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撮寫版刊於14/11/2012蘋果日報副刊)
美國紐約佩斯大學(Pace University)內的方法演技學院Actors Studio Drama School， 曾舉辦一系列經典的研討會，讓學生與當時美國最頂尖的電影電視工作人員對話。研討會最後製成電視節目，觀眾能看到羅拔迪尼路與學生討論電影製作，或阿森一族星級配音員的長相。其中我最喜愛的一集，是訪問梅麗史翠普。由她姓氏(Streep)的來歷，延伸到拍攝每齣經典作品時的心理狀態，直言無諱。對於演戲的重要性，她這樣形容：很多人視演戲為一樣很無聊的生計，於世界無益，但我看到其中意義。當中巨大的價值，來自聆聽他者的說話，聽一些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人，或來自過去的聲音，然後通過你與你的技巧呈現給世人。為無聲者發聲是要事，因為演戲裡面有著太多虛榮，最重要的是我為一個靈魂說話了，我把靈魂現實化了。
細心觀察，我身邊盡是無聲者的說話，一些幽幽的靈...
時間是2003年左右，他離家出走，搬到工廈居住，與伴侶自資創辦獨立音樂廠牌。在生活滑過谷底時，連吃的也沒有。伴侶走到鄰近的麵包店偷麵包，帶回來一起充飢，從此他心裡經常受責。數年後政府推出活化工廈政策，小小的麵包店快撐不下去。他很想做點甚麼，去幫助這個小店保住生計。
時間約是2006年，又是工廈。一班讀電影、攝影、設計的年青人，合力搞自己的studio。所謂studio，也就是甚麼都可以做：練團、錄音、剪片、建黑房曬相，還有更多時間百無了賴，慢慢生活，尋求種種可能。有一位繪畫的女孩同租，患有抑鬱症，長時間服藥。除夕，死於藥物過量。不久年青人解散樂團，逐一遷出單位，朝不同方向發展。
是2011年，報導說有人違規住進迷你倉。想起每逢下課時間，都有背著書包的孩子在工廠區出現。又想起在工廈大閘上一張張來自地政、屋宇、消防的告示，黑字白底，有種像刀子的鋒冷；又像罪狀，告訴你貧窮是種罪。
是2012年夏天，我在觀塘道勵業街交界走過。那曾豎立政府廠廈的地方，早已夷為平地，但竟然還有孤伶伶一稞大樹，尚有蟬鳴。
近年本地出現了一班年輕電影製作人，不再相信主流商業電影是唯一出路，作品充滿社會性。當電影界人人北上搵真銀，他們選擇留低，寧可網上集資開戲，也不賣給一仗功成萬骨枯的大公司。如果七、八十年代從海外回流的電影人共同創造了業界的新浪潮，那麼這班土生土長、相信與觀眾對話、不跟隨資源漂流、珍惜自由多於版稅、對夢工廠仍然存夢、嘗試推倒從來的新生代，就是電影界的「後浪」。
有些人認識林森，未必源於電影，而是他在演藝畢業典禮對唐英年露股抗議。由保育天星皇后運動時期的《人在皇后》、探討本地新移民與南亞裔兒童的《暉仔》、到寫工廈藝文青年的鮮浪潮參賽電影《綠洲》，可見他偏重人文素材的意向。有一點我非常在意的，就是他同時是個出色的鼓手。能夠有位認識音樂的導演實在太好了，香港的電影真的很難聽呀。
《綠洲》以離家少女的角色，引導觀眾穿梭於以工廠區為生的band友與及中產星期日畫家(sunday painter)之間。一方的band scene，從來不被正視為文化藝術；而另一方的fine art，又可以永遠足不著地。如果青年人於社會是一種弱勢，那麼沒學歷沒房子以運輸為業的青年就是其中最無聲的無聲者之一。音樂對於他們的重量，能如何解釋？朋友說，當他踏入廿五歲，所有的反叛都化為求生。音樂，可能就是反叛與存活之間生死往復煉造而成的一套語言。
從事運輸的工友大概都看盡我城的虛妄。在商場豪宅，工人都不能用前門發亮的升降機，不能在大堂出現。商場都是一個大夢境，貨品都是忽然變出來的呀，你只需要盡情消費，千萬別記起辛勞的人。事實上許多獨立音樂人情願選擇辛勞，起碼好過呆在辦公室是是非非，在都市漫遊，be quiet and drive。
畫廊中年人的對話實在是太真實了，甚至我直覺地認為那並不是創作出來的對白。少女在眾人面前裸露，脫下的是生活的蛹。如果中年人能赤身相互對畫，在交換股票行情之時能注視到對方的生理反應，或許更能坦白，又可能friend都冇得做。但我仍然願意相信美學不是只會存在油畫布上， 而當創作不能接通社會脈絡，那是源於藝術家的狹窄無能。
這是個港台都會把劇集《DIY2K》設定在工廈的時候。但到了我這個年紀，在造假的劇集與真實紀錄之間，只能花時間於後者。想起《D》在拍攝之際，band友拒絕了以七一遊行當作他們的劇集佈景，但仍然見到演員在張鑼打鼓的隊伍之中戰戰兢兢出現，大家都盡力用橫額標語阻止拍攝，很好玩。有時我會想，能獲取拍攝對象的信任，真是個很大的才能。《綠洲》以粗糙的製作，走進基層反抗者的原生地，捕捉到藝術與行動連接的一剎那，一切原來是這樣順理成章。
以此文悼念我這個死去的畫家朋友，在你曾用藝術照亮過的空間取景，並不是經過安排的。起碼，不是我們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