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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被扭曲的社會工作──一位社福機構使用者的自白

被扭曲的社會工作──一位社福機構使用者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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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上心頭:一位服務使用者的觀察

2003年,那時正在等候會考放榜的我,收到一份住處附近青少年社區中心的活動通訊,參加了中心的暑期班,後來個人想不開,社工跟我做輔導,很開心,因為有人願意細心傾聽一位年輕人的心底話。當初我是過客,輔導完就走。後來跟中心職員混熟,留不來參加大大小小的活動。兩年後,我中七畢業,當了幾個月的青年大使(YA),也是我第一份工作。社工們很樂意教我工作,當然他們也罵過我,事後我也覺得罵得對。

上了大學,有幸接觸另一批社工,有些在主流社會服務機構工作,有些則散落在基層團體。言談間我得知多一些社福機構運作,但多半是劣評,不論在人事、制度和資源運用方面。大家吐完苦水,第二天又回到工作間。就算是一兩次的罷工,行動後又各自埋首於處理文件和受助人。

情況到了今年八月有點不同。大澳社工被調職的風波震動了整個社工界別,報章先後跟進。上星期的分享會,原本只打算招呼三數十人,後來改至大講堂,結果近四百位社工擠滿了講堂的所有角落。主題由解釋事件,批評政治干預社工專業,伸延至批評社福機構為了保住與政府的關係而犧牲前線同事利益,暴露機構的軟弱。發言的社工皆不滿機構不支持員工工作,而自己也不同意手上的工作。我最記得有一位社工在說機構為了避免得罪學校而調走了他,他滿肚鬱結,但「不能不為五斗米而折腰」。那種憤怒遠遠超過整筆過撥款的惡果,而是出自不信任任職的機構。

替街坊爭取的後果

這次風波同時揭示到底有甚麼力量在左右服務使用者的服務。當大澳居民受到災害磨難,他會遇到充滿熱忱的社工立即幫忙,包括緊急援助,登記住戶資料,以向政府部門申訴救災不力。事實上,分享會內數位大澳街坊充份認同謝世傑和同工的努力。

結果,這兩位社工被大澳鄉事委員會認為破壞社會和諧,更要求取消女青年會的工作(或至少要改變現行社區工作模式)。

結果,民政事務局希望女青年會和鄉事委員會合作配合政府推動和諧社會。局長否認向女青年會施壓,但未能平息干預社工工作的擔憂。

結果,機構董事會以未能與地區關係協調而把他和同工調離大澳。當機構稱調職為恆常人事政策,謝世傑則說新單位根本沒有空缺。

一位服務使用者的擔憂

假若我遇上一些個人輔導或即時物質援助都解決不了的困難,社工卻以「上頭唔容許我地得罪政府,你知大澳單野啦……」婉拒我的訴求,我會怎樣想呢?當然,前線社工不是萬能俠,我只是質疑機構以至整個社會工作行業不(能)把坊眾利益放在首位。對服務使用者來說,這較影響較政治干預行業來得嚴重。

對抗的,不止是政府,更是市場化

我們要抵抗政府以高壓手段逼社福機構屈服,不能讓社工成為推行「和諧社會」政治任務的打手,而放棄用社區工作手法等形式爭取民眾權益。別忘了,欺壓社工的,還有商業邏輯。近年來,社福界大力引入市場競爭,以商業模式營運社會服務,社工除了要體察服務使用者,更要擔心手上的項目,無時無刻為業務籌謀。我就探訪過一家成功的社會企業,意思是能夠收支平衡,兼且持續有新客源,但能夠讓受訓精神病康復者學員成功就業的比例不是跟以往好很多。成功的尚且如此,何況在掙扎求存的呢?

這是社工和服務使用者爭取改變的時機!

我曾經是一位服務使用者。我父母年紀大,早晚也會是長者服務的使用者。這次社區工作受阻撓,不只是政治干預社工專業,更是破壞社福機構、社工和服務使用者的關係。我沒有唸社工,但也明白個案工作難以解決所有問題,而需要社區工作、倡議工作(例如更全面的退休和醫療保障),集結力量與政府抗爭。如果社工們心裡還存著一點爭取公義的志向,我希望可以和街坊一起實踐這公義,擺脫市場化和政府無理干預,重塑本地社會服務界別。

[圖片來源:
http://rlv.zcache.com/no_justice_no_peace_hat-p148151562631070321qz14_4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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