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5月4日，是新中國重要的一天。因為在當天一群以學生為主幹的愛國份子，因痛於國運不濟，自發地走到街頭上，高呼德先生、賽先生和費小姐的口號。他們的自發和愛國的犧牲精神的結果時，促使中國進入了歷史新的一頁。
時移至2003的7月1日，亦是香港回歸後十分特殊的一天。當天烈日高空，但難擋以十萬人計的人群走到街上，為社會的不平、政治的不滿怒吼。相比當年54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遊行的秩序井然，縱氣溫難耐，怨氣亦深，但仍沒有發生像54運動時的破壞行為，這一份的自律是十分值得世界學習的。這次遊行的結果，是特區政府的大換血，可是在如此空前的遊行下，香港有沒有進入歷史新一階斷呢？答案顯然沒有，普選仍是遙遙無期，無數的社會問題如陰魂般年復一年地在71遊行中出現，不禁讓人覺得這個空前的盛會是否已淪喪為純粹叫囂和發洩呢？在人數自03年後便逐年下降的情況下，即將來臨的7月1日遊行，我們應該參與其中抑或只是駐足觀望旁呢？為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用更宏觀的角度去反省71遊行的價值和意義。
雖然驟眼看，在以往的71遊行中不同的團體藉伸張不同的訴求，主題凌亂如萬花筒一樣，可是這除了是反映了社會亟需解決的問題外，更重要是這些不同的聲音其實告訴同一東西，就是對於「香港人」身份的覺醒，並由昔日殖民地政府時的超然(detached)，深化為渴望當家作主，最顯淺的例子就是對於要求實行民主的管治方法，即普選的要求。而這一份熱情，正是遙遙呼應90年前的54運動德先生、賽先生等的口號背後的介入(intervene)精神，即是對積弱環境時不獨自遙頭嘆息，而是走到街頭推動新文化，將情感與家國所聯繫外，更將自身投入家國改進的潮流之中，非獨善其身。因此用更深入的角度，71遊行就其核心而言，正是54精神的延續，由香港的住客轉化為香港人，超然於社會到介入社會，為自己當家作主的態度。亦因此，71遊行的重要性不僅是止於將社會的利害問題在回歸日的特殊日子中帶出，同時亦是像徵身份的認同，是學會唱國歌和升國旗都不能比擬的真正國民教育，因為在參與這個遊行過程，就是將居住地昇華至家庭的層面，亦就是「家在香港」的最好詮譯：在一個家庭中，看到家庭出現問題，定必不會袖身旁觀，而是挺身而出。這已經解釋了為甚麼視香港為家的人，必須參加71遊行的原因。
5月4日也好，7月1日也好，本只是一年中的普通日期，然而是精神賦予了這些日子特別的意義：前者，像徵了中國在新文化下的啟蒙，同時亦代表中國人毋懼強權高呼救國的精神；後者，除了是香港回歸外，亦是代表了香港人身份的覺醒，繼而引發當家而能夠作主渴望。因此，7月1日的意義是遠超於純粹的發洩，而是屬於我們香港的五四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