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四上午本來是我的健體舞班的第一課，後來卻為了參加另一項運動而缺席。我向來不善於開會議，於是深宵會議的部分就留給同伴進行。我只負責早起，吃一個豐富早餐，有薯餅、煎蛋多士和熱檸茶。
養精充銳，然後去衝。
前一晚，我問通知我的朋友﹕「真的衝得進去嗎？」
她說，怎也要試試。她總是埋怨自己增肥到一百磅不久，體重又降到雙位數字。
一到達百萬大道，舉目都是鐵馬和一群群的保安。鐵馬是一層疊一層的，像一條很長的貪食蛇，不見首尾，重重複複地圍著畢業禮會場，上面用特別儀式才會見到的紅藍絨布蓋著，稍稍隱藏鐵馬的猙獰面貌。穿了制服的健壯保安不下四五十個。穿著便服、戴著耳機，在校園周圍踱步，擺出一個「你不知道我是誰但我卻留意到你」神態的人，更不知道有多少個了。究竟是什麼，使校方為著他以前做過，即將又會再次進行的事情，生了如此深沉而神經質的恐懼？
衝不過保安的失敗路線
相比起他們的陣營，我們簡直就是幾隻毛髮疏落的小雞。同伴悄悄解釋一會各人走的路線，在九點四十分集合。各路線分別用英文字母代替，我走的是P。說是幾條路線，因為兩年前中大頒榮譽博士給董建華時，在警衛不算森嚴的情下，保安把示威人士一網打盡。我們走上大學本部某大樓的樓梯間，十多個人拿
大聲公、連夜趕製的示威標語，稍稍打開梯間的小窗戶，窺看外面的動態。事實上，在典禮進行之前，保安已提醒邵逸夫樓附近徘徊的人們，「典禮入口不在這裏呢，先生。」
P是一條失敗的路線。成功的路線，叫A。P路的同伴正要衝過去的時候，便有五個保安手牽手擋著我們。「你們幾個女孩一定不夠我大力，我也不想弄傷你，你放棄吧！」「這只是第一層保安呢！之後還有幾層，你一定衝不過的。」「我們也很支持你們呀。大學不應該頒博士給唐英年，但我們也要吃飯呀。你們有父母養，不同呀！」我連忙補充，我不是父母養的。衝擊失敗，我們便在原地舉示威標語，直至行動結束。
大學當日安排是非常完善的。保安把我們一次又一次推倒，我的手臂受了點輕傷，知道再衝下去已經不可能。這時，穿著整齊的年輕女職員便適時地走過來問好。「你們還好嗎？有沒有受傷？」我說，「我還好，你說什麼我都明白。」另一邊廂，劉遵義校長對外宣布中大學生沒有參與示威，參加的都是社會人士。
直接行動
這是一個身分政治的小玩意。中大希望藉著這個宣稱，造成中大學生與社會人士的對立﹕這不過是一小撮激進的街外人士失去理性，企圖破壞典禮秩序，影響中大畢業學生的利益。同伴中，有正在讀中大，也有已離開校園的。所謂的社民連人士，不過是黃毓民的議員助理。文化研究系的五個畢業生，嘻嘻哈哈地商量進場後的行動。最後他們在會場脫下畢業袍，站在椅子一邊喝倒采，一邊展示「英年受之有愧」的上衣。示威者的策略是，不強調參與者的中大背景，表示頒發榮譽博士給唐英年，不只是中大學生對校方決定的不滿，而是作為有公民意識的市民，都應該反對近年大學愈來愈依附政商界權貴的趨勢，而這趨勢會影響大學撥款和學術自由。要不是這個新聞，人們幾乎都不知道這已是財政司司長的第四個榮譽博士學位了。這本應是第四個被市民闖入示威的畢業禮啊！
是次以示威人士直接闖入會場提出政治訴求的行動方式，可稱為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在歷史上，有不少民權上的勝利，例如女性投票權和八小時工作天，直接行動功不可沒。可是，當代民主理論甚少討論示威和直接行動。普遍香港人比較熟悉的政治行動是事先向警方申請，再由警方負責開路，沿途喧嘩卻溫柔的遊行。即使政黨或壓力團體出動「道具」耍樂一番，其宣傳形式與玩樂方法卻大致相近。幾年前在世貿會議大放異彩的機動式、奇觀式兼戲劇式的韓農示威算是開了香港人的眼界，但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他們」的辦事方式，不是「我們」香港人表達意見的正確方法。在這個歷史脈絡下，很多人除了指摘闖入會場的人衝動和無理智，便再想不出辭彙思考那些人究竟在做什麼。既然會還是會開，獎還是會頒，為什麼還要大吵大鬧呢？
中大校政權力結構不平等
人們心目中所謂最理性的政治活動，其中之一是審議民主，其目的就是與不同意見的人，通過公平和合理的討論達到各方都滿意的政策或結果。人們常說直接行動不理性，是相對審議民主的「理性」而言。然而，當我們再細心想想，就會發覺這個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是一個為了消滅對直接行動的思考而設的虛假對立。當代政治哲學家Iris Marion Young在討論直接行動時，也指出行動者與審議民主的實行者往往互相理解。
因此，依照支持「理性行動」的人的思路，最理性的人，甚至不應去會場外向校方遞信。他們應該做的，就是與中大校方坐下來討論今年應該頒榮譽博士予誰。為了達到公平和合理的討論，校方應公開頒發的原則、有權參與的人士，以及他們與各候選人的利益關係，並提供中大學生能夠參與討論的方法。而很明顯，中大現有的做法不能符合以上任何一項原則。中大的榮譽博士委員會成員與頒發準則含糊而不透明，顧其過往頒發給李光耀及董建華的歷史，亦看不出中大將程序民主化的趨勢。可見，中文大學校政上的權力結構不平等，表示它不希望人們用最理性的方法表達意見。
Young指出直接行動的目的，與很多反對者想像的「搗亂秩序」相反。直接行動往往最重視的就是溝通﹕以鮮明的口號和肢體行動，向大眾宣揚建制犯的錯誤、鼓勵公眾向權勢者施壓求變。這往往是一般學生在權力極度集中的中大，透過積極參加學生組織也不能做到的事。
如果不是為了告訴你這些，我們闖進去是為了什麼？
原載《星期日明報》十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