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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母親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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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畫面在二十年來一次又一次重訪我的腦海,我沒有召喚它的,只要有人跟我提起「六四」屠殺/鎮壓/事件/風波/(自由填上),就是這個畫面橫在眼前,這個畫面不知是誰拍的:

在一間住了一家四口的四百平方呎公屋單位中的「客廳」(擺放睡床、衣櫃餘下的部份) 裡、臨在「騎樓」(廚廁部份) 的鐵框玻璃門旁的牆角擺了一個五桶木櫃,櫃頂有一部三洋電視機。當時是深夜,「客廳」和「騎樓」都沒有亮燈,只有電視屏幕的閃光映在母親坐在一張塑料矮櫈上的身影。母親在哭,很小聲、很小聲的幾乎沒有聲音,一臉都是眼淚。許是因為夜深,電視的聲量都是很小聲、很小聲的幾乎沒有聲音。

這個畫面之前之後,以至這個畫面本身的任何細節,我都無法確定。譬如說,那個五桶木櫃左邊的一扇門櫃裡,曾經放著爸爸年青時習畫的習作,右邊呢,究竟是有四個櫃桶、還是真有五個?紅A 牌塑膠矮櫈是紅色的那張還是藍色的另外一張…… 啊!我們家有過一張藍色的塑膠矮櫈嗎?記憶非常不可靠,人的而且確會「記起」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從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也可能經過不斷重述,會變成一個人、一個羣體的「記憶」…… 在那個畫面裡,我記得,好像問了母親一句甚麼,她才從怔忡恍惚中回頭,答了一句我以後沒記住的話。然後我就去睡了,母親則留在那個畫面裡看電視。

那是我懂事以來頭一次看見媽媽哭了…… 可是無論如何,我、以至媽媽本人和當時睡著的爸爸和弟弟,都無法排除「媽媽根本不是坐在矮櫈上」、甚至「媽媽根本沒有在1989 年6 月4 日凌晨在屯門某公共屋邨單位裡看電視」的可能性。

這涉及證詞(testimony) 在知識論 (Epistemology) 上的特殊位置:沒有人能排除我說謊的可能,亦無法逆向檢視「所有的其他可能」是否成立、何以都沒有發生── 譬如母親同樣可能先是因為別的事情哭了,然後才開電視;或三洋電視機曾被外國勢力干擾插播;或我當時不過在夢遊;或全邨人被外星人擄去植入Matrix 程式等等── 你只可以質疑我的誠信、指控我懷有說謊的動機與利益誘因,或以其他各種手段廹我收聲、徹回我的說話,當時只有我目睹媽媽看電視流了一臉眼淚。而我無論有否說謊,我都會說沒有。

證詞因此涉及一種單獨、孤立存在的個人經驗,它得到其他人承認與否,也是繫於它的單一、無旁證可援與無從由他人替代。當時媽媽在哭,只有我看見,我還記得。

我的媽媽因為1989 年6 月4 日凌晨的電視新聞畫面哭了。這於我而言就是事實,我相信它真有其事。並且我在這篇文字裡重述、憶記它。

當然,媽媽在這以前或以後不是沒有因為別的大小事情哭過,可是這個畫面停住了,在現實的另一邊對照我們處身的現實,很小聲、很小聲的幾乎沒有聲音。

如果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就是歷史現場── 所有事情都在該時該處起始、發生,「後89 中國」的歷史必得從此一再數算── 世上絕大部份未有親歷目睹的人,唯有靠當時在場的人的證詞、所有可以旁證的事實,理解、追溯無法接近的真相。

1989 年六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指派軍隊執行「戒嚴令」圍堵北京市並且在6月4日凌晨大規模殺害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及附近的平民。

這是我理解、我相信的根本事實:有數目至今無法統計的平民死於本國軍隊槍下。

歷史,或歷史上發生的事,可能、可以沒有道德、違反道德、非道德或超道德。實在人類歴史就是血的歷史與反抗的歷史。但,今人對歷史、或對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有道德感、有道德責任。因為將來一代二代只有從今時遺下的憑證與存記,嘗試貼近歷史、傾聽死者、也看見今天的人。那個道德感、道德責任必須是現世的、政治的

「意義」可是另外一回事。

二十年來,不同的人為了千差萬別的原因,想為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一切定調、定性。洗刷血跡,為空的棺材釘蓋…… 當一種聲音似乎愈來愈大、震懾、鋪天蓋地、曠古絕今,另外的一種聲音顯得很小聲、薄弱。

可是死者無言語、死者的家屬親人至今依然不可哭喪、不可哀悼,只有噤聲、流放。他們自己都老了,死亡臨在晚年──

我這才開始明白,「六四」何以讓我無法言語。我甚至沒有和朋友、家人說過「關於六四……」。好像從來沒有。卻是母親在電視前面哭了的畫面,在一種哀傷與搖撼前面把我擋住。

當妳想到數以千百個死者、他們的數以千百個家庭,一夜之間,親人的亡故指證,生命的對面不是死亡,而是會指派正規軍隊圍堵北京市殺害平民百姓的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然後是二十年的噤聲、流放,不可哀悼、不可談論。妳可以說甚麼呢?

離開歷史現場好遠,舒安得可恥的距離,我的無法言語,非因鎖禁,也始於二十年前。 1989 年6 月7 日教育署宣佈停課,原訂的全港師生遊行被廹取消,翌日我和同學穿著校服坐在學校向街的球場上「參加集會」,有唸預科的領袖生拿著咪高峯發言,其中一句口號到今天我依然覺到它的刺耳欲聾:「努力讀書,建設新中國!」

我想不明白它的道理。「努力讀書,建設新中國!」我喊不出口。

二十年來的大肆發展與建設指證,死亡與災難的對面不是生命,而是「國家」壓倒一切真實:用流血的,用不流血的,也用文明進步的禮儀,外交與內政,讓左手把全球五分一人口賤賣給右手營建的「市場」,用貪腐掩蓋貪腐,用民脂民膏射火箭上太空、辦奥運,用震災搞形象工程……妳可以說甚麼呢?

母親在電視前面哭了的畫面再一次橫在眼前。

眼淚可是沒有意義的,它只是感情的流淌、露出自己,不由自主。

我們不知道有幾多人的眼淚,是為了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

又或者,眼淚與血掉落在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會像杜拉斯寫塞里格與里斯說對白的聲音一樣,

這聲音如此沉靜,只有和我一起時(我相信)才能如此,可是她們對此一無所知,這聲音尚未被碰觸,貞潔,完美,致命……它在航行,在移動,成為懸浮的大陸,隨處可以靠岸,它就這樣變得具有普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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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格麗特.杜拉斯,「塞里格-里斯」,《外面的世界》。袁筱一,黃葒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頁186-187。
文題「塞里格-里斯」是杜拉斯1976年自編自導的電影「她的威尼斯名字在加爾各答沙漠」 (Son nom de Venise dans Calcutta désert) 兩位女角Delphine Seyrig 與Nicole Hiss 的名字併寫。
原文:“Les voix silencieuses qu’elles n’ont jamais qu’avec moi (je le crois), dont elles ne savant rien, provision à laquelle on n’avait pas encore touché, intacte, entière, mortelle […] vogue et se déplace, continent flottant, partout où il pourra accoster, devient général.”
見:Marguerite Duras. “Seyrig-Hiss”. Outside: Papiers d’un jour. Gallimard, 1984. p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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