbb-39ed-11da-a2b8-93180af1bb1a.html，同時可參看《中大學生報》2007年9月號。
[10] 參見丹增.拉巴平措的「雪山獅吼：西藏民族主體意識」一文，收於「基進論壇」第三期，一九九九年。注意作者為漢人，在文末註釋中，作者指因政治考慮而採用一個常見的西藏人名作筆名。
[11] 王力雄，「達賴喇嘛是西藏問題的鑰匙」，
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writings/wanglixiong.html
[12] 同[5]。
[13] 參見茉莉，「從射殺藏民看藏語危機－－兼談歐洲的語言權」，原載於香港《爭鳴》，2006年12月號。
[14] 詳見邁克爾‧帕蘭梯(Michael Parenti)的「西藏之謎 – 得寵的封健主義 」，接龍中譯，
http://www.talkcc.net/thread/1212242/1 。原文”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刊於
http://www.michaelparenti.org/Tibet.html
[15,16] 同10。
[17] 參見許寶強在《發展的幻象》(許寶強、汪暉選編)中的前言「發展、知識、權力」，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頁2-14。
[18] 同14。
[19] 參見朱瑞：「藏人為何要抗議？－－也談西藏問題」，詳見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18147，2008年3月20日。
[20] 參見「很多人以為西藏是一個省」，詳見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310953&group_id=281 。作者為攝影工作者，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七年間多次穿梭藏域，他指深受當地藏族人的信仰和文化感動，拉薩事件令他無限心傷，故此寫下這段文字。
[21] 參見謝劍:「文化認同、族群認同與民(國)族主義：以中國的多元性為例」，收於《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劉青峰編，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