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

文化政治左右難分─—推倒能否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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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今日《信報》)

立法會開鑼,一度盛傳將出任文化局局長的許曉暉,首次到民政事務委員會簡介政府的文化工作,隨即正式承認「文化局計劃」已經擱置。民間提出成立文化局之議已有二十年,年初三位特首候選人均在政綱信誓旦旦,據聞,初時泛民也曾因為文化局深慶得人而準備對「五司十四局」放軟手腳,可惜最後高開低收,一拍兩散。

今年冬天特別遲,沒有文化政策,展覽開幕衣香鬢影,劇場仍然高朋滿坐;早已自行「民間主導」的藝術家朋友都沒吭一聲,倒只有摩拳擦掌的建制派表示「遺憾」。

香港政界向來缺乏對文化政策的全盤考量,文化監察成員早前參選「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功能議席,讓文化議題從副刊跨進港聞。本欄一連三周邀請議員和政黨闡述文化政策立場,同樣是希望令文化政策主流化。其實,文化政策與文化政治互為表裏,宏觀抑或微觀、干預抑或放任,每一步都應該貫徹政策制訂者的政治理念。但中—港╱國—城的政治現實下,政、經上的左右區分換在文化政策上,卻變得左右難分。

「民間主導」放在口邊
姑且借用國際政治光譜加以說明。美國的文化政策,認為文化是民間的自主範疇,故此在資源以至發展方向上都由民間眾多的基金會或市場主導;中國則視文藝為意識形態的重要陣地,更不應只是資產階級的專利。規劃經濟時期,文化並不是自由商品,生產、流通甚至消費都由國家包攬。當然這是非常簡化的二分法,只為說明公權力介入文化政策程度所顯示的左右傾向。

有趣的是,基於過去殖民地官僚作風對文化的僵化管理以至政治審查,近年無論官方抑或民間、無論政客、建制抑或泛民,一談到文化政策,都愛把「民間主導」放在口邊。當中較強調要以公權力須要介入規劃的,是中產政黨;反而本應更貼近基層的愛國陣營卻換上一套提升生活質素、打造魅力城市、與體育旅遊產生協同效應等右派述語。

文化藝術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向視為精英玩意,連帶香港近年的保育議題,也為較偏近泛民政治光譜。但文化是否必須為中產政黨所獨專?愛國陣營和建制派是否必定「老土」、跟不上文化議題?近年創意城市之風吹到亞洲各大城市,香港也不例外─—文化帶動的城市改造(西九)、向基層社區邁進的巿區重建(如觀塘)─—文化議題愈趨產業化和地區化。

年前活化工廈,以東九為基地的工聯會陳婉嫻便主動連結藝術家,結合啟德項目及年青就業問題,向政府提出社區經濟與推動文創產業。而自市政局年代已專責文化事務的新晉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最近亦提倡扶持本土藝術、推動商界參與、強化區議會文化職能。最為左右逢源的,要算是馬逢國,當選後出席業界場合,積極打造開明務實形象;並以文化開支只佔政府總開支1%為由,主將另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齊用文化搵錢
雖然刻意淡化其紅色背景,但馬逢國的人大身份令對國內市場趨之若鶩的業界寄予厚望。香港左派傳統上也重視文藝的意識形態以至統戰功能,只不過在港英時代被制度邊緣化。回歸後經過多年經營,已壟斷地區文藝團體藍圖,並在功能組別以至藝發局選舉中贏在選民資格的起跑線上,現在更披上一套去政治化的務實外衣,減少意識形態爭拗,齊用文化搵錢。

相反泛民陣營既拿不出一套全盤的文化政策,也不諳業界行情(例如二次創作公民黨的初期取態),這次因人廢局,恐怕只會簡接加深政治爭拗阻礙文化發展/達的印象。其實泛民陣營也不缺關心文化議題之人,在個別議題上立場鮮明,但如何以文化帶動公民社會發展?尤其值得思考。

莫健偉在本欄早已提出梁振英政府沿用的乃殖民地時期的「隱蔽文化政策」,既跳不出政務官的項目化思維,更進一步模糊了文化的理念與價值。無論是先前擬把創意香港與西九合成文化局,抑或維持各自為政的現狀,都令人懷疑政府只是把文創產業政策取代全盤的文化政策。文創產業其實是後設之詞(retroactive )—─有沒有西九,香港的藝術家都是畫照畫舞照跳。從沒有文化政策,一下子跳進城際競爭、城市改造,把新舊體制內原來各不相干的項目一視同仁地擺在市場機制下,扞格在所難免。

官僚主義與政治審查當然可憎,但英式作風視文化藝術作為一種對每一個市民的公平服務(例如地區圖書館、學生與長者優惠票),又是否完全地乏善足陳?過去本土藝術因政治身份模糊而難以進入國際藝壇,那如今香港作為一個相對自主的中國城市,在國家與國際的文化座標上又應如何定位?國教爭議、M+購藏事件、威尼斯雙年展風波……,都可視之為新舊價值與體制之間「兩頭唔到岸」的產物。再良好的意願與再專業的團隊,如果未經文化政治洗禮而真正聚成共識,最終都會遇上怨懟的本土群眾,成為政治磨心。

經歷九十年代中開始的創意城市與文創產業討論後,近年已有學者再進一步提出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概念,作為打通官vs 民二分的分析和實踐進路。如Raj Isar, Hoelscher Anheier 等學者便在Cities, Cultural Policy and Governance一書中指出,文化政策作為一種管治方式,已不再為國家所壟斷。各種國際組織、商業機構、非政府組織,都在以跨境的方式形塑我們的文化生活,強調城市與國際的直接連繫,甚至架空國家對文化的操控。

為市民爭取「文化蛇齋餅糉」?
文創產業帶來的改變無論是好是壞,已然全盤改變了普及文化生產消費以至小眾藝壇的生態。翻開各種流行雜誌、商業廣告甚至政府宣傳,文化已然變得非常主流,它的無處不在,正被加以利用。換句話說,權力不再只是一面倒,文化藝術不再只是被壓迫與邊緣的少數。固有的主流vs 邊緣、文化vs 商業、壓低vs 反抗的模式,已不能回應日益複雜的權力與經濟操作。故此,我們亦得自省我們到底有沒有與時並進,回應這種更為複雜的文化政治?

前陣子認為文化局會淪為中宣部的爭議,其實並未切中要害,而更近於一種過時的焦慮。何慶基與梁文道都曾在不同場合提出,中宣部作為黨務單位,與文化部作為執行部門;國家的文化事業與民間的文化產業的區別。不少城市的文化部門,都在尋找一種不一定完全配合國家意識形態的實踐方式,產業亦在被容許的文化市場內謀求最大的自主。回到香港的語境,真正的問題,可能在於這些被政府與商界斬件上的文化項目,民間除了拉倒之外,有沒有可以「博大霧」的空間?又一向被忽視的地區資源與組織工作的藝術界,又是否可以加以利用,為市民爭取「文化蛇齋餅糉」?

本來「香港要有文化局」是近年香港社會唯一官民共識,但政策作為一種管治行為,確實無法迴避政治。到底推倒能否重來─先建立文化事業作為一種被受敬重的專業形象,再讓市民從知識的基礎上作出民主的選擇,在左中右之間達成社會共識?筆者期待文化局能被推倒─重來!

作者為香港文化監察成員
本欄逢周五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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