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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善彥:核能發電所事故與日本社會──民眾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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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池上善彥 (《現代思想》編輯(1991-2010)
翻譯校對:馮啟斌 (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所 碩士生)
編整/節錄:胡清雅(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所 博士生)

原刊:《文化研究月報》126 期「路邊攤」, 25/3/2012

「路邊攤」編按:應台灣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思想、歷史、與文化高等講座」之邀,日本批判性民間刊物《現代思想》前編輯池上善彥於2011年9月,來到新竹進行三場演講,分別以〈核能發電所事故與日本社會(2011年)──民眾與科學〉、〈戰後民眾運動與文化運動(1950年代)──民眾文化與詩〉、〈鄉土運動與生態學(1970年代-80年代)──民眾運動與生命〉為題,展開東亞冷戰格局下,以「民眾」為主體的日本戰後史討論。去年,日本於3月11日發生海嘯以及海嘯引起的核災,這場事故破解了「核電安全」神話,也重新聯繫起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國家核能政策的關係。但是,處於日本社會外部的我們,該如何理解「311事件」之後的日本社會內部變化?該如何理解同樣處於東亞冷戰格局中的自己,與日本戰後核能發展史之間的連帶?在311核災事故屆滿一年的本月,本專欄特別企劃,將池上善彥三場演講的第一講〈核能發電所事故與日本社會──民眾與科學〉整理發表。

大家好,我是池上善彥。在此,我要以三場演講,向大家報告關於日本「戰後」的概念。「戰後」是日本近代(19世紀末-1945年)的範疇,不知道大家對日本近代史所抱持的感想或印象為何,就我所知,台灣對於日本近代的相關研究,多以「戰爭」、「殖民」、「對亞洲的侵略」、「太平洋戰爭」等為主題。對我而言,這些主題都令我感到責任重大,大部分日本學者在這部份的研究上也多抱持著「反省之心」,這是我相當感同的。然而,就很多日本自身知識分子而言,對於1945年後這個「戰後」經濟成長時期,究竟該抱持什麼樣的印象或看法,卻不甚清晰、甚至相當漠然,也欠缺認真的考慮。

怎麼想像日本戰後近代史呢?這個提問,是我與一些亞洲朋友(包括台灣、中國、韓國的朋友)交流時他們給我的提示,也是我所得到的方法──這三場(2011年9月20、21、22日)演講題目,第一場是「民眾運動與核能發電」;第二場是「民眾運動與文化運動」,尤其是以「詩」為主體;第三場則是「民眾運動與鄉土、生態的關係」。

我想從「民眾」作為出發點討論日本戰後近代史。就我所知,這個視角,目前是缺乏的,我希望我的報告能提供一個看待問題的方法與意識,以及一個展開問題的可能性。日本在1945年以前對亞洲做了很多過分的事;即使到現在,雖說有些地方已有所不同,但大部份卻沒什麼改變──這是因為背後有美國,它大大影響了日本的發展方向。當下,日本必須要有所變革。但是該從何改變呢?我想,這該是從日本本身、由內部來進行。那變革的可能性又在哪裡?關於這點,我想從日本戰後60年來進行探討。

這三場演講,我本來打算從戰後1945年開始依序討論。但是,半年前發生了3月11日事件──開始是大地震與海嘯引起的災害,接著就是福島核能發電廠的事故──這個事件於我以及日本人全體而言,都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現在,日本人把3月11日當做一個分水嶺,稱作「311前」與「311後」,並認為日本社會在311之後起了很大的變化。也許有些誇張的巧合,1945年,日本就是在3月11日這天宣布戰敗的;而現在,日本人也認為2011年3月11日是日本的第二個失敗。但是,對我而言,這兩個失敗,卻都是變革的契機。失敗如何轉變為機會?這是我接下來三場演講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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