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在網上自建群組相約自殺，為警方出面阻止，群組被迫解散。可是，同一時間，有更大的一群人也在網上及媒體公然相約政治自殺，卻未見警方採取任何行動。

這些相約政治自殺的行為，明目張膽，竟然有人建議全港五區齊齊派代表於指定日期自盡，還要宣告天下，事先張揚，在議會殿堂公然討論，引來坊眾網民議論紛紛。

更有一些學者連篇累牘，痛陳政治生命的可貴，主張到了最後關頭，也不可浪費政治生命。

可見，香港的「生命教育」雖然未必能制止真人自殺率節節上升，但「愛惜（政治）生命」的信息，在政治界卻的確是深入人心。

可是，一如「珍惜生命」的教育，往往只做到叫人珍惜生命，但對生命有什麼值得珍惜的重大問題，卻永遠啞口無言。一眾勸阻他人進行政治自殺的，也只是反複重彈「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的老調。

或者，這些大小鄉愿們都以為，生命意義的問題太過哲學性。

的而且確，並不是每一個哲學家都是「防止自殺會」的義工。古希臘哲人塞涅卡（Seneca）就認為，人不但要活得好，也要死得好。雖然人生在世，常受命運捉弄，但人有自由的權利選擇何時死亡。因此，當環境不值得我們生存下去，便應該選擇死亡。因為自殺其實是一種釋放，使人重獲自由。

近世的休姆（Hume）也認為，上帝在創造世界後不再插手人間事，並賦予人類管理世間的權利。因此，人可以自己決定死亡的時間，就如同人對世間物的干預（如耕種、建屋等）。所以，當對人生厭倦或活得痛苦，都是可以自殺的。

如果厭倦的人生可以放棄，結束令人沮喪至極的政治生命，又有何不可？而今日大叫要愛惜政治生命的「好心撒馬利亞人」，又有誰會否認，目前香港的政治生命，的確是令人沮喪至極……

當然，反對自殺的哲學家也不少。他們每愛祭出大道理，認為自殺與天理、上帝不容。例如柏拉圖（Plato）就認為人為神所擁有，人無權決定自己何時死亡，所以自殺的人在死後要受到嚴厲的處罰。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則痛罵因為逃避痛苦而自殺的人是懦夫；中世紀的亞奎那（Aquina）則指自殺違反了對上帝、社會和自己的三重義務。

雖然香港人信上帝的非大多數，但在最近朋黨相約進行政治自殺的活動當中，這種來自遠古和中世紀，視自殺為「罪」的反自殺觀點，都一一被論者改裝援用，不過，他們同樣沒有回答自殺者的永恒問題，就是究竟生存在這個痛苦得生不如死的（政治）世界，究竟還有什麼意義？

不信上帝的中國人古來有一種智慧，就是所謂 「螻蟻尚且偷生」、「活著就是勝利」。但有（政治）生命的人就不能迴避一問題，那就是如果我們在政治上只能如螻蟻般苟活，那究竟是死不如生，還是生不如死？

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還是原地踏步，從一個鳥籠搬去另一個鳥籠；除去一把腳鐐，換上另一套枷鎖；一個謊言聽厭了，再告訴你另一個大話；肢體腦袋已經日漸植物人化，還要哄騙自己正在一步一腳印……

在這種情況下還要不要活下去？這正是問題所在。

如果要勸香港人珍惜自己集體的政治生命，就請先自問一下，苟活而沒有前景與希望的政治生命，要來幹嗎？

沒有比莎翁名劇《王子復仇記》中的哈姆雷特（Hamlet），更能說出當下香港政治人物的存在困境了——哈姆雷特說﹕「活下去還是不活下去（to be or not to be），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

今日關於「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爭論，不就是一個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嗎？

千古傳頌的莎劇，一針見血指出了「死」其實並不輕灑。如果一死真是一了百了，「誰還願意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勤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

可是，生的屈辱，也正正因為我們都害怕未知的死亡而躊躇。

「……誰願意負著這樣的重擔，在煩勞的生命的壓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為懼怕不可知的死後，懼怕那從來不曾有一個旅人回來過的神秘之國，是它迷惑了我們的意志，使我們寧願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們所不知道的痛苦飛去？

這樣，重重的顧慮使我們全變成了懦夫，決心的赤熱的光彩，被審慎的思維蓋上了一層灰色，偉大的事業在這一種考慮之下，也會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動的意義。」

誰說王子不會猶疑？

莎士比亞之所以不朽，正是點出了生死之間，原來是相即相合。沒有克服對死亡的恐懼，生存的意義就無從展露，屈辱懦弱的生存，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死亡。所以，有勇氣向死亡的恐懼挑戰，存在才會變得真實。

自殺，原來是一門大學問。難怪卡繆（Camus）認為，自殺是唯一值得問的哲學問題。

香港的當下環境，活像六七十年代的台灣。苦悶的政治低氣壓迫使青年反思叩問生存的意義，找尋政治與文化的出路，質疑上一代的權威，既求變，亦求真我。

可是，香港的政治主流派，不分建制與泛民，都只是每天敲鐘唸佛，例行發言、例行反對、例行憤怒、例行沮喪。

「結束一黨專政」和「不爭朝夕」、「不撤退」一起並讀，就像聽著當年蔣介石高喊「反攻大陸」、「毋忘在莒」。它們一方面掀起屈辱，形塑期望，另一方面卻又把熱情虛擲，把青春辜負。於是，言辭愈是偉大，愈是陷於自造的犬儒與自欺的圈套。

毛主席曾經引用司馬遷而道出名句﹕「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原來，自殺也有多種方式。剖腹、割脈、吃毒藥可令肉體死亡。而結束政治生命也可以選擇五區集體跳櫈，考驗人肉救生氣墊是否夠彈力。不過，另一種好像是無痛的政治自殺，就是像當年英法聯軍攻廣州時，兩廣總督葉明琛所採取的 「六不」政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事實上，自從上次否定了政改方案，卻又混混噩噩地虛耗了4年光陰的政治人物和黨派，已經是悄悄地進行了慢性的政治自殺。因為他們已日漸被自己所施放的虛無主義、犬儒主義暮氣所毒昏。在保守主義運動重重包圍，多方滲透底下，抵抗的精神意志已經鬆懈緩解。在毫無寸進的殘酷現實面前，只能以阿Q精神自慰，以「無功無過不撤不退」作為最高綱領。

這樣一種自絕於求變大潮，背棄領導責任，窒礙想像力發揮的駝鳥策略，既是一種自身的政治自殺，也是對香港人政治生命力的謀殺。

香港每到歷史的關鍵時刻，奇怪地總有一些評論人喜歡引用德國大哲韋伯（Max Weber）的「責任倫理」概念，去指摘另外一些人以信念沖昏頭腦（筆者在九七之際亦曾為文商榷）。但究其實，韋伯從來沒有將審慎的「責任」與熱情洋溢的「信念」對立起來，以為人們只能二取其一。相反地，韋伯深受尼采影響，是一名知名的決斷論者（decisionist）。他在《政治作為職志》一書，就以熱情洋溢的語調，結束他對一個政治寒冬期的悲觀預計。他說﹕

「尊敬的諸位﹕讓我們十年之後再來討論吧。但我不能不擔心那時候反動時期是否早已降臨。我們所憧憬的東西只有很少能實現，但我倒不會萬念俱灰……但我很想知道今天懷抱信念倫理的人會有什麼內在的變化……我們面對的不可能是夏日的花叢，而是一片冰封、暗無天日的極夜……但待到天亮時，活下來的尚有幾人？精神又會發生何種變化……

政治意味兼用熱情和判斷力堅毅地與頑石爭持。如果沒有反複地在人間追求不可能的東西，那麼，可能的東西也實現不了。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全部歷史經驗都證明了它的正確。但是，能這樣做的只有領袖或英雄。兩者皆非的話，也就只能硬著頭皮面對希望的破滅。現在就得這樣做，不然的話，他們連今天可能的事也做不到。」

一個公然地把香港人引領往政治集體自殺之路的決定，就是在一個不用拋出頭臚，灑出熱血的香港，卻連有能力去做的事情也不做。

這宗領袖的政治自殺既是事先張揚，我們就只有祝他們路上好走吧。

〈明報〉13.12.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