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有『6521』之說，也為了中國『政治敏感年』作了具體的解釋。過去百年在中國所發生的大事，許多都在逢九之年發生：共產黨建國60周年、達賴喇嘛出走5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以及法輪功包圍中南海10周年，這也就是所謂『6521』。這些事件之所以敏感，不只因為是大事，而且還多是『有苦主』、『未解決』的懸案，這些『苦主』似乎都在侍機而動，希望在這個年頭為『翻案』爭取更多的政治能量。
當中最讓中央政府煩心的，理應就是西藏問題，特別是去年發生了 314 事件，西藏問題今年更是極為敏感。打從年初起，就一直有消息指西藏流亡政府呼籲藏民不要慶祝藏曆新年（新曆2月25日）；而剛過去的3月10日是達賴出走50年的紀念日，雖然香港視之如無物，但在藏區則不斷傳來衝突的消息，然而由於消息封鎖，許多消息根本無法突破內地，能夠傳出的消息也難以確定真偽，就如昨天明報頭版的『狂徒重慶殺哨兵奪槍』，就引述星加坡傳媒指策動『恐怖襲擊』（槍殺一名軍人）的四名『狂徒』是藏人，然而事情並未被證實。
當然，有時被官方證實的新聞，可信度比流傳的更令人成疑，就以在兩會前夕、藏曆新年當日發生在北京市三人自焚的事件為例，官方說法可謂離奇過小說：據稱三人原來是新彊烏茲別克人，因為自己的房子被拆卻沒有賠償，自2002年便開始不斷上訪，當地政府聲稱早已安排好一套他們滿意的經濟適用房，但由於他們的『三個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滿足』（第一，要求市政府報銷他所有費用；第二，要求市政府在媒體上向他公開道歉；第三，要求市政府給他的兩個孩子安排工作）──於是他們便去了北京自焚！
如此荒誕故事，自然是中央操弄媒體的結果，務求將最敏感的東西在這段時間消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打造和諧社會。所以近期一個接一個維權律師、民運人士的失踪、被囚，其實也是意料之內。像譴責「六四」暴行前解放軍張世軍、維權律師高智晟、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零八憲章』起草人之一劉曉波，均在過去數月間被帶走、被囚或下落不明。然而他們幾人較具名氣，也較獲注意，更多名氣不及的異議者也正受到同樣待遇，尤其是在西藏、新彊等地的異議者，被囚被捉者不在小數，極需要我們關注。
除了控制傳統媒體，中央更不會放過網絡空間。中央政府對網絡是一手抓一手打，像溫家寶在兩會前夕便來了一次『網上聊天』，做了一次漂亮的公關秀；但在另一方面，自年初起官方以『反低俗』之名整頓網絡言論空間，關閉了許多如牛博網等言論空間，加上之前的上網實名制等措施，進一步對網絡進行監管。『草泥馬』的出現，也就是民間對之的反撲，以幽默來抗擊權威，風行一時便是民心所向的明證。
政府的監控和規管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民間自己先行潰敗墮落。大學學界向來是社會良心的橋頭堡，雖然近年屢讓人失望，但在大是大非上總算堅守得住。然而城大評議會阻撓編委印制及派發《六四特刊》，指可能煽動在場參與人士、引起混亂、影響城大聲譽云云，更指『在六四燭光集會派發特刊等於支持平反六四』，可謂令人無言以對。同時，港大學生會亦傳言要舉行『平反六四』的全民投票，潛台詞是否想要將『平反六四』變成一個要討論的問題？那麼下一次的全民公投，又是否討論將國殤之柱趕出港大、將太古橋上的字刷掉？
今年除了是『6521』，還是五四運動的90周年。五四運動提倡科學、民主，也提倡愛國、自救，當年牽頭的是青年人，他們眼中的是人民的生活、國家的未來，而為此，他們勇於對抗強權、譴責賣國的無能官員。那時候他們抗議專制，要將民主植根在中國，他們會為此走上街頭；70年後天安門的學生也為著一個廉潔、民主、自由的國家而走上街頭，拋頭顱洒熱血；然而今天香港這些同學啊－－你看看你的前輩們，問問自己，你羞也不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