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關於六四很可愛的說法，那就是若然沒有學生聚集衝動幹傻事，根本沒有可能發生六四事件；天安門旁會有洗街車、貨車、單車、私家車駛過但斷不會是軍車坦克車。所以六四事件很複雜，不可只責怪政府。可愛程度有如說若然世界上沒有男人，避孕套的存在便相等於法國大餐。
但是這個說法有一點很是有趣，因為它提醒了我們，一直以來我們似乎只把焦點放在六月四號凌晨。好一點的，會把焦點延伸至胡耀邦逝世引來一大群悼念者的四月。但是，還是有一個問題未能被解釋：「為什麼學生會這麼狂熱討論參與國事？ 即連香港學生也沒有那份狂熱。」也許你會覺得這個問題重要性等如零。不過，如果沒有搞清這個問題，我們可難以給六四定調，因為我們還「沒有弄清事實真相，不夠客觀」— 很多覺得六四難教的老師都是這樣埋怨的。
社會學家趙鼎新曾透過空間分析北京學生政治參與的激情。他指四月胡胡耀邦逝世時，同到天安門的政法、清華、北大等大學生大都是宿友。他們常在宿舍討論國家大事，因此可以說他們的政治動員力量已蘊釀了一段時間。而四月到天安門遊行的路線刻意繞過不同宿舍，在朋輩影響下，很快便聚了一堆人上街去。
是什麼原因令學生對政治的興趣那麼濃以致不斷在狹小的宿舍中討論？這可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若然我們說中國大陸是一個言論自由欠奉的地方，同時香港這個地方說明了要令政治冷感的學生忽然沸騰起來可不是易事，那份政治熱情便愈顯珍貴。
那要問究竟八十年代是怎樣的一回事。
查建英編的【八十年代】頁背的形容有這樣一句：「八十年代，人人都有激情，什麼激情呢，不是一般激情，是繼往開來的激情。」另外還有一句：「八十年代的高潮始於文化大革命。」這裡說的高潮可以從查建英訪談阿城的一段話略見端倪。「可在八十年代，這些人文知識份子也好，藝術家也好，實際上在話語權上是很中心很主流的。比如電視劇【河殤】」，那口氣多雄壯呵！李澤厚【美的歷程】當年是大暢銷書。再比如劉再復，據說那時候他一演講，講文體性啊二重性啊，就有上萬人去聽。你想那恨不得都是現在歌星出場的架式。朦朧詩人也有大批的追星族。」我知道什麼是「性」，對文體性二重性倒一曉不通，更不明白那上萬旁聽生是如何對這兩個外星詞語產生興趣。而在wikipedia打上了「河殤」，就會看到這句：「該片播出之後，除了在思想較為激進的青年學生中受到廣泛歡迎之外，更一度得到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共領導層的賞識，在中央電視台曾兩度重播，片集在校園引起「河殤熱」，學生熱情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
八十年代與文革的關連，在查建英與阿城的訪談中，有這樣的提及：八十年代是一個「表現期」，各種思潮的蘊釀其實貫穿整個七十年代，比如下鄉知青當中，各種交流相當活躍。另一位受訪者北島下為此了個註腳。他說更深的潛流是各種不同文化沙龍的出現。交換書籍把這些沙龍串在一起，當時流行的詞叫「跑書」。而地下文學作品應運而生。另一種關連可體現在八十年代的特徵。「它還是集體主義生活沿襲下來的這麼一種形態。所以當時提的問題不太個人化，都挺大的，考慮的都是有關民族的，國家命運的大事。」查建英如是說。
當時政府政制如不推波助瀾，還處於史太林模式每天上演恐怖劇的話，多大的激情也只會停留於蘊釀階段。一個不能不提的轉捩點就是文革末期鄧小平上台的一幕。當時毛的繼任人華國鋒在政治風格與個人外表方面，都極力模仿他的前任以顯示他繼任的合法性。為了得到權力，鄧小平用的策略就是淡化神化了的一人領導，打倒個人崇拜。要做到這點，就得利用群眾對文革以及毛時代批判的言論壓力。在鄧以及其盟友的明顯支持下，年輕的不同政見者十分活躍。著名的西單民主牆應運而生。1976年他們發起備受尊崇的「四五運動」，1978年初以大字報的形式再次出現於北京。1978年下半年，他們在北京市中心街道上多次舉行集會，內容除了批判，更有要求清除還在政治局中「毛主義者」，要求人權、社會主義法制和民主政治體制，響應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雖然在1979年，政府開始鎮壓這類民主訴求，並拘捕魏京生等人仕，但仍無礙打倒國家舵手個人崇拜的趨向。這個趨向在共和國的政策制定過程，特別是三峽工程，可見端倪。毛時代「朕即國家」說一就一的景象不復再，更多的時候國家舵手要做的是求共識。在這漸趨開放的脈絡下，到了1986年春季，鄧時代仍出現一個政治上相對寬鬆、思想上相對活躍、強調有必要進行「政治改革」的時期。1986年11月，全國人大更通過了關於進行基層人大代表民主選舉的法律以對鄧提倡的「政治改革」作具體回應。這個回應引來了上海五萬名學生抗議，要求改善民主選舉質素。後來政府又再鎮壓拘捕。但到了1988年6月，河殤在中央電視台面世。這套電視劇相當大膽，它多次提到1919年，但對1949年卻不置一詞。除讚揚周恩來、鄧小平以及趙紫陽的「對外開放」外，河殤完全不提共產黨革命，或是人民共和國歷史。而後來這套電視就如上文所說令學生熱情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
簡括而言，文革蘊養的反思思潮，加上了政府的助瀾，促成了學生的政治熱情。
這篇文章做的事情是試圖勾劃出六四的脈絡(context)。有人可能會說，有需要扯得這樣遠來看六四嗎？有。除非我們能大聲肯定的說六四是偶一而發的意外，是學生突然有一天覺得食早餐太過沉悶想搞搞新意思絕食去，是解放軍坦克意外地經過天安門意外地遇上交通失事撞死了人，不然，我們定調六四之前，還該看學生的激情何來，八十年代是怎樣的一個年代。
把目光放遠至八十年代來看六四，會發現如果沒有x就沒有y是一個荒謬的簡化說法。若然說如果學生不搞民運就不會有六四，是不是同樣也可以說如果偉大的鄧公不搞開放不說什麼社會主義民主上台之初不鼓動學生，就不會有學生民主運動？有人或會說，真天真，政府說的從來就說說就算，學生也太天真認真了。這種說法更為過癮，學生因為天真地信了謊言而賠了命，錯竟還是在學生身上，原來天真是死罪。自信自己客觀理性地定調六四的人，不妨想想自己有沒有簡化了事情，有沒有窄化了自己的視野。那些願意集體自殺的信徒就是因為信了教主簡化了的世界觀。
目光放遠至少有兩個意味。第一個意味在於歷史的可塑性。目光放遠的過程就如掘洞，掘得愈深發現愈多；因而聚焦六月四日那一日凌晨與聚焦八十年代來看八九民運所得出的判斷，結論因而定調可以很不同。前者會好像很有道理的把政府學生二分並跟你說解放軍也有死人，「客觀」點吧；後者會令人發現政府在民主運動中原來並不能置身事外。第二個意味在於正是因為歷史具有可塑性，不如1+1=2的算式黑白分明，我們更要把目光放遠，不要簡化六四至學生軍人各有死傷所以大家都有錯，要分清大事大非，即千錯萬錯也不如用坦克招待學生錯，然後在六四事件上爭取話語權；不只接收關於六四的定調，也要表達我們對六四的定調。這就是我們要記著六四的原因，不致於人民網在「歷史上的今天」六月四日漏掉了天安門事件我們也覺並無不妥。
延伸閱讀
80年代訪談錄 查建英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和國史, 莫里斯邁斯納
Lampton, “Water Politics”
Zhao, Dingxin 1998.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493-529.
(同見於"砲台山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