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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N1、旺角淋漒水、青年濫藥、「綠壩－花季護航」，六四後的香港和國內社會滲透着「恐懼」。
我們每人都成為政府保護的對象，由老人、婦女、青年人到街道的路人，用金錢和科技堆砌官僚的強政勵治，就是管治救命草。冠冕堂皇的原因，如︰過濾色情、身體健康等等，合法政府的規管，亦成為新的一輪利民「紓困」措施。政府的短視，不只沒有社會發展長遠的規劃，只重管治人的思想和身體。
先製造「恐懼」，再以金錢和科技的「處理」，用科學的語言來轉移社會的「問題」。
H1N1的事件，使香港再次登上BBC NEWS 的主頁，網頁上圖片是小女孩載上口罩。香港市面很難找到載口罩的人，卻被國外傳媒捕捉到，圖中的口罩和小孩正符合我們和外國記者對「恐懼」的想像。「恐懼」來自專業壟斷的知識，如︰醫學、保安、財務，對不確定性的計算和評估，就如根據醫家專家鍾南山所言H1N1死亡率跟普通流感相約，卻產生極大的「恐懼」，也基於對民市民不信任，專業和官僚(有時加上財閥)決定取代社會理性討論。
官僚指揮着專業，製造更大的「恐懼」，一種個人無法處理的「恐懼」，使人不得向政府求助，政府成為家家的家長。就如香港政府的流感督導委員會，主席是曾蔭權，成員全是10多位的高官。記者招待會上發言的醫生，地位怎樣我們不得已知，但從政府架構上已是官僚主導。透過保安、醫療的言語，緩減集體不滿和行動對政府的沖擊，不能直接宣之於口，官僚借專業用語，作政治表態和反擊，小如因淋漒水事件，官方建議旺角行人專用區縮短開放時間，大如周一嶽的七一遊行勸阻。
專業和公共性
台灣漢寶德的文章<<委員誤國之論>>曾批評台式的政治酬傭，大眾性(公共性)和專業性混為一談，修橋補路的應該由專業委員處理，相反，社會性的議題，如︰土地發展，不應用專業決定代替大眾作決定。專業性要求正確，大眾性需要公正。他提出解開委員問題的方法之一是公開，公開會議，才可防止不當的決定產生，使委員對公眾必須付上負青，如︰2007年3月香港的古物諮詢委員會唯一一次的公開會議中，以投票方式將皇后碼頭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受社會和公眾稱道，平衡專業和社會的公共性，可惜之後無而為繼，繼續如城規會般閉門造車。
資料來源︰漢寶德 <<委員誤國之論>>
他的文章不止可談委員會的政治，也可引申到議題的處理。我們技術項目包裝成公共議題，琳琳種種的建築比賽，從西九到中區警署，不同的「三揀一」，不同設計款式推到市民前，給我們MC選擇。此外，民間要求政府資料，如︰市建局的未進行重建項目清單、每個項目財政安排，財務安排高於公眾利業。
民間提出的另類方案，官方回應多以「做不到」等技術為借口拒絶，背後的文化和社會的討論，只回應「我聽到你/妳的意見」。
打破官僚和專業的同盟
問題過後，多了幾套的守則，專業解決不了問題，每次遇到問題政府都會遣生一套的新的指引，指引說話的對象是官僚，他們害怕新環境，解決新問題，必須以官僚方式重解讀。
官僚不會自行改革，必要民間的壓力。
香港，土地依舊是重要的矛盾。
我們的生活、菜園村、舊區，都在抗衡官僚的力量和他們背後的資本。官方版本的解決問題，疏導「恐懼」，就是把事件納入他們的計算中。對中產是，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ies)、閉路電視、工人電梯，每天的隔間；基層，則是領匯商場和連鎖超市給予的生活。
皇后碼頭後，政府學會挪用「社區參與」一詞，「參與」淪為化妝工具，多幾幅漂亮的模擬圖，多印幾本虛假的宣傳品，藍天綠樹，誰也不想？多一點的綠化，少一點的密度，提供就業，又發展經濟，那又何需問呢？
我們要的是「社區主導」，一套可以給社會容得下的價值，鐵路之外，農民的耕作，商業中心外，小店舖的生計。這是官僚和商家主導以外的生活，拜讀早前曹仁超在milk雜誌的訪問「曹仁超另類對話」，他稱「我們一代人搵了你們四代人的錢嘛！(M：呀~Orz…)做乜你們這代人咁蠢，仲被我們呃！一出身便整個龜殼你孭，爬下爬下，你做乜孭個龜殼(買樓)呢？」第四代焉能不反呢？反抗那借專業和行政為名，財閥主導的社會。
「恐懼」的出現，是緣於單方控制，資訊不平等，我們需要的不是聆聽者，而是社區的民主決定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