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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偉謙

《工人文藝》執行編輯,屯門樂活書緣打雜。 苦難的過去,彰顯歷史的沉重與當下的珍貴,痛苦的抉擇與糾結的回憶,傳遞給人沉穩的力量和頑強的勇氣。於是,一種勇敢面對未來艱險的鬥志油然而生。 先祖三代,由19世紀中期,是自廣東新會到三藩市的定居華僑,一直到父親一代移居香港。 畢業於嶺南大學及城市大學 , 註冊社會工作者,店員,詩人,輔導治療師,書迷,愛好中國文化,終身抱現象學式態度的哲學研究者,不能養狗的狗迷,經常抱著社會主義的盼望,但絕不是史達林主義者。 樂活,讀本,人生。 網誌

政經

「另一種社會工作是可能的!」——回歸激進傳統(轉載自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另一種社會工作是可能的!」——回歸激進傳統(轉載自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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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社會工作是可能的!」——回歸激進傳統
Iain Ferguson 著
張光明 譯
季耶 校

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63567287599/?fref=ts

原載《社會工作的理論與方法:探索不同觀點》(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WORK,Explor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 Faculty of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2009)第五章。英文原文見。註釋從略。

引言

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自由市場是絕對不可替代」的觀念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經濟、政治、學術、社會生活和思想等)都起到了非凡的影響作用。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之所以成為「全球性的共識」,一方面是由於柏林牆倒塌後氾濫起來的各種「歷史終結論」,美國國務院官員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是其代表;另一方面也和各種後現代理論有關,它們幾乎把任何對「新世界秩序的追求」都解構成對過去的「美好回憶」。這些理論說的好聽些是在誤人子弟,說的難聽些簡直就是新極權主義的號角。

像其他行業一樣,社會工作也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的深刻影響。正如我們都知道的,一個國家的思想狀況和政策理念都影響著本國的社會工作模式,每個國家的社會工作模式都會因不同的環境而表現不同。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卻一直都在強迫南方國家將公共領域私有化;而在西方國家裡,新公共管理理論鼓吹的社會工作模式也正是市場化和管理主義的必然結果。因此儘管國家不同,全世界幾乎沒有幾個國家、沒有幾個福利領域不受到華盛頓共識的影響。

當然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與實踐也不是沒有遭受到挑戰。自1999年WTO西雅圖會議以來十多年裡,各種區域性和全球性的社會論壇組織了全球性的反資本主義(或全球正義)運動,它們希望提出一個新的全球化模式,反對市場化和帝國主義。一方面是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中能夠抵抗新自由主義觀念和政策的領域越來越少,另一方面這種使社會工作越來越遠離其核心價值的新自由主義觀念與政策越來越遭到人們日益高漲的抵抗。具體的抵抗形式我們會在本章的後面予以介紹。

但目前這種抵抗運動也遇到了兩方面的困難。一是雖然大家對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純粹」資本主義的缺陷與不足有了廣泛的共識,但是大家對它可能的替代形式卻不能統一認識。正如Wilkinson 和 Pickett在其關於不平等問題的文章《精神層面:想的越好,社會越平等》(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裡說得那樣:「在過去幾十年裡,進步的政策幾乎都是被沒有『更高追求』的意識所毀滅的。」這一模糊的意識在反WTO的標語中已經反映出來——「打倒資本主義,代之以更好的」 (Smash capitalism – and replace it with something nicer)

二是由於新自由主義到處擴張的勢頭,似乎顯示出它有能力克服150多年前馬克思定義的傳統資本主義的固有危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在美國經濟協會的演講中說到:「預防大蕭條的核心問題已經被解決了。」這一觀念一直被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包括英國首相白高頓)認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及其全球化的巨大成功,任何對它的批評(尤其是對其造成的巨大不平等現象的批評)都會遭遇這樣的心態:至少它在世界一部分地區是很有效的。

直到2007年美國房屋市場發生次貸危機,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場的震盪,世界幾家大銀行或破產,或被事實上國有化。這被普遍認為是自1930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不同的人對它有不同的解釋,但無論如何都是那些窮苦的人對它感受最為深刻。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失業率上升,房子被收回,購買力下降,間接的反映是法西斯團體的活躍和仇外情緒的增長。這也跟第一條原因有關——沒有更好的選擇。

從社會角度看,新自由主義的破產使得尋找「更好的」替代方案迫在眉睫。這同樣也適用於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領域。受到危機傷害的人們不得不要去尋求社會公共事業(包括社會工作)的幫助。但是正如我在前文暗示的、也是我在下文將要討論的那樣,社會工作的實踐模式在過去二十年裡的發展情況,常常是不能夠滿足人們的需求,在將來有越來越多的需求時,它所能提供的幫助將會越來越少。有鑒於此,在本章裡我將重新審視社會工作歷史中那些不曾遠離政治經濟現實、把追求正義作為其核心工作的優良傳統——激進的社會工作傳統。

激進的社會工作作為一種明確的、有意識的工作方式,出現在1970年代的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具體為什麼它會在這一時間、這些地點出現以及它所採取的形式,我們將在下文研究。但自從它出現以後,社會工作內部針對社會問題的根源及其解決方案的討論就出現了廣泛的意識形態的爭論。毫不奇怪,佔主導的理論與實踐經常是保守派或改良派的模式,只不過會使用一些激進的詞語。這恰恰反映了馬克思的著名論斷:「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我們在下面對英、美早期社會工作歷史的回顧也會證明這一點。

英國1870-1914年間的社會工作

英國最早的社工組織是成立於1869年的慈善組織協會(the 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 (COS)),它帶有維多利亞時代晚期中產階級的所有偏見。其成員不是關心造成大城市貧民區產生的原因(這件事在30年前就已經由年輕的恩格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而是關心如何消除「不加篩選地施捨的醜聞」,否則就會侵害人的品行和謀生能力。因為他們想當然地採用所謂的「科學的」個案工作(casework)把窮人劃分成兩類,一類是「應該受幫助的」窮人,他們會恰當地運用所獲得的救濟;一類人是「不應該被幫助的」窮人,他們會濫用救濟。因此毫不奇怪,很多申請救助的人在那裡得不到任何救濟。與此相一致的是,COS也同樣反對政府採取任何「侵害人的品行和謀生能力」的措施,比如學校提供免費的午餐以及為老年人提供養老補貼等。不過這種觀念和做法也遭遇了一些批評意見,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來自其內部的成員,但他們仍然堅持著COS的做法。比如莫德·羅伊登Maude Royden(1876-1956),1890年代利物浦協會的志願者。儘管她比較富有,但她還是不太滿意COS的一些觀念和做法。比如她非常討厭「友好拜訪」(friendly visit)活動中顯示出的階級優越感,她在一封信裡說:「每週Warwick女士等人都會來看我,並讓我給基金捐錢,這讓我煩死了,……我快瘋了。」當然我們不能量化COS裡到底有多少人像Maude Royden這樣的不滿者,但至少我們還有一個(當代英國社工學者)Chris Jones提供的案例,他說他在1900年代從事社工職業培訓的主要原因就是杜絕「友好訪問者」對社會工作的「污染」。這也說明Maude Royden絕不是孤立的例子。

對COS最大的挑戰是社區睦鄰運動(the settlement movement),這也是英美當代社會工作的第二大淵源。它和COS一樣都是通過組織市民積極地參與,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它主要通過勸說大學裡的中產階級青年花一段時間和窮人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通過教育、榜樣的力量幫助他們改善生活狀況,推進有利於窮人的社會改革。該運動肇始於1880年代早期的大規模失業時期,發起人是巴涅特Canon Barnett(1844-1913)。與COS「科學的慈善事業」不同,Canon Barnett相信政府的支持是解決貧困問題的必要條件。但我們決不能誇大二者的不同點,客觀地講,社會睦鄰運動只是比COS更加人性化,少了些懲罰性的內容,它也是後來社區工作方式的先驅。

第三方面的挑戰來自社會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他們往往不只關心窮人當前生活狀況的立即改善(雖然他們也經常這麼做),還把視野放在了更廣泛的結構與經濟層面。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是搞政治的。(其某一領導人將COS的個案工作模式視為「公共政策或社會主義政策的對立面,……帶有大量的個人主義因素」。)

其領導人有艾德禮(Clement Attlee),西爾維亞•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1882-1960)和喬治·蘭斯伯里(George Lanbury1859-1940),他們的社會工作活動幾乎與政治活動無異。比如建立社區食堂,提供廉價而有營養的餐飲;為罷工的碼頭工人提供流動的廚房;為窮人建造旅館、提供會議場所,在這裡也可以獲得其他幫助;為年輕婦女創建合作模式的制衣廠等等。伴隨這些社區活動,他們也經常進行個案工作。但相對而言,Atlee, Pethick-Lawrence, Hughes, Pankhurst和 Lansbury在倫敦東區的名聲主要還是從事政治活動,他們的活動沒有被視作任何社會工作的歷史淵源。「專業的歷史」只是從更廣泛的社會工作角度將其看作是一場運動性、社會性和志願性的工作。但毫無疑問他們及其追隨者卻為我們提供了一段激進的歷史。他們解決當地社團和窮人問題的社區行動戰略,與1970年代的社工激進主義有著密切的傳承關係。

美國的社會工作:「未擇之路」

美國的社會工作模式經常被認為是天生保守的、針對個人的、由私人機構執行的臨時性措施,從過去到現在,其社會工作從來就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局面。這種說法不僅沒有注意到美國公共部門裡社工人員的活動,也沒有看到美國豐富的社區組織傳統(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激進作家兼活動家阿林斯基Saul Alinsky1909-1972 的觀念之上)。而且正如Reisch 和 Andrews在其著作《未擇之路:美國激進社會工作的歷史》(The Road not Taken: A History of Radical Soci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指出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激進觀念一直都對社工的教育和實踐產生著重要的影響,但也經常面對來自政府和主流社工組織與成員的激烈反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社區睦鄰運動,這是受英國的影響,該運動最著名的就是芝加哥的霍爾館(Hull House)建設,這比其英國同仁們做的更為激進。它還發展出一套進步的教育體系,不僅幫助新移民儘快融入美國社會,還幫助他們對抗血汗工廠和童工制度。該運動被很多傳統的社工們深深懷疑:「可能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按照傳統的方式從事社會服務,激進社工們並不是為其客戶和委託人而工作的,而是與他們一起工作的……他們意識到低收入團體的力量,意識到與他們建立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標的必要性。這清楚地表明是對傳統慈善觀念的威脅。」

1970年代激進社會工作的出現

從前面的論述我們也可以看出,社會工作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一直就包含有激進的內核。但直到1970年代,激進社會工作才真正作為一種獨特的實踐模式出現。我們下面會首先介紹激進社會工作及其理論在這個時候出現的原因,然後我們再結合一些案例介紹一下它的主要特點,最後再介紹一下它在1980年代初衰落的原因。

1960年代的情況:「對現實的反抗」

激進社會工作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現,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比如1960年代中期的「再度貧困」現象;英格蘭、蘇格蘭的新法律要求社工人員重新組織化,這強化了社工的集體力量和職業認同感;站在受眾角度的研究也廣泛出現,尤其是Mayer和Timms的著作《受眾說話:工人階級對生活環境調查的意見》(The Client Speaks: Working Class Impressions of Casework,1970),激烈批判了以前將人們物質貧困歸咎于心理問題的錯誤觀念。實際上,激進社工運動也出現在同時期的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稍弱一些。這些運動都發生在戰後大繁榮結束之後的世界經濟危機時,世界許多地方爆發了反對美國進行越戰的反戰運動。這些因素使得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成為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最激進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社會運動一波接一波,此起彼伏,並且它們通過現代化的媒體相互呼應。比如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之後就是女權運動(以及北愛爾蘭的民權運動),「同性戀解放陣線」的名字來模仿了越南的民族解放陣線,等等。這些運動促發了全球性的學生運動,同時也被其推向高潮。由於學生們在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運動和法國工人五月運動中都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導致了法國歷史上最長時期的大罷工,這還迫使戴高樂總統恐慌地逃到位於德國的一處軍事基地裡。

社會工作的激進化

社會工作受到了全球動盪的深深影響,尤其是上面提及的幾個國家。在意識形態層面,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越來越受到重視,這使得未來的社工人員能夠接受到許多新的激進的思想,比如在關於家庭、關於精神病、社會結構對個體行為的影響、造成「異化」(deviancy)的社會因素等等。在社會實踐層面,這已成為一種共識:受眾的問題根源於他們日常生活的物質環境和受壓迫的現實情況,根本不是所謂的能力與品性的問題。這使得人們越來越多地批判原來的個案工作方法,越來越多地肯定社區工作與社區行動帶來的變化。這一時期出現的激進方式也多種多樣,主要體現了三方面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方面的言論主要體現在(英國)社工學者Roy Bailey 和 Mike Brake在1975年編輯的文集《激進社會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裡,這本書主要涉及的問題有把激進社會工作模式系統化,社區工作方式的不足與潛力,社會學理論與社工實踐的關係,同性戀問題與社工等。與之相關,它們也關心佔主流的個案工作方式把受眾個體化、病理化,忽視受眾問題的結構性因素。這種關懷也反映在同時期的激進雜誌的名稱上——《Case Con》。通過比較,我們就知道激進社會工作的一個突出的原則就是:必須要關注受壓迫群體所生活的社會經濟環境。激進社工的其他原則詳見該書後面的附錄《Case Con宣言》(中譯見「抗河蟹大聯盟」網站:http://nofalseharmony.org/?p=218 ──譯按)。這份宣言批判了福利國家的壓迫性和控制性;呼籲社工人員與受眾不僅建立起個體之間的新關係(尤其是受眾要參與進來),還要建立起組織之間的聯盟關係;強調通過社區工作和社區行為等集體性的方式來解決受眾的問題,這也導致了1980年代的殘疾人士權益運動;它還要求社工建立自己的工會組織並與其他行業的工人組織建立友好聯繫。

儘管Roy Bailey 和 Mike Brake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書(譯按:指兩人合著的Radical Social Work and Practice. London: Edward Arnold),提供了很多案例來證明這些激進思想對日常的社工實踐確實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是我們也確實無法量化這種影響力在英國或其他地方到底有多大。我們仍然欣慰地看到在1970年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採用小組或社區工作的方式來解決受眾的問題,我們也看到社工的工會組織數量急劇上升。最明顯的變化體現在社工教育和培訓方面,福利權和社區工作已經成為核心的課程了,激進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文本,如Corrigan 與Leonard合著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社工實踐》(Social Work Practice under Capitalism)、Simpkin的《被福利國家套牢的社會工作》(Trapped within Welfare: Surviving Social Work)都成為學生們的閱讀書目。

1980年代:激進社會工作的衰落

激進社會工作作為一種實踐方式和非正式的社會運動,在1980年代初遭遇了嚴重的打擊,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以英國保守黨戴卓爾夫人與美國共和黨列根的上台執政為標誌,歐美國家的政治氛圍轉向右派。新右派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如Charles Murray)把對社會工作的攻擊視為對福利制度批評的一部分內容,他們大加鼓勵所謂的「自力更新精神」。在這種氛圍下,所有的社會工作都受到了嚴厲打擊,更別提激進社會工作了。

第二個原因是激進社會工作方式多樣,雖然都有關聯,但卻不統一。當時在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國爆發的工會領導的階級抗爭均遭到鎮壓而失敗,這使得任何基於階級利益的激進政策最終只能幻滅。具體而言,比如在法國有一個哲學家團體叫「新哲學家」(noveaux philosophes),他們中很多人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由於經歷了1960-70年代社會運動的失敗,從而對任何改變現存秩序的鬥爭產生了嚴重的失望情緒,對改變社會的可能和願望非常悲觀,這成為了他們後現代主義的世界觀。在英美以及其他一些英語國家,「階級」一詞逐漸地被「壓迫」(oppression)、「身份/認同」(identity)、「差異/分延」(difference)等詞語取代。在社會工作領域,1970年代的激進運動也因過於強調階級、忽視壓迫(尤其是對女性和種族的壓迫)而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以致於很多激進分子也開始更多關注種族、性和殘疾人士的問題。證明這一點的一個突出證據就是在1989年社會工作領域新增一些反壓迫方面的學業和學位設置。儘管這看起來確實是一個進步,但由於學位代表的是機械式的、技能培養式的社工教育,它最終還是要與市場的需求相一致的。這些反壓迫方面的專業設置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激進的內核。儘管如此,這卻導致1990年代社會工作領域中人們越來越強的反歧視、反壓迫意識,這也是1980年代社工領域少有的成果。

新自由主義、管理主義和社會工作

在後現代主義宣稱「宏大敍事的終結」、不再迷信對世界進行整體解釋的理論的同時,一個新的更強有力的「宏大敍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卻正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在意識形態、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領域建立其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軔於197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統治精英們希望回到凱恩斯主義之前的「純粹資本主義」時代。我們都知道新自由主義要求政府拆除所有妨礙市場要素自由流轉的藩籬,首先就是要把原來公營的部門(比如水、電和鐵路)私有化,削弱工會的力量。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垮臺更加促進了它的進程。在隨後的二十多年裡,以華盛頓共識確立其主導地位為標誌,它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到處千篇一律地宣揚私有化、解除金融管制和財政紀律以促進經濟的增長,根本不考慮各國的不同情況。

毫不奇怪,福利領域,包括社會工作都深刻受到了這方面的影響。2004年一項關於九個不同類型國家社會工作的研究顯示,它們無一例外都深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南方國家中印度和塞內加爾,貿易自由化的政策已經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產業,比如喀拉拉邦(印度)的捕魚業;當地政府對社會工作財政支持的銳減已經迫使當地的社會工作嚴重依賴由外國基金支援的NGO組織。在英、法這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化也正在破壞社工的傳統角色,使之更加「非專業化」,產生了一批技能和薪水都不高的社工。(Globalisation, Global Justice and Social Work 一書 )

就英國而言,新自由主義觀念、政策與案例之所以能夠對公營部門和社會工作產生影響,其主要的手段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論」(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也就是我們熟知的管理主義。廣義上講,管理主義是指一種思想,要求「管理者能夠完全掌控各種公共組織,並按照商業的原則與利益運營這些公共組織」 (Evans 2009: 146) 。McDonald具體地揭示了它的特點:強調管理技術而非專業技能;追求可量化的工作測評體系;打破了舊的官僚結構,建立了基於受眾購買服務的類似於自治的商業性組織;市場需求和公開競投取代了內部供應;強調縮減開支;有限期的政府雇員取代了長期的職業人員(McDonald 2006: 69)。

Harris (2003)在其關於英國「社會工作的商業化」的研究中提供了一組確信的資料,可以證明職業化的社工實踐、社工組織與教育是如何屈從並被轉化為管理主義的(Harris 和 White還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書Modernising social work Critical considerations,詳細描述了這一轉變過程中的矛盾與細微差別之處的巨大不同)。他選取了過去十年裡三個不同的研究成果,生動地描繪了管理主義對社會工作實踐的深刻影響。

在一些早期的研究中,就有人認為自1990年英國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及《社區照顧法》實施以來,就埋下了市場化的種子。其中就有Jones,他在1990年代末先後拜訪了英格蘭北部40位熟練的前線社工,他們最少的也已執業八年。他的目的就是研究這些人的工作在市場化驅動下是如何發生變動的。他發現了一批壓力大的社工,他們很不滿意工作方式的變更,他們也很迷茫失落,因為他們不能夠運用他們認為最適合的方式去幫助受眾。讓社工們最為苦惱的並不是與受眾的溝通,而是他們在代辦處(agency)工作的性質以及所不得不執行的高度複雜的工作流程,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辦公室。當你看到整個團隊整天都是坐在辦公室工作時,確實是悲哀。我們的社工人員在複雜的工作程式上耗費了越來越的時間,卻與受眾的直接接觸時間越來越少。代辦處的支出越來越多,但是都是讓別人去做直接的工作,而我們只能從事管理工作。 (Jones 2004: 100)

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出,英國社會工作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了一種商品買賣精神,如今地方政府開始從私人機構或第三方機構購買服務,而不再直接提供服務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原來的社工人員不再直接與受眾互動了(這恰恰是許多社工們投入此行的原因),而變成了服務的管理者。一位社工人員自己總結這一變化帶來的苦惱:

「我覺得自己太無能為力了,有這麼多的限制我簡直無事可做。是的,我可以出去做評估、起草照護計畫,但除此之外卻不讓我做任何事情。我甚至不能去給某個人上門送餐,除非我得寫份報告並遞交給一系列的人,由他們決定我是否可以出去,並將工作做了安排。我一直好奇我為什麼要這樣呢?這已經不是社會工作了。我的許多成年的同事已經相約離開了,他們說不想再背負這個負擔了。但他們做社會工作的醫院仍在,他們仍然會去幫助那些受苦的人們。熱情雖未遠去,工作已非昔比」(Jones 2004: 102)。

Jones的研究時間是1990年代末,六年以後《變革中的生活》(Changing Lives)的作者們,在一份由蘇格蘭行政院(Scottish Executive)指示做的社工報告裡也有類似的發現:尋求改變成為社工的工作核心。如果不在社工和受眾之間建立有效的治療性關係,單靠評估確定需求和風險,從而制定和實施行動計畫是根本沒有任何效果的。社工們一如既往地告訴我們,近些年正是由於這些繁重的工作,以及日益的官僚化趨勢、機械化和技術化的工作方式,使得社工與受眾之間的互動關係被嚴重侵蝕了 (Scottish Executive 2006: 28)。

最後一個案例是來自工會組織UNISON2009年對369個看護兒童與家庭的社工人員的調查。該調查是在備受公眾關注的「Baby P」事件(Baby P 2007年死於他的照顧者之手)之後,應官方的要求而做的。社工們除了不滿意案卷工作繁重、缺少財力外,還抱怨管理體系與管理方式中的官僚主義作風:社會工作的核心已經完全集中在滿足程式上,工作的價值已經沒有了。兒童們的需求被置於代辦處需求的後面,評估的內容相比於評估能否及時完成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UNISON 2009: 9)。

「我不是來做這樣的社會工作的」:重奪社會工作

正如上面的研究所顯示的,過去20年的社會工作已經使很多社工感到失望和受挫。儘管英國的社會工作商業化程度更甚於其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這種情況卻不僅僅限於英國。不過在過去,也一直存在著一些力量在積極抵制社工領域的管理主義價值及其主導地位。我在此介紹其中的三個趨勢。

第一個趨勢是要求把社會工作重新定位成一個以價值為基礎的職業。我們都知道新自由主義社會工作的核心就是價值最小化甚至消失,把社會工作當作是一個廣泛的技術性的過程,需要技術、知識和一系列的「工作內容」(what works)。「工作內容」一詞是新工黨政府積極提及的,它通常是包含了通過事先包裝好的方案(可能是購買的,也可能是批量產出的)來達到一些預定的變化。它根本很少顧及社工與受眾以及特殊情況與結構因素等,因此會導致很多難以接受的做法。與之相反,社工們卻開始著重強調其工作應帶有的倫理內容。突出的例子就是在2001年一份由國際社會工作者聯會(IFSW)和國際社會工作學院聯會(IASSW)聯合發佈的「社會工作定義」:「人權和社會正義的原則就是社會工作的基石。」

另一個案例是來自英國、澳大利亞和斯洛文尼亞一些社工人員和社工學院積極保護庇護所申請人、難民和「被抹掉的」(erased)組織,直接反對本國政府的種族政策和尋找替罪羊的政策。還有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也已組織起一個每兩年一次、每次有2000多人參加的論壇——確認社會工作的價值基礎。

第二個反對主流的趨勢是來自受眾的團體,他們不僅反對治療式、家長式的社會工作服務,也反對狹隘的「用戶至上主義」,因為官方刻意製造出來的「用戶參與」模式太虛假。

第三個反主流趨勢(本文作者也直接參與其中)是尋求把上面的第一種對管理主義的價值批判和第二種要求受眾集體參與的趨勢融合起來,發展出一個全新的社會工作實踐模式。該運動肇始於2004年在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舉辦的一次會議上,會議的主題是:「我不是來做這樣的社會工作的」( I didn’t come into social work for this!)在會議上,社工學者Chris Jones拿出了早些年的研究成果,指出我們應該超越對社會工作危機的抱怨階段,積極挑戰當前的主流趨勢。這次會議共有60位前線社工及社工學者參加,最後通過了一份宣言:《社會工作與社會正義:呼籲新實踐的宣言》(Social Work and Social Justice: a Manifesto for a New, Engaged Practice 。 中譯見:http://nofalseharmony.org/?p=220 )。該宣言被放在網上不久就有七百多人簽名支持(Ferguson and Lavalette 2007: 197)。隨著這一微不足道的開端,社會工作行動網路(Social Work Action Network (SWAN) 網址見:www.socialworkfuture.org)誕生了。

SWAN並不是要和現存的社工組織競爭甚至取代它們,相反它只是一個職業化的組織或社團,成員有前線社福工作者、社工學者、社工學生和受眾。它只是想在社工領域發出基進的、戰鬥的聲音。自2006年以來,它已經組織了三次全國性的論壇,每次的參會人員都在250人以上。另外SWAN還在布里斯托爾(Bristol)曾組織過300多人參加的關於激進社會工作的會議,曾在格拉斯哥和利物浦舉辦過兩次關於「Baby P」虐兒事件的討論會,每次參會人員都在200人以上。SWAN曾經在網上發起了一次反對尋找替罪羊的請願活動;它還在網頁主持過一次生動的討論,主題就是「社工人員怎樣才能更好地保護易受傷害的孩子們」。SWAN的宣言,由於深刻關心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以及其所討論的問題並不局限於英國,迄今為止該宣言已經被翻譯成西班牙語、希臘語、斯洛文尼亞語、漢語、日語和孟加拉語。

結論:21世紀的基進社會工作

像過去十多年裡其他類似的組織與運動一樣,英國「社會工作行動網絡」更加明確自己的抗爭目標就是反對社會工作的市場化和管理主義,並且鮮明地相信:「另一個社會工作是可能的」‘another social work is possible’(這是借鑒了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為更加明確地闡述我們的目的,我們兩個人Ferguson和Woodward剛剛為21世紀的全新實踐模式總結出了四個關鍵因素,並以此作為本文的結尾(譯按:參考兩人合著的《基進社會工作實務》Ferguson, I., Woodward, R. (2009), 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 Making a Difference.Bristol: Policy Press.)。

基進實踐模式仍需保留既有的好形式(Radical practice is retaining a commitment to good practice)

我們都知道成本考量驅動的管理主義方式主導社會工作的二十多年裡,把集體工作的方式(如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給嚴重破壞了。但問題不止這個,個案工作的好方式也遭受了衝擊。這些都是我們應該繼續堅持的,好的個案工作也可以有利於拉近我們與受眾的距離,增進相互間的信任,有助於我們發現他們生活困境的原因。在東蘇格蘭的社會危機中心,「談話傾訴」(Someone to talk to)就被受眾當作是解決精神問題的最好方法。傳統社會工作的優良品質如對關係、對過程和價值(relationship, process and values)的重視,長期以來一直都遭受新自由主義的侵蝕,因此那些不受「政治氣候」影響肯堅守這些品質的社工本身就是基進的。在管理主義和技術決定論的大氣候裡,任何以價值觀念為基礎的仁慈和整體性的工作方式(humane and holistic value-based approaches)也可以是基進的。

基進實踐模式是採取小規模的「遊擊戰」形式(Radical practice is ‘guerrilla warfare’ and small-scale resistance)

優秀的社人應該總是在既定的統治規則下面尋找更好的服務於受眾的工作方式,即使這樣做有時候看起來像是「屈服於」規則。1970年代一位作家就曾說社工應該是「中產階級的強盜」(middle-class bandits)。Lipsky經過大量的研究認為「大街上的官員」包括社人,就應該竭盡自己所能為受眾爭取資源。一項近期的對前線熟練社工的研究表明,以前他們還有一些自己的工作自主空間,現在雖然幾乎都被管理主義的模式給遮罩了,但還是有一定的空間可供自己發揮創造力和想像力:

「我們的團隊有非常強的社會工作價值觀……我們根本不怕跟上面對著幹,我們有一個優秀的負責人,我們甚至像一支軍隊一樣有戰鬥力……我們堅持開展對話的方式。」(‘Kathryn’, quoted in Ferguson and Woodward 2009: 74)

基進實踐模式需要與受眾和照顧者一起工作,但前提是他們同意我們的介入(Radical practice is working alongside service users and carers,but not when they do not need social workers)

和受眾及照顧者一起工作,這是任何基進實踐模式的核心內容。幾十年來新社會福利運動(如殘疾人運動和精神健康人士運動)已經在服務相關人士方面的觀念與模式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和它沒有矛盾,比如爭取自立性方面和個性化預算上,還是會存在一定的爭論,這方面的爭論必須在開放和友好的氛圍中進行。對於我們社工來說,我們要知道什麼時候該後退一步,畢竟大部分的人是寧願不看見有社工在身邊的。

基進社會實踐是集體性的活動,是政治性的運動(Radical practice is collective activity and political campaigning)

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樣,個人的工作方式(individual approaches)可以為人們的私人生活帶來看得見的積極變化,但集體性的工作方式(collective approaches)在改變社區和結構性問題方面所具有的更強大的潛力,卻在過去幾十年裡被嚴重忽視了。集體性的工作方式至少在三個方面與社工相關:

這是一個很好的社區工作實務模式。社區工作的理論與實務已經遠離了大部分的社工教育課程,並在很多服務機構銷聲匿跡(代之以一種狹隘的、組織嚴密的諮詢服務模式)。我們迫切需要在社會工作領域重建這種基進的社區工作模式;

社工都有自己的集體組織,主要是各類工會組織。基進社會工作當然不可能在真空裡開展。一方面它需要各方面的資源,另一方面當面對對前線同工倡議和堅持受眾利益較缺乏熱誠的管理層的時候,也能得到適當的保護。有強大工作能力的工會組織將非常有助於爭取我們的目標;

社工也需要主動參與到廣泛的各類社會運動中去。過去社會工作已經從其他社會運動如女權運動和殘疾人運動中獲得了重要的能量和觀念。在21世紀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批判不僅來自於政治家們,而且也來自廣泛的社會運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誕生於1999年西雅圖的反資本主義運動或者被稱為全球正義運動。同樣地,我們這些希望扭轉社會工作領域的新自由主義趨勢的人,就需要廣泛參與這類大範圍的爭取社會公義的運動,並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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