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線電視節目《係咪小兒科》裡，參賽藝人總給小學課本的問題難倒，身旁的小孩子卻自信滿滿地說出正確答案。觀眾給逗得大樂之餘，不免心生疑惑：「現在的小學生要知道這些嗎？」

《係咪小兒科》的趣味建基於這個假設：小孩子知道的，成年人也應該知道 ── 現實卻總讓人失笑。我不禁追問：常識究竟是甚麼？

台灣近日翻譯了 Christa Poppelmann 的《600 則意想不到的錯誤常識》﹙1000 Irrtumer der Allgemeinbildung﹚，書中竭力推翻的「常識」，有些根本是我聞所未聞：「刺青藝術來自南太平洋」、「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繪畫並不重要」、 「六芒星是古老的猶太象徵」……所謂人人共享的「常識」，其實是受到世代、地域等因素的差異所影響。

常識的旅行
知識分子的使命是把專業知識帶進公共領域、介入社會；梁文道身為著名公共知識分子，竟將其時事評論集取名為《常識》，實在耐人尋味。書中篇章大多曾在內地發表，討論的話題也以內地時事為主，所謂「常識」，無疑是針對內地資訊管制所引致的蒙昧現象。正如書上紙條的宣傳語所說：「本書所集，卑之無甚 高論，多為常識而已。若覺可怪，是因為此乃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

本書的預設讀者是內地人，書店又輾轉把它引入香港，多重的文化旅行令這書與「常識」的關係更顯複雜。身為香港讀者，我有時會嫌部分文章過於步步為營，沒有超出常識。比方說，內地常把西方傳媒一併打成「西方反華勢力」，梁文道則指出，西方傳媒批評中國並非出於政府的直接操縱，而且他們也會批評自己的政府。在香港的常識裡，傳媒獨立運作、監察政府根本毋庸多說；同一說法放諸內地，卻是抗衡國家傳媒管制的雜音。

書中討論國際大事的篇章寫得比較舒坦，有些正可以用來反照內地情況。例如〈愛國怎麼毀了傳媒〉指出，美國傳媒報道伊拉克戰爭時，偏袒自己的政府是受到盲目 的「愛國」情緒影響。內地對美國傳媒普遍抱著敵視的態度，大抵不難接受梁文道的批判。然而，「愛國毀了傳媒」云云，不也是對內地情況的當頭棒喝嗎？

讀《常識》不宜拘泥於篇章本身，讀出它背後無形的壓力也許更有意義，如書中的文章明明寫得小心翼翼，作者卻讚揚出版人「很勇敢，居然願意出版這本不只容易 過時而且使人過敏的集子」。那麼，我們不妨從無聲處聽驚雷──這書談及內地的篇章有 70 篇之多，近兩三年或大或小的事件都有論及，卻沒有片言隻語涉及最敏感的西藏事件。梁文道曾在香港發表〈為西藏問題尋求最大公約數〉，沒收錄在書內，原因不 言而喻。

近年香港在經濟上背靠祖國，香港人漸漸把兩地理解為簡單的主從關係，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香港在文化上向內地逆輸：《號外》出版、不少香港作家報刊撰寫報刊專 欄、林奕華漸漸走紅、梁文道成為知名的傳媒人……香港作者尋找自身出口之餘，也為內地輸入文化新血，其中或以梁文道的影響最廣。在框裡爭取空間並不容易， 但是框內框外有時也不是截然可分 ── 梁文道討論西藏的文章雖無法在內地發表，卻輾轉在內地的網路上廣為流傳。

戴著腳鐐跳舞
我讀梁文道的作品，最愛看他怎樣適應以至抗衡特定的書寫場域。董啟章編的《說書人》 收錄了幾篇他早期的書評，它們深入剖析了文體如何限制內容：不管你寫的是旅遊指南、食評還是周記，都得依循文類的常規。換個新鮮的例子，中學生在 xanga 上寫的看似自由、散漫，但每篇都不得不乖乖註明日期，這不也是一種規限嗎？梁文道日後在不同的書寫場域中如魚得水，大抵得力於這時期的反省。

香港的書話作者多是文學人，如許定銘、陳智德等出版的實際上都是文學書話，梁文道的閱讀隨筆卻不拘泥於某個範疇，打破或回歸「書話」的意義。相對於早期的 深度書評，他後來出版的書話《弱水三千》和《讀者》走上了另一個方向。二書都是報章發表過的書話結集，全是平易近人的閱讀隨筆，介紹的書籍大多不是專業的 學術著作，還不時穿插一些小故事、小幽默。

他為《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寫了兩篇介紹，結尾竟然說自己根本沒有讀過這本書，還叫讀者自己上網查查！這或許是個玩笑，但它也狠狠打破了讀者對書話及 其作者的基本想像。梁文道通常不會把書籍的重點概述一遍，也不一定對之深入分析，卻擅長借題發揮，牽引至更大的文化議題，或對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順筆一 擊；這些「喧賓奪主」的精采旁枝，總教人讀來興味盎然。

更有趣的例子是梁文道的飲食隨筆《味覺現象學》。 近年飲食消費文化在香港大行其道，相關的報章專頁、電視節目愈來愈多，網站「開飯喇！」（OpenRice.com）的每月瀏覽量更高達 2,400 萬。不管是飲食資訊還是食評，其實都是在教導你：甚麼才算是「正宗」或「好吃」。梁文道卻指出，飲食隨時地而變化是自然的事，「正宗」只是幻覺；至於「好 吃」的標準本來因人而異，食經卻漸漸形成了「教化功能」，令讀者竭力修正（或「提升」）自己的味覺，直至吃出它所描述的妙處。饒有意味的是，這些文章原載 《飲食男女》，換言之，梁文道在一本倡導飲食標準的雜誌裡提醒讀者：別信它！

梁文道曾這樣形容思想家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分別：「前者必須像尼采所說的那樣經常做出『不合時宜的沉思』，從處身的時代之中抽離出來掌握整個時代，甚至預言未來；後者則要陷身在時間裡曲折纏繞的網線之中，奮力地揮劍切割，理出一片可供前行半步的清明空間。」對於同代人來說，有時候更加需要的是後者。

──原載4月6日經濟日報，本版本略有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