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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拒絕河蟹特刊] 安徒:在爭取平反和拒絕遺忘之外

[拒絕河蟹特刊] 安徒:在爭取平反和拒絕遺忘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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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曰:

易傳有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太和也者,和諧之極致也。如何達至?各正性命,即天下萬物皆能安身立命,過其合適的生命形式也。夫今之中國,有言不能說,有理不能爭,有權不能維,有冤不能伸。何和諧之有?故只能拒絕和諧,借國內婉委語,即拒絕河蟹也。

獨立媒體今年制作了《拒絕河蟹特刊》,作為對中國政治敏感年的回應,內文包括安徒的《在爭取平反和拒絕遺忘之外 》、陳軍《西藏,你為甚麼不高興?》、林月《農民工‧六四‧希望在人間》、阿丙《書評:〈中國不高興〉》、阿藹《河蟹社會與網絡關鍵字》、和鄧小樺的《父母們,不要膽怯——從呂大樂〈是否需要立即狠批陳一諤〉一文談起 》等文。特刊將會在六四晚會及七一遊行派發,亦可以以 pdf 下載

現貼上特刊封面文章、由安徒撰寫的總論《在爭取平反和拒絕遺忘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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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爭取平反和拒絕遺忘之外
安徒

今年既是中共建國六十周年,八九民運二十周年,亦適逢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日子。政治評論界有所謂「政治敏感年」的說法,因為過去近百年中國發生的的大事,許多都是在逢九之年發生。

可是,在今時今日的政治氣氛底下,夏天的「五四」和「六四」紀念,大抵亦只會成為秋季「國慶」前,一段與歌功頌德的「愛國」主旋律不大協調的前奏曲。而對不少那些根本上就混淆了「五四」和「六四」的年輕之輩來說,歷史教科書上究竟有沒有交待 「六四」事件,其意義可能也不外是多一個還是少一個要背誦的歷史符號。

五四精神、六四延續

「五四」是民國時期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為了反抗帝國主義強權瓜分中國利益而激發的抗議活動,同時,它也泛指在這次抗議之後,青年人和知識分子持續不懈地推行的「新文化運動」。貫穿著政治抗議和文化運動的精神,乃是「科學」、「民主」與「反帝」。

很顯然,當年八九民運也是受「政治敏感年」所生起的燥動,受到七十年前「五四運動」的感召而激發。這場運動希望再度憑藉青年學生之力,再創新時代,再造新文化,完成五四一輩數十年還未完成的民主夢。所以,我們絕對可以將「六四」視為「五四」傳統的繼承,「八九六四」所象徵的,其實就是新時代底下的另一場「五四運動」。

可是,今天的六四紀念,焦點純然在於創傷的記憶,爭取的只是官方的「平反」。

爭取平反固然重要,抗拒遺忘也是應有之義,香港人也好應以二十年來為中國承傳這燃點下去的燭光所作的努力而自豪。然而,這不應妨礙我們去反思,悼念六四的現實意義究竟是甚麼。

如果當年八九民運是意圖承繼七十年前「五四」的火炬,那我們今天要紀念和要反思的是,自「五四」就提出來的「民主」、「科學」和「反帝」,以及這些偉大價值背後的「啟蒙」精神,究竟落實了多少?

民主、科學與反帝

「民主」:是被統治和被剝奪的人民,經啟蒙之後,覺醒到自己原應具有與生俱來的權利,並以此向統治者討回公平的利益,重掌監察官員施政,以至參與自我管治的權力。

「科學」:是被蒙昧迷信所愚民化的心智,經啟蒙之後,覺醒到盲從附和、人云亦云的弊端,喪失獨立思考、求真精神的禍害,繼而爭取發揚理性開放的精神,培養反思批判的態度。

「反帝」:是被殖民統治所奴才化的人格,經啟蒙之後,覺醒到依附、逢迎、討好,以至狐假虎威,都是屈從於文化霸權的表現,是世界和社會政治經濟權力不平等結構的產物。要社會進步和產生真正轉變,一定要為世界「解除殖民」,改變此等廣佈全球,內及人心的不平等結構。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啟蒙運動,先政治而後文化,令中國舊的封建制度和近代的洋奴買辦權力結構,受到無情的揭露、批判和衝擊。青年的先鋒分子,走進社會各階層,組織工人,找尋中國社會改革的根本力量。知識分子則探索文化新資源,研討理論,改革教育,打造新時代的新文化。

七十年之後的「八九民運」,則是先文化而後政治,因為它是整個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新啟蒙」意識覺醒運動的結果。這場自七九年鄧小平「開放改革」政策實施以來,即憑藉各種渠道冒升出來的「新啟蒙運動」,由知識分子和學生帶導,意圖深化落實改革,解放思想。可是,雖然在八十年代中間,「新啟蒙思潮」數度引起不大不小的「學潮」,但總未能轉化為一種連結社會其他階層的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直至八九年悼念胡耀邦事件所激化,「四二六」社論的橫蠻無理,五月的北京才轉變成串連各地學生和民眾的民運大舞台。

所以,六四的暴力鎮壓,與其說是對學生的鎮壓,不如說是對日漸生根發芽的「啟蒙運動」的鎮壓,對即將要遍地開花的社會運動的鎮壓。

遺忘六四、重陷愚昧

因此之故,如果割斷了「六四屠殺」和整個「八九民運」的關係來紀念「六四」,我們只會見樹不見林,自溺於傷感和無奈,因為我們失去了「學生運動」和「人民運動」的視野;又如果抽離了「六四」和「五四」的歷史傳承關係,我們無疑也在遺忘,令中國近代不同的仁人志士,前仆後繼地犧牲自己,所要建立和創造的是甚麼。

二十年來,無論是在香港還是中國內地,啟蒙精神的伸張,每每舉步維難,常常進一步、退兩步。「六四」悼念固然是四處遭到打壓、封殺,事實不斷被扭曲,而「五四」(雖然沒有被禁),它作為反抗運動的具體內容,亦不斷被淘空成抽離當下現實相關性的歷史陳跡,和空洞的「愛國」口號。

總的來說,六四鎮壓的社會後遺症是:奴化的人格精神、愚民的信仰教化,仍然不住的鞏固著種種統治和剝奪的社會機制。

在不知不覺間,我們不單在遺忘六四,更嚴重的是,我們在遺忘社會運動,我們更在抑壓啟蒙,重陷愚昧。

反抗犬儒、創造時代

中國內地,打壓人權的事件無日無之,而在香港,民主普選權利更一直被指鹿為馬,混淆視聽、有辱斯文的無理方式所剝奪、延擱------是為「民主」之恥;

兩地之間,同為一種愚民的盲目國家崇拜所支配,不顧蒼生,只求追逐偶像化的國家英雄、圖騰化的國家成就,以「愛國」為晃子,粉飾新的蒙昧主義------是為「科學」之辱;

神州上下,今日只逢行單一價值,服膺全球一體的資本邏輯,泯滅差異,踐踏理想,消除想像力,昧於世界的不公義------是為「反帝」精神的沉淪,奴化意識的再生。

「五四」與「六四」,作為永垂不朽,前後相繼的啟蒙運動,不在於它的參與者,比起後人更加成熟世故,事後孔明地說他們預知了社會趨勢,而在於歷史路向迷糊,不知前路何在的時刻,仍然努力反抗犬儒和消極,具備一種創造時代的勇氣。

只要有一天,民主仍未實現,蒙昧愚民的意識形態仍然纏繞,世界的不公義仍然存在,香港以及全中國,都會在「五四」和「六四」的遺產中,找到救贖的精神啟示。

在保守主義逆流汹湧澎湃,反智的蒙昧與迷思橫行的今日,我們更要回顧「五四」、憶想「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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