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不是我寫的，嫌長就別看，張維迎近日"新自由主義式"地把金融危機全部推給作為受害人的各國政府，而這篇文就駁斥張維迎事事好的推給奧地利學派、壞的推給凱恩斯主義的歪理。
當然，有些地方駁斥得不太好，但絕大多數理據都比作為一個內地知名經濟學家的張維迎所說的更接近事實。
從這篇文，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一個聲稱是共產主義國家的中國，也有不少市場原教旨的。一個內地知名經濟學家，所說的歪理也是那麼容易地被人駁斥、經常性地被人指出亂用數據來段章取義、基本資料錯漏百出和只選對自己有利的，可見，內地的經濟學界水平真的不是一般的低。
評張維迎《危機中的選擇》
楊 毛
在全世界政府和經濟學家眾口一詞地譴責新自由主義理論氾濫導致這場席捲全球經濟危機的時候，中國新自由主義領軍人物張維迎先生站出來說：“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倒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士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張先生躊躇滿志地表示：“在我看來，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
張維迎先生在中國企業家論壇上的這個演講大致分為對大蕭條的評述，對這次危機的評述和對中國應對危機的看法以及建議。本文也按這四個部分進行評論。
一、關於西方應對經濟危機政策的評價
張先生也認為這次危機的性質與發生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是一樣的。他告訴大家，對於1929年那次危機“有人預測到了嗎？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 張先生解釋說：“根據他們的理論，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投資過度擴張……最後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大蕭條由此發生。”
然後他介紹了相反的觀點，說“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來太悲觀，不願意投資”。“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最終美國政府採用了凱恩斯的政策。 張先生為此大鳴不平。說“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於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麼長時間。”
顯然，張先生這段議論有些情緒化。這可以從他說預言1929年危機的學者“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看出來。實際上，就在危機發生前的繁榮時期，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通過計算出一個美國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當年美國家庭60%以上的進款達不到這個數字，得出美國這種繁榮將不可持續。比這更早觀察到這一現象的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在他1889年出版的《產業生理學》一書，首次解釋了需求不足導致經濟蕭條的觀點。他歸結出來的經濟危機的形成過程是這樣的：對於未來的不確定，人們總會把收入的一部分儲蓄起來，而後才投資到新的產能上去。有可能工薪族的儲蓄並不多，但富裕的資本家有很多儲蓄，這自然就會導致投資過量。
當然，忘記誰也不該忘記馬克思《資本論》上一段話：“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象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貧富分化導致窮人需求不足和富人投資過剩的理論，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經由馬克思建立。
需求和供給是一對兒矛盾。過剩性經濟危機既可以從需求不足判斷，也可以從供給過剩判斷。危機的徵兆既可以通過低收入群體收入下降的水平分析，也可以從利率水平和信貸擴張的速度分析。如果張先生說的是奧地利學派中“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預測要發生危機，也許不錯。但只盯住本派大佬的“成績”，就顯得情緒化。
張先生文章中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愛戴和對凱恩斯理論的厭惡溢於言表。對美國政府沒有在大蕭條時期選擇新自由主義理論痛心疾首，甚至把這歸結到政府和經濟學家自身利益上。張先生選擇了一種讓人無法爭辯的批判手段，就是聲稱“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麼長時間。”
美國政府沒有選擇奧地利學派觀點是否就“使問題更糟”是無法再驗證的，不適合用“事實上”這樣的詞語。“事實”是，在凱恩斯理論被應用以前，政府很少干預經濟活動。此前西方政府都採取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在危機處理中，除了1816年英國經濟危機中政府提出了旨在減輕失業、啟動需求的100-200萬英鎊公共工程撥款法案，資助建設運河、港口、道路和橋樑的嘗試外，西方政府基本不用政府投資和杠杆調節擺脫危機。也就是說，如果要找西方政府用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處理危機的例子並不是沒有，反而是很多。根據韓德強對西方經濟危機的總結，大蕭條以前西方發生的13次經濟危機（本文將西方大機器成規模使用前的18世紀那3次減掉了）都可以作為樣本。大蕭條以前經濟危機蕭條期達到4年的有4次，達到5年的有1次，有2次甚至達到7年，比1929-1932年危機持續時間還長（參考表1）。這些危機中政府都是按“不干預”方法處理的，照樣持續很長時間。因此，張先生用未發生的“事實”來批評凱恩斯，而對發生過的“事實”視而不見，不是一種嚴謹的治學方法。
還有一個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評價一種經濟政策對經濟影響的優劣總要先設立個標準，對同類事實進行判斷，不能只憑自己說。資本主義進入大機器生產後經濟不斷發生週期性震盪，這種週期可以劃分出繁榮期和蕭條期（也可以劃分更細）。一個好的經濟政策應該能使週期震盪的頻率放慢，繁榮期期延長，蕭條期縮短。下面是根據韓德強關於西方經濟危機的列表（由於西方大機器生產是在19世紀初才真正開始，因此扣除掉原文18世紀的前三次）
表1 西方經濟危機發生時間
危機序次 年份 蕭條期（年） 繁榮期（年）
1 1810-1814 5 1
2 1816 1 2
3 1819-1822 4 2
4 1825 1 12
5 1837-1843 7 3
6 1847-1850 4 6
7 1857-1858 2 8
8 1867-1868 2 4
9 1873-1879 7 2
10 1882-1883 2 6
11 1890-1893 4 6
12 1900-1903 4 3
13 1907-1908 2 10
14 1929-1933 5 23
15 1957-1958 2 14
16 1973-1975 3 4
17 1980-1982 3 7
18 1990-1991 2 8
19 2000-2001 2 6
20 2008-
上表數位顯示，1810年到1929年自由市場經濟階段總計發生14次經濟危機，每8.5年發生一次。而凱恩斯主義“盛行”期的1929-1980年總計發生3次，每17年發生一次（這裏沒計算80年代後發生的經濟危機，因為西方經濟基本運行方式發生了變化。即使算上也達到13年1次）。也就是說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政策使西方經濟危機發生頻率降低了一倍。其中凱恩斯理論執行最堅決的時期，兩個衰退間隔達到28年。同時，在1810年到1929年的119年中，西方國家處於蕭條期時間總計43年，占36.1%。1929-1982年的53年中，處於蕭條期時間（含因自由市場經濟造成的1929年危機）總計13年，占24.5%。也就是說凱恩斯政策施行期間，蕭條期縮短了三分之一。
指出這些並沒有為凱恩斯主義辯護的意思，也不是認為凱恩斯主義是資本主義解決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只是為了指出 張維迎先生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辯護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事實上都存在問題。
二、導致美國出現金融危機和中國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
與評論經濟學家對預測“大蕭條”的貢獻不同的是，張先生用很大篇幅羅列了幾個奧地利學派學者對2008年經濟危機的預測後，最後加了“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警告”一句話。由於這次危機就發生在眼前，前幾年誰說了什麼，行內人都清楚。別說國外學者，就說國內學者，張維迎也沒能列舉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戰友們前幾年關於經濟走向的隻言片語，無非用含糊其辭的“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句老話，但今天說起來更讓我們刻骨銘心”來搪塞。對於非主流學者關於這次危機的大量警示當然不會提了。由於“評功擺好”不是本文的重點，這裏就不再對“當然也有”這樣的輕佻表述進行評論了。
張先生對於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分析是，“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市場信號扭曲，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都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子，原本不該投資的專案都開始投資……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後，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之所以是扭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扭曲。而這，與放鬆金融管制無關。”
顯然，張先生完全是按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推演”出這些結論的。實際資料並不見得 支援張先生的說法。尤其是把問題簡單歸結到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上。
首先需要說清楚的是，任何現代國家的央行在任何時期都用利率調節宏觀經濟，無論是在凱恩斯主義盛行時期還是在“大蕭條”之前。出現了通貨膨脹，央行自然要調高利率；出現了通貨緊縮，央行也必然下調利率。這根本談不上政府干預或者沒干預。總不能說政府調高利率時就算政府沒干預經濟，調低利率就算政府干預經濟？簡單說格林斯潘在90年代開始調低利率就算“扭曲市場信號”，很難說是一種學術表述方式。
美國8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處於平穩甚至略有緊縮的物價水平，因此美聯儲保持比較低的利率並不奇怪，也沒有人能從理論上證明格老有什麼不對的。而且，美國在這些時期的利率並不是特別的低。（見表2）
表2 美國物價指數以及貸款利率與部分國家比較
（物價指數以1990年為10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美國CPI 131 100 118 132 150
美國年平貸款利率 9.93 10.01 8.83 9.23 6.19
日本年平貸款利率 6.60 6.95 3.40 2.07 1.68
英國年平貸款利率 12.33 14.75 6.69 5.98 4 .65
加拿大年平貸款利率9.93 11.59 8.65 7.27 4.42
表2資料可以看出，美國自80年代中期以來物價指數一直很低。如果從1985年算起，20年年均物價指數只有0.7%。90年到2005年年均為2.7%，處在通貨緊縮的邊緣。這個時期，西方國家的CPI基本都不高，因此利率都比較低，大部分國家自90年代中期以來與美國年平貸款利率接近。但是，多數國家並沒有顯示出發生金融危機的徵兆。本來，張先生用利率高低來判斷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就顯示出他對宏觀經濟理論的生疏，更不要說實際數字根本不支援他的看法了。說實話，美國自90年代以來大量投放美元，並且通過所謂金融創新增加了巨額的衍生貨幣，而美國卻始終保持通貨緊縮，這本來是西方經濟理論難以解釋的問題，張維迎先生竟然沒注意到，卻把目光盯在本來就很容易解釋的低利率政策上了。
張先生還照本宣科地說美國出現了“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子，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都開始投資”，描述了一個美國出現投資熱的狀況，用以證明他對美國“這次危機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機沒有什麼大的區別”的判斷。這又是想當然。其實美國並沒有發生上世紀20年代的那種瘋狂投資熱，而是出現了消費熱。美國1985、1990、1995、2000、2005年資本形成占GDP比重分別為20.2%、17.7%、19.4、20.5%和19.2%，沒有明顯變化。
張先生煞有介事地說西方人將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作為引發這次金融危機的原因“值得我們思考”。他思考了什麼呢？他說：“國際經濟體系當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麼嚴重嗎？”。張先生的思考顯得很幼稚。90年代以後，各國持有美元的比例一直在暴增，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國家。無非是進入新世紀後，這些美元比較集中在中國手裏罷了。假如中國沒有採用出口導向、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世界上採用這個這個模式的新興市場國家照樣多得是，完全可以替代中國的作用。不僅如此，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排著隊等著擠進這個圈子裏呢。沒有中國，美國照樣能按現在的模式生活，照樣能“借”到錢。研究一種經濟現象，怎麼能把一個具體國家而不是一類國家作為標本呢？
對中國面臨的問題，他說：“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我們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麼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而放大的。”
首先，張先生沒注意到這一點，就是美國靠借錢過日子並不是發生在本世紀，而是早在80年代末就很明顯了。美國達到今天的狀態是一個持續20年的過程，根本不需要“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的假定。沒有中國，世界經濟關係也會走到現在的狀態。同時張先生忘記了，中國無非是本世紀才擁有比較多的美元外匯，也就是這兩年才超過日本。在90年代，日本、韓國和東南亞擁有的美元外匯一樣很多。而且這些國家都先後採用了浮動匯率和“更自由一些”的金融體制。但是，這些國家不僅沒有對世界走向虛擬經濟和賭博經濟產生一點點障礙，沒有能夠把世界從賭博經濟中拯救出來，倒是被賭博經濟美美地涮了一把。中國很多學者早就看出新自由主義理論在這件事情上究竟起什麼作用，現在再來兜售不是有些晚了嗎？
同時，張先生在這段話裏用了這樣幾個因果關係明確的推導：如果金融自由匯率浮動，人民幣就會貶值；如果人民幣貶值，中國就不會有巨額順差和外匯儲備。作為著名經濟學家，張先生顯然說的是外行話。
從理論上說，貿易差額與匯率以及外匯儲備水平與匯率之間都不存在確定的關係。美國在90年代持續巨額貿易逆差並沒有引起美元貶值，甚至有時候還在升值。而中國5年前就開始了人民幣貶值過程，年均貶值5%以上，但這5年中國貿易順差始終高速增長。影響匯率的因素很多，不同國家不同情況下影響匯率和貿易差額的主導因素會很不同。大多數人認為，中國出現持續巨額貿易順差一是因為國際上大量製造業產能轉移到中國，擴大了中國的出口，提高了中國的進口替代水平。二是因為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高技術出口管制，抑制了中國的進口增長。
同時，浮動匯率也不一定讓中國匯率比實際下降更多。一些研究指出，甚至連人民幣5年貶值近20%也不是必然的，貶值更多的因素是——“因為人民幣在貶值”。
三、再說羅斯福新政問題
張維迎先生維護新自由主義的決心是堅定的，態度是一致的。對於中國政府目前採取的所謂“救市”政策，張先生認為是“飲鴆止渴”。
張先生這裏再一次批判了羅斯福新政。說“現在有人講是羅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裏都早已開始實施了。現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
胡佛確實實施了很多與羅斯福新政相似的政策，但是前者沒有把美國從泥潭裏救出來。這成為新自由主義學者把羅斯福新政說得一無是處的主要理由。但是，胡佛的失敗並不見得就是因為擴大政府支出，限制工資下降造成的。胡佛總統“救市”政策中包含簽署了提高關稅的斯穆特－霍利法案，希望以此保護美國製造商和農民。但是，美國這個時期已經是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和世界出口大國，產品競爭力比其他工業國強很多。由於美國沒有殖民地，對自由貿易體制更加依賴。胡佛這樣做，迅速遭遇歐洲國家的報復性關稅、配額和反美禁運。到1932年，有25個國家加入這場報復。尤其是英國在1932年制定帝國特惠制，即英國政府和英聯邦成員國通過一系列雙邊協定，相互提高貿易特惠，從而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南非等傳統市場上排斥了諸如美國這樣的第三方。結果1932年美國從歐洲進口額比1929年僅下降9.5億美元，而向歐洲的出口額卻下降15.6億美元。同時導致全球貿易下降40%，反過來惡化美國經濟。二是為逃避外部聯合抵制的威脅，美國企業外遷，僅斯穆特－霍利法案實施的頭兩年，美國製造商在外國開設工廠258家，這就弱化了國內就業。
同時，胡佛的所謂公共工程更多的是 “胡佛大壩”等施工效率很高的大型工程。投資很大，但創造就業機會和轉移為工人工資收入的比重小。另外，胡佛雖然也在限制企業降薪，但他更多的是採取把實業界和勞工領袖召到白宮用說服的方法解決問題。同時，胡佛並沒做更多的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的措施。他不願意給失業者提供聯邦救濟，認為那樣做將導致預算不平衡從而破壞對國家信貸的信心，沖蝕接受救濟者的道德品質。
把羅斯福實施的政策稱為“新政”，並不是人們一直不知道胡佛總統做了些什麼。根本不用現在張先生出來用“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研究……”來進行考證。
1933年，羅斯福首先將《斯穆特-霍利法案》修正為《互惠貿易協定法案》，並施行“最惠國待遇原則”，1934年1月10日，宣佈發行以國家有價證券為擔保的30億美元紙幣,促使美元貶值40.94％。通過美元貶值，強化了美國商品的對外競爭力，逐步消除胡佛貿易保護主義對經濟的危害。
與“胡佛大壩”不同的是，羅斯福的所謂“公共工程”專案，更多是“以工代賑”的載體。國會通過的民間資源保護隊計畫專門吸收18 -25 歲身強力壯而失業率偏高的青年人，從事植樹護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築、開闢森林防火線和設置森林暸望塔。到美國參戰前，先後有 200 多萬青年在這個機構中工作過，他們開闢了 740 多萬英畝國有林區和大量國有公園。平均每人每期幹 9 個月。新政期間政府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很多投資並不見得有看得見的利益（包括大量公園、水土保持項目、12000個運動場等專案）。包括長期目標的公共工程 (先後撥額 40 多億美元 ) 和民用工程署( 投資近 10 億美元 ) ，先後吸引了 400 萬人工作，為廣大非熟練失業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後來又撥款 50 億美元興辦專門針對青年人項目，總計雇傭人員達 2300 萬，占全國勞動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戰前夕，聯邦政府支出的種種工程費用實現間接救濟達 180 億美元。
與胡佛總統邀請雙方到白宮談判的“作秀”不同，新政通過了《社會保險法》。從此凡年滿 65 歲退休的工資勞動者每月可得 10 至 85 美元的養老金。美國此前也沒有最低工資標準，1938 年 6 月 14 日通過《公平勞動標準法》 ( 又稱《工資工時法》 ) 。美國個人所得稅此前不是累進稅制度，羅斯福破天荒地實行了一種按收入和資產的多寡而徵收的累進稅。
1935 年開始，美國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穩步回升；1936年底，美國工業總產量超過危機前的年平均數，農業生產也有較大恢復。到1939年，GNP增至2049億美元（1929年為1044億），失業人口減至800萬，恢復了國民對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信心。
“道不同不相為謀”，張先生從供給決定增長看，羅斯福新政確實沒有促進私人投資增長。但是，過剩性經濟危機並不是因為“投資不足”形成的，而是因為“消費不足”形成的。羅斯福新政更多是促進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的措施，而低收入群體的消費率最高。只要商品有人買了，企業才會活，投資才有信心，才談得上“供給”。
張先生認定政府救市會延緩經濟復蘇。但他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麼羅斯福實施了比胡佛總統更加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措施，美國經濟不僅沒有更惡化，而是逐漸恢復了。張先生更加難以解釋的是，當羅斯福把新政關於消除低收入群體，提高轉移支付，消減貧富差距的措施，通過《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係法案》、《公用事業法案》、《公平勞動標準法》等制度化後，不僅沒有給美國帶來長期經濟停滯，倒是造成了美國持續半個世紀的繁榮，並且將近30年沒發生經濟危機，以至於有人以為資本主義已經擺脫了週期性危機的宿命。
四、關於對中國目前經濟問題的判斷
本文同意張維迎先生反對政府對房市救助的政策。但是對他認為只要“交易自由”房價就會往下掉卻不認同。因為房產市場可以是價格越低買的人越多的居住市場，但可以變成越漲越有人買的投資市場。如果真的完全“交易自由”，放開外資投資中國房市，房市不僅一樣可以啟動，而且房價還會攀升呢。只是現在政府一托市，高不成低不就，才沒有交易量。
張先生對中國政府選擇刺激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批評卻是不著邊際。
張先生說：“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認為危機是由於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中國人過度投資引起的，怎麼又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解決危機呢？”
能看清楚張先生這段話的主語是誰嗎？如果主語一直是“各國政府”，是“危機是由於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引起的，（美國）怎麼又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解決危機呢？”的意思，他說的就不錯。但是他這段話是放在議論中國政府救市政策部分說的。前的主語已經偷偷換成了中國，批評中國政府啟動內需和加大投資是“怎麼又可能”的。問題是，假如張先生真的把“中國”寫上去，那麼“怎麼又可能”卻又變成“完全可能”了。這句話就變成：“危機是由美國人的過渡消費和中國人過渡投資引起的”，在美國消費下降後，中國“完全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國內消費以替代美國人消費來“解決危機”。寫上中國兩字就沒法讓批評成立，只有空起來主語才能讓人糊裏糊塗接受批評。
誰能料到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米爾利斯還能培養出語言大師呢？
張維迎先生對中國的儲蓄和投資進行了分析。他舉出兩組數字，“中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從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結論是什麼呢？沒結論。因為這兩組數字前的一段話用“有人說中國人只賺錢不花錢，儲蓄率太高。但事實上……”進行了否定，後一段話用“……中國的儲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進行了肯定。 張先生本來是想說明：中國儲蓄率高“主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由於“國有企業賺了錢不需要分紅”，造成“一方面是無效的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卻沒錢花。”最後斷言：“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可惜，張先生的數字並不正確。中國統計年鑒中沒有“中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統計口徑。這個數字只能從“人民生活”欄目中“城鎮居民家庭基本情況”和“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 中的“可支配收入”（農民為“現金收入”）減去“消費支出”（農村為“現金支出”）的差，除以收入得出城鎮和農村居民分別儲蓄率。下面是1996年到2006年這兩個數位情況。
表3 1996-2006年居民儲蓄率變化情況（單位：%）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城鎮居民 10.5 20.1 20.4 21.7 23.8 26.0
農村居民 -11.0 -7.1 10.2 4.9 6.6 8.6
注：本表數字均來自各年《中國統計年鑒》/人民生活/（城鎮居民家庭基本情況）和（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表中數位表明部分農民靠現金借貸消費。
從上表看，我國儲蓄率與張先生說的相反，是以驚人速度上升。
中國居民儲蓄率從1996年到2006年攀升了148%，竟然翻了一番半，年均增長9.5%。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從3.85萬億增加到16.16萬億，年均增長15.4%，是同期GDP年均增長9.2%速度的165%。這確實是很奇怪的事情。究竟是什麼導致中國居民儲蓄額不斷攀升，儲蓄率翻一番半呢？難道短短10年，中國人突然不喜歡花錢了嗎？
只有注意到下面資料，才會真正瞭解其中原因。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不同收入群體的儲蓄率是不同的，收入水平越低，儲蓄率越低。收入水平越高，儲蓄率越高。（見表4、5）
表4 2003年城鎮居民按收入等級分（左低右高）儲蓄率
占居民比例 10% 10% 20% 20% 20% 10% 10%
儲蓄率 1.1% 10.7% 15.2% 20.1% 19.7% 26.6% 33.5%
表5 2003年農村居民按收入等級分（左低右高）儲蓄率（現金支出/現金收入）
占居民比例 20% 20% 20% 20% 20%
儲蓄率 -24.2% 2.6% 11.4% 19% 26.7%
2003年，城鎮居民平均儲蓄率為23.1%，農村居民為8.7%。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儲蓄率會有所提高。但還會有這樣的情況，如果此間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提高速度遠快於低收入群體收入提高速度，那麼總體儲蓄率就會有一個另外的增長因素。由於這些年來高儲蓄率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高於低儲蓄率的農民，城鎮中高儲蓄率群體收入增長高於低收入群體，農村中高儲蓄率群體收入增長高於低收入群體，這是中國儲蓄率驚人攀升的主要原因。
1996年到2003年，農村居民純收入年均增長4.5%，城鎮居民年均增長8.3%，城鎮居民比農民收入增速快84%。城鎮居民中最低收入群體收入年均增長2.7%，最高收入群體年均增長14.6%，高收入群體收入增速比低收入群體快441%。由於2003年統計局才增加按收入等級劃分農村居民資料，無法印證農村具體情況，但可看到的資料表明，中國儲蓄率超常增加與收入差距在1996年後突然增大有非常強的關係。
把目光深入到結構上，會發現很多事情與想像的不一樣。中國人有錢就存起來不花？看看2006年農村居民現金支出占現金收入比重就知道了。（見表6）
表6 2006年按收入五等份分（左低右高）農村居民現金支出/現金收入（消費率）
群體比重 20% 20% 20% 20% 20%
現金消費率 134.1% 102.1% 94.0 86.7% 76.5%
中國有1﹒5億農民，掙100元，借錢花到134元。消費觀念超前的很嘛，這樣的消費率恐怕最敢花錢的美國居民也達不到。中國有3億農民是借錢過日子的。窮幫窮富幫富，中國80%的農民，也就是中國一半人口現金消費率基本是100%。
經濟學講的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欲望。想買沒錢構不成需求，有錢不買也構不成需求。中國有6億多，幾乎是美國兩倍的人群消費率接近100%，還說中國儲蓄率高，才真是奇怪的說法。
張先生說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下降倒是真實的，但是張先生提供的數字卻讓人目瞪口呆。居民消費占GDP比重是國家統計局標準統計口徑，可以從中國統計年鑒“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和“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結構”中換算出來。本不應該出錯的。下面是1996年至2006年我國最終消費和居民消費占GDP比重變化情況。
表7 1996-2006年最終消費（居民加政府）和居民消費率（單位：%）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最終消費 59.3 59.6 62.3 59.6 54.3 49.9
居民消費 45.8 45.3 46.4 43.7 39.8 36.2
張先生是搞理論的，可能對宏觀運行數字不太熟悉，查閱這類數字有難度。但是，既然是學經濟的就該知道消費與儲蓄是一對矛盾，儲蓄率高消費率必然低。怎麼能想像出在同一時期會出現居民儲蓄率上升，居民消費率卻會下降的資料。張先生見到這些資料首先應該想想是不是錯了。最重要的是，即使張維迎先生對宏觀經濟概念不熟悉，也不會查閱運行資料，也應該具備生活常識呀！比如看到居民消費只占國民生產總值15%的數字，應該想都不要想就判斷是假的。一個國家每生產100元，居民只能消費16元，怎麼活呢？2005年GDP是184,739億元人民幣，假如居民消費真的只占16%，那麼人均只有2131元，一個月只有178元。2005年這樣的消費可以想像嗎？又如前面講1996年中國居民儲蓄率達到30%以上，就算是31%，那麼換算出來1996年中國家庭人均消費只有每月160元。1996年的物價與2005年差不多，160元一個月怎麼過呢？
所以，搞理論的還是研究純理論好些。比如張維迎先生說到“政府儲蓄高”的概念，不知道是他的“政府儲蓄”自己定義的概念還是宏觀經濟中的概念。西方經濟學廣義的儲蓄把政府部門也作為儲蓄人的一部分。政府部門的資金收付活動是通過財政的收入和支出進行的。“政府儲蓄”就是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差額。一般把差額為正數，也就是有財政結餘才叫政府儲蓄。文革結束後，中國只有在1978年等極少數年份才有過結餘，多數都是赤字。到新世紀，每年都是2000多億的財政赤字，怎麼會存在“政府儲蓄高”的概念呢？
張先生為了把居民消費低的責任推到國有企業身上，竟然說中國投資過熱問題是國有企業進行了大量“無效投資”，讓“居民卻沒錢花”。連栽贓也不會嘛！
目前我國投資過剩的主要是哪些行業呢？顯然是製造業、房地產業。2006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單位與私營、外資等的比例為100比111。但是，在製造業為100比371，房地產業為100比434。凡是目前過剩的，賣不出去的，基本都是私營和外資投的。同時國有企業的人均工資和福利水平也是最高的，怎麼會是國有企業投資無效，讓居民沒錢消費了呢？
凡是牽涉資料應用，都顯示出劍橋經濟學博士的短處。看下面一段話：“中國統計年鑒分別計算了消費、投資和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按這個統計資料對過去三十年的GDP增長做個回歸，我們發現，‘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GDP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GDP增長率正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增長越低；投資的‘貢獻率’越大，GDP的增長率越高。那麼，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究竟應該是刺激消費、刺激出口還是刺激投資？”
演算法也許沒錯，但算出來的數字推演出的結論卻是南轅北轍。張先生把方向用反了。經濟週期的不同階段，增長動力是不同的。在繁榮階段，投資自然旺盛，當然投資與增長強相關，同時也正是投資過多出口過多擠佔了國內消費。當外需萎縮，經濟蕭條時期，為了經濟復蘇，只能通過提高國內消費才會促進增長。把高漲期的資料來做低谷期選擇依據，當然是一盆漿糊。這才有機會讓張先生提出這種故作玄虛的問題！
這個故弄玄虛的問題問完後，張維迎先生感歎：“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本文不打算評論奧地利學派供給創造需求理論，因為供給和需求本來就是互為因果的，就像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一樣。奇怪的是，張先生在這裏大肆批評中國政府採用了凱恩斯理論，極力向中國政府兜售奧地利學派的主張，卻沒有對新自由主義的搖籃地美國採取凱恩斯主義批評一句，也沒有規勸奧巴馬政府採取同樣的政策。
五、關於對政府的建議
張維迎先生是用“儘早儘快釋放民間活力”做這一部分標題的。他提出了4條建議，第一條也是呼籲深化改革，“主要應該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但是他沒有能力證明只要按他講的“做到打破壟斷，全面放開市場准入，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進行自由、平等的競爭”，民營企業就會投資。
美國大蕭條時期，美國經濟依然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美國沒有國營企業，沒有什麼政府審批，競爭自由平等。但是民營經濟在此期間沒有增加投資反而是減少了投資。1925 年到1929 年美國國內私人投資年平均140億美元，到1932年卻下降為10億美元。1931 年到1938 年國內私人總投資額平均每年為53億美元，一直到1937 年才達到114億美元。張維迎先生怎麼能保障中國資本家就一定會在蕭條期大量投資呢？是中國資本家比美國資本家更愛國，還是比政府更願意為宏觀經濟負責任？
第二條是關於金融開放建議，這一條就不評論了，因為張先生在前面就沒有能證明金融自由化一定能帶來繁榮。
第三條建議也是最近中國主流學者都在叨念的問題，就是呼籲取消《勞動合同法》，取消最低工資制度。
張維迎說：“新的勞動合同法……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本上的，也有對企業文化的傷害。現在，企業管人越來越難管了，又要變成過去‘幹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
劉吉說：“《勞動合同法》……嚴重損害了我們中國工業化的經濟發展進程……許多企業關門不是因為什麼金融風暴來了，而是由於一個《勞動合同法》使他們的直接成本大大提高……《勞動合同法》搞得是終身制，企業簽一次合同之後，你就需要一直簽下去，如果他工作了10年以後，那就是法定終身制了……它怎麼能促進企業的發展呢？”
很顯然，現在中國主流學者眼裏，《勞動合同法》就是終身制、大鍋飯，終身制就一定影響企業正常經營，企業就會因經營困難而破產。主流學者這種說法，一是憑空捏造，完全聽信企業主的抱怨；二是不符合事實，只憑主觀臆斷得出結論。
首先，《勞動合同法》並沒有“必然”製造終身制，並不存在讓“幹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新《勞動合同法》只是制止了企業主通過頻繁簽訂短期勞動合同壓制工人薪金增長，並沒有禁止企業因工人怠工或違反廠規廠紀進行處罰直至解雇的條文。因此，《勞動合同法》並不可能形成“搗亂的”站上風的結果。同時，一旦企業經營困難，勞動法並沒有限制企業裁員的條文。主流學者的所謂調查，無非是聽了部分企業主的抱怨。
其次，通過與工人簽訂長期合同來保障工人隊伍的穩定，提高工人責任感，形成企業利益與工人利益更加一致，應該是企業實現長期穩定發展所追求的目標，怎麼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了呢？中國廣東、浙江很多企業前幾年還一直對工人返工率低，跳槽嚴重，職工隊伍穩定率低在發愁，怎麼在主流學者筆下，問題又變成“終身制”了呢？日本經濟最成功時期“終身制”是企業的基本管理模式，企業對職工在福利等各方面的責任與中國計劃經濟時期“企業辦社會”不分伯仲，這種模式在70到80年代成為各個工業國效仿對象。而中國最成功的商人群體，晉商集團，幾乎全部實行“終身制”，甚至職工還通過擁有“身股”參與了分紅。一些老牌企業在賬期分紅時，出資人銀股的總額甚至低於職工身股總額。晉商通過把企業利益與職工利益綁在一起，曾經創造了中國商業史最輝煌的一頁。
任何企業管理者都清楚讓工人有安全感對企業長期發展是有利的。並不是每個企業的“企業文化”都是以“能夠任意裁員”為樂趣的。這次經濟危機，GE計畫全球裁員４．７萬人，占員工總數的１９％。但是同樣面臨危機的日本豐田汽車也削減在美國的生產規模：其中兩家工廠已經關閉了三個月，在德州的新工廠的兩條流水線，也有一條停運。正準備上馬的第八家生產混合動力車型的密西西比州工廠也無限期地推遲開工。然而，美國的各大媒體都注意到，在這一系列關閉、停運的過程中，豐田的全職雇員一個也沒有丟掉工作。公司把閑著沒事的工人組織起來培訓：怎麼更安全地操作生產工具、怎樣提高產品質量、怎麼和來自不同背景的同事和諧地相處，等等。有的職工則在廠房裏搞清潔、在當地社會美化環境，甚至幫助扶貧、給受颶風襲擊的災民和無家可歸者提供各種救濟。他們幹這一切，都是拿著豐田的全薪。設在天津的一汽豐田公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我們會通過集中培訓的方式安置員工，目前來講不會裁員。”
最能說明張維迎等人的建議並不足取的原因是，羅斯福新政恰好是在經濟危機最深重時制定了保障工人收入，減輕貧富分化的各項法律，這些政策並沒有使美國經濟進一步走向衰退，反而是美國經濟走向復蘇的保證。道理也很簡單，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欲望。只有讓廣大勞動者具備起碼的支付能力才會形成持久而穩定的消費能力。
張維迎先生這篇講演最引起爭議的部分在於他建議將國有上市公司股份分出40%給老百姓，窮人和農民多分，富人和城裏人少分。本文到認為這個建議倒不見得不合適。只是張維迎計算的國有上市公司總資產是按市值計算的，效果會有些不理想。目前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股本為18319．41億股，按張先生的方案，每個居民大約分到372股。如果按2007年全部上市公司實際折合每股份紅0．037元計算，每個居民能分紅13.76元。即使窮人和農民分兩份，也不過20多元的收入。這麼微不足道的生錢門路，更多的低收入群體會在需要錢時選擇賣出個千把元以解臨時之需。
六、一點感想
讀了張維迎先生這篇講演，總的感覺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對當前世界經濟的解釋已經遇見了障礙，尤其是帶著偏見的人這個問題更嚴重。原因是世界經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突破了無論奧地利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所能容納的範圍。
起碼有兩點是傳統經濟學理論難以概括的。
一個是西方經濟活動的主體部分不是傳統意義的生產和銷售，而是金融經濟。目前，西方每發生100美元交易，只有一兩美元與實體經濟有關。而這個充斥西方世界的所謂金融經濟本質上是一種賭博活動，它的運行規則與實體經濟恰好相反。前者是追漲殺跌，後者是賤買貴賣；前者是賭博，後者是投機；對於前者來說，股價、期貨、匯率、利率波動越頻繁幅度越大越好，對於後者來說，股價、期貨、匯率、利率越穩定越好；前者希望貨幣無限制地投放，後者希望貨幣按規則投放。在這樣完全對立的兩個市場構成的經濟體中，如果經濟理論不加改動，怎麼能敍述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另一個問題是，在90年代以前，經濟理論所描述的經濟體系基本是以國家為核心單位的，各種要素主要在一個國家內組合，外貿是各個獨立體系間的邊際變數。這是經濟學研究投資和消費，需求和供給的基礎條件。今天，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出現了生產空洞化，如果扣除軍工，美國基本不生產什麼東西。世界正走向一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在從事生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從事金融和進行消費，各種要素在兩者之間充分流動，除了勞動力不向美國流動，高科技不向中國流動。這就構成了一個不完整的市場。對於這樣一個市場，很難用傳統西方經濟理論進行分析。
別的不說，過去美國發生經濟危機，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經濟蕭條。今天發生經濟危機，一定是美國銀行倒閉，經濟蕭條，中國企業破產，工人失業。因為要素已經被分在兩個部分。
這種情況下，即使張維迎先生認為自己是“改革先驅”（其實80年代無非是剛分到體改所的一個大學畢業生），有繼續執掌改革大旗的歷史責任，也要沉下來看看實際情況是什麼。這麼冒冒失失慌慌張張地說出這麼多邏輯不周延，事實有出入的話，無論對國家還是對自己都沒有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