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後，「我們的時間」
早前，泛民議員一再要求特區政府交待有關2017、2020政改中的普選定義時，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回應說：現屆政府和立法會不應該越俎代庖，為未來十二年的政府和立法會做出憲制決定。言下之意，2017及2020年的政改安排已是不能企及的彼岸。
林局長這番說話倒教人想起那句殖民時期的諺語：「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這句話原本用來形容一種「短視」的習慣，無法自主掌控未來而造成的過客心態，成為了不會/能/願做出長遠打算的解釋。想不到回歸了十一年的今天，政府仍然分享同一種只談目前的殖民式「短視」，做不成長遠而重要的憲制決定。
有說97之後，我城已由「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成功轉化成「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一方面，近年城市空間的爭論不斷，因而「何謂我們的地方」至少已進入了社會議程；然而另一方面，所謂「我們的時間」卻是表面清楚而實質含混，這方面的討論則不太多見。然而，何謂「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語言中有很多關於時間的概念，「九七回歸」即是一例。我們愛說回歸之後香港變得怎樣、港人又該怎樣重新定位云云。誠然，這都有一定道理。可是，這標誌的到底是政權的時間，更多的是指統治者恢復行使主權的時間。「九七回歸」頂多是對我們造成重大影响的時間，而遠遠不是我們做為主人、自行界定和願意為之奮鬥執著的時間。因此，「九七回歸」之後不並表示「時間」已從「借來的」轉化為「我們的」。餘下的問題似乎是：如何重構我們自己的時間經歷？誠然，自主性是判斷「時間意識」的關鍵，循此我們得以重寫這張猶關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清單。為什麼？讓我以另一個例子說明。
剛過去的一月七日是艇户抗爭的三十週年。時光飛逝，不要說重提，日常生活中記得或知道的人都不多了。讓筆者略作介紹。那年，殖民政府為了壓制一個兩年以來不斷壯大的民間反對運動，竟抬出一條1967年非常時期制訂的「公安條例」：3人或以上往同一目的地就是非法集會。於是，支持者和艇户在乘坐旅遊巴前往政府部門抗議途中，被警察攔截，然後是拘捕、檢控和審訊。艇户運動沒有因而消沉，反而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之後行動者為爭取安置而佔領市區荒置官地、為艇民辦夜學及擴大戰線反擊公安條例。
有關艇户抗爭的紀念文字和活動相當之少，可想而知它在時間的長廊中被投閒置散掉了，但它無疑是我們自己爭取成為城市主人的一段時間碎片。像七八十年代其他重要的反對運動一樣，它直面我城的各種衝突，推動香港走向一個更平等的所在。與流行香港故事所述「七十年代乃經濟起飛的美好時光」有別，這些抵抗說明了：社會根本上是由各種衝突和敵對構成，香港並未如傳聞般歌舞昇平。這矛盾今天所在難道消失了？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是繼續通過經濟手段/措施/表現來轉化各種社會政治衝突，營造一種歌舞昇平的表象嗎？！
如果打造更平等的城市仍然是我們今天的任務，如果我城仍然充斥各種衝突矛盾，那我們必須把七十年代的抵抗寫進「我們的時間」中，讓「成為城市主人」的理想重拾它的歷史性，在真正屬於我們的時間意識中擺脫過客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