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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民間高峰會總結【2012民間媒體高峰會文字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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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禮部分演講嘉賓:(左起)梁旭明、黎穎詩和邱林川

【編按:去年十二月,獨立媒體(香港)在 inmediahk.net 創辦八周年之際,聯同多個新媒體機構及關注網絡自由的團體,舉辦一個「民間媒體高峰會——新媒體爆發之後,去思考香港民間媒體發展的總總問題,希望能整理出一些共同關心的議題,並探索合作的可能性。作為本地民間首次嘗試,短短一個下午,總共舉行了十一節討論會。幾經整理,我們終於完成文字紀錄,將於月內陸續推出,敬請留意。】

(獨媒特約報導)經歷半天共十一節的討論會,四位特邀觀察員講者分享所見所聞所想所思。葉蔭聰提到,高峰會第一節「新媒體爆發之後」有人問是什麼意思。我覺得無論你對於所謂爆發的定義是什麼也好,多少大家都會同意的是:全球都有一種現象就是大眾文化的衰落,至少是由最高峰時期的衰落。舉一個自己的例子:我算是對大眾文化的興趣比較大的人,我還會看電視劇,這經常被朋友取笑,梁文道說:如果你再看電視就跟你絕交。他覺得這是一個羞恥,一個知識分子為什麼看無線電視劇。這是一個大眾文化衰落的例子,以前不看反而會被人恥笑,現在看就被人恥笑。這是一個很漫長的衰落,看數據就知道,比如TVB收視比率非常高,在全球電視業裡是一個奇蹟。這個漫長的過程裡出現了一些新的東西,而這個「新」的意思是什麼有很多爭論,其實大家對什麼是新都有許多不同的理解。

媒體文化的諸侯格局
我自己觀察,把現在香港的現象我會總結為,在大眾文化衰落的過程出現了一些正面來說我會稱之為小群體的媒體文化,負面點我會稱之為「諸侯格局」,即很多大大小小的諸侯,各自有自己的地盤,大家之間沒什麼交往合作,甚至互相敵視。這些大大小小的媒體都面對著新的轉變,這個轉變我會稱為「共同文化革命」。簡單來說有幾個元素,這幾個元素令我們進入一種過去沒經歷過或者少經歷的共同的狀態,一種大家一起的狀態。這個有三個面向:第一個是技術性的,比如有時候我們透過互聯網或者其他科技,有時會有一種很奇怪的共同感覺。如facebook,突然間有一批介乎於朋友與不是朋友之間的人忽然出現在你的public timeline裡,無端地你會知道他們的事情,你發生的事情與他發生的事情在共同的空間裡出現;同一時間,香港的諮訊科技的革命跟香港政治有關,其中有偶爾也有必然。比如香港由八十年代開始一直有進行一個政治民主化的過程,近年也有相當激烈的民主鬥爭。過去可能是民主派少數政治精英的民主化運動,但現在群眾有相當大的參與程度,這可以說政治有一個很大的轉變,也可以說是香港過往以來少見的一種政治的革命。第三個不止在香港,而是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發生的,與經濟有關,大眾媒體的商業模式越來越有問題,越來越不能運作,不同的媒體表現不同。

比如香港一台獨大的無綫電視,賺了很多錢,但現在它常常說多開一個台就不行了。它這個講法雖說誇大,但也不是完全與現實沒關係,至少另一個台大家都知道是賺不了錢。報紙方面,即使是最好銷量的報紙,銷量也開始緊縮,特別是付費的,於是出現了很多免費報紙。過去大眾媒體的business model(商業模式)不行了。過往我去外國開一個會,不是學術會,是報業人士開的,剛好當時三藩市有一份過百年歷史的報紙叫San Francisco Chronicle要結業,他們就說過去大眾報紙的模式不行了,他們提出很多古靈精怪的想法,討論報紙是否要回到教會模式,讓教徒湊錢令它可以繼續運作下去。這個現象的出現可能代表著香港要想想教徒的模式而不是商業模式,這些轉變會帶來很多種結果,始終創造媒體的人不是被動的動物,他們會各自找不同的出路。

共同文化的革命體
共同文化的革命整體而言,最明顯的特徵是這些媒體無論你同意他們與否,他們多少都是小群體甚至有些是個人的,國內有個字眼形容得最好——自媒體,其實是自己或者自己與其他數人形成一個小群體的主觀的能動性的表現,透過自己去創作,將自己的經驗帶出來去創造一個媒體,這個我稱之為共同文化,而且它是要去傳遞給特定的人的。比如,第一節提到的例子,有個人網的粉絲是一個離婚婦人,她給了一萬元的支票。她是帶著自己個人強烈的某種情感、故事,要去支持這樣一個工作,而且有趣的是它不但是我們理解的傳統意義下的媒體,同樣也是一種新的政治。當然這個諸侯文化有很多問題我們需要解決的,第一個是我們始終沒有離開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很多事情會發生在大型的新媒體帝國的支配裡面,比如面書(facebook),在外國有人從Google去討論資本主義的發展,從經驗和理論上我們知道這是我們要面對的。

第二,諸侯的意思是每個人有各自的山頭,這個程度比過去要高,這些媒體的情感激烈程度是相當高,一些新出現的民間媒體相當激烈,這個你認為正面也好負面也好,看你政治立場是什麼,但有樣大家不會否認的是這種激烈的情況多少有回音壁的狀態,即講的東西會回彈,讓你覺得有很多人聽到,很多時候是大家之間在互相迴盪的狀態。最後就是溝通的形式相當淺薄,莫乃光提到有沒有深度的認識呢?比如搞新聞的媒體有沒有有深度的報導呢?這個問題是沒解決的,我想這是這個時代我們共同面對的狀態。如果我們發生的事情是在一個很廣義的一種新的共同的文化裡出現的時候,我還要去想一下那個共同性是什麼。雖然出來的結果有點相反,發而是諸侯化而不是共同化,但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帶來的可能性,不只是一個分割的狀態,同時也可能帶來一個共同性的社會狀態,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沒有具體的答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大家討論和做的時候都要思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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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左)認為,全球有一種大眾文化衰落的現象。邱林川(右)於高峰會後親自撰文:首屆香港民間媒體高峰會參後感,仔細記錄其論述。

邱林川:團體交流 紮根現實
邱林川97年到中文大學學新聞傳播,現在也是新聞傳播學院的,99年又離開香港,04年回來,05年見到了葉蔭聰,透過他認識獨立媒體。那時我已經有兩個博客,其中一個已經被大陸關掉,當時我講一些有關新聞和政治的事情。對高峰會以及對香港這幾年的觀察的一個感覺,不僅是香港還有世界各地的新媒體的活動的觀察的一個總結,用一個比較老派的方式,用四句話來做一個歸結。

第一個是團體交流現實紮根,怎樣交流是很重要。我特別欣賞香港和大陸的新媒體,很多時候比較脫離現實。昨天在上海開會,他們做了一個調查,發現大陸人最關心國際新聞,換句話說他們最不關心中國的事情,他們覺得中國的事情太可預測了。香港的新媒體的發展會不會只注意網上而不注意身邊的東西?草根媒體,好像往上的越蓬勃往下的就越少。香港來說,相對周邊,是很紮根在現實生活中的urban politics,就是身邊和我們非常息息相關的事情,但這個必然會造成我們有時候只關心,比如只是關心雙非,只關心工人,那麼就很少有互相之間的交流。

我要補充剛才所講的自傳播,除了這個之外,在西方現在有一個mass self-communication(大眾自傳播)。我今天一邊坐在這裡一邊在發微博,微博上面說你們為什麼舉行民間媒體峰會?香港還需要民間媒體嗎?香港的媒體不都是民間而不是政府的?他完全不知道我們的建制派跟大陸的官方媒體一樣有統治地位。過去的這種非黑即白的大眾媒體或者是自媒體這種叫法還是在一個二元的框架裡面,在香港,我們看見更接近大眾自傳播媒體,就是說你可以從自我出發紮根在身邊的問題,同時可以越來越有深度,可以透過社區問題發掘越來越深。我們發展這個民間媒體並不是要排除大眾媒體。

媒體的全球化
第二是創意無限,問題多多,今天聽到看到很多創意是我過去想不到的,因為大家在這裡紮根很深,大家解決(香港)社會問題的答案往往是外來人沒法想像的,這也是我在深圳的工業區反覆學到的。問題是很多資本的限制,權利的限制,版權限制,香港的系統很多受到美國2000年的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千禧年數字版權法)的影響,權力者和資本者的疊加,這個也不是香港特有的。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存在山頭主義或者回音壁,反對派是特別擅於自己分化自己的,新媒體的研究裡面日本有種說法叫tele-cocoon,研究手機這種新媒體,發現用手機交往的人都是作繭自縛。這個問題也不光是香港的媒體的問題。專業主義的發源地在美國,1830年代以後的美國,中產階級出現以後,媒體以前是很分散的,依靠黨派或教會,專業主義在西方也是少部分的國家在一定的時間出現的東西,現在美國的媒體文化已經非常分散化了。我們在香港的這些問題跟全球的是有聯繫的。

第三是層次豐富,生生不息,我今天聽到版權的討論裡面有講ITU、聯合國,當然更多是講香港政府立法會裡面的事情,如「網絡23條」。除了宏觀的法律政策,還有日常生活如社區、街坊的討論。從社會運動電影節開始一些「草」字頭的媒體,大家討論這些個民間媒體怎麼可以長期的做下去,不用結業。當然組織能夠保存下去最好,希望大家跟我一樣甚至比我做得更好,比如給獨媒定期捐款。但是我覺得這個只是一個角度,組織和個人是同時可以存在,組織當然是一個架構,讓這個人可以有一個平台,但是這些「個人」能夠繼續地聚集在一起。我們千萬不要小看個人的可持續性,不是只想到公司的可持續性。

最後一句是不懼挫折,擁抱變革。我們千萬不要小看了面對的這些困難,它經常制約著我們。為什麼民間人還不知道這個?因為民間人還沒有受到這個教訓,如果他們意識到我們用Facebook,用手機足以讓他成為建制派、立法會裡面的少數派的時候,他就會認真地做這個事情,只不過他沒有那麼強的政治意願。這個最好的例子是南韓,南韓的盧武鉉本來是勞工的維權律師,他是獨立的反對建制派的保守勢力。他利用了互聯網,利用手機在01年的韓國大選裡面獲勝。在他的下一屆,06年的時候,選戰開始後,我的一個史丹福的韓國同事對當時網上博客討論進行系統分析,還沒有選舉的時候他已經發現李明博會贏。就好像奧巴馬跟John Mac Cain,在韓國的Twitter裡面的差別已經相當明顯了。在中文大學我向同學說,失敗是常態,成功是萬一。我們抱著這樣的心態,同時無懼挫折,擁抱變革。這個變革已經發生在香港,那麼變革也將會來到大陸來到世界。就像瑪雅人所說的:世界將會有一個新的篇章打開來了。(按:邱林川的親自撰文:首屆香港民間媒體高峰會參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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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穎詩(左)不接受把中文新聞譯成英文,而應該親自採訪再以英文撰寫。梁旭明(右)認為另類媒體很靠情感支持。

黎穎詩:主流民間媒體同樣遇到打壓
我讀新聞出身,後來做記者,幾個月前離開大眾傳播媒介。我的記者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做《南華早報》,也有很短時間在《蘋果日報》,幾個月前離開了蘋果,現在不是做媒體。之前有個朋友說過,怎麼去定義一個「記者」,不是你幫什麼機構做事而是你做事的方法。想用一個很主流的記者的角度說我的想法。

第一個討論是「如何應對財團對政府的打壓」。這個無論對主流還是民間媒體的記者來說都是一個現實,大家可能認為主流媒體的記者所得到的保護比較多,同時他們的上司處理新聞的經驗比較多,知道怎樣不那麼容易「踩地雷」,被別人發律師信告誹謗之類。某程度上是這樣的。另一方面,比較小的媒體譬如獨立媒體,遇到這些事就比較吃力,因為你沒能力請律師打官司。但在討論裡講到群體支援(community support),我覺得這很重要。即使沒有能力請律師,但是有一群共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也許能補足這方面的不足,但不等於那個壓力不存在。

我認為無論主流媒體還是民間媒體,這個壓力都很真實,無論是在偵查上的打壓,又或者削減捐款。例如《蘋果日報》的記者剛剛打了官司,就是他去政府總部採訪孫名揚,結果發生推撞,然後被起訴,擾攘一段時間。其實那個打壓,無論你是大媒體或是小的都會有。其實剛才有些博客分享,他們可能寫了一些東西,然後有警員來抓他,拿走他的電腦。他們真的很慘,因為真的只有一個人,一個人去寫博客,一個人也沒什麼支援。或許他們能做的就是看看可否多舉辦一些工作坊,將人聚集在一起,或許能帶給這些博客寫手更多支援。

「旅行團式」的國際新聞報導
另一個我參加了的是「民間媒體如何以及為何走出香港」。我讀書的年代讀國際新聞,國際新聞都被歐美國家的角度主導了,就沒什麼我們自己的角度。於是我們就料到民間媒體要走出去。我有一個前行家,叫張曉揚,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香港的國際新聞報導。他形容香港的媒體報導國際新聞是旅行團式的國際新聞報導,一旦有什麼事情發生,就看香港有沒有旅行團在那裡,他們現在的情況如何,我們的角度永遠都是這樣。因為我們主流媒體習慣了一個講故事的方式,路線要這樣銷量才好。而民間媒體講故事方式可以多變一些,將國際新聞與本地扯上一些關係,讓我們在看新聞的時候有更多的角度和可能性。當然,還有資源問題,做國際新聞很貴。

當我們將國際的視野帶回香港之際,又如何把香港的故事帶到外國,讓人了解我們?事實上現在很多國際媒體都會駐北京駐上海,至於香港的故事,對於他們來說已經是太微小了。要將香港的故事帶到國外,很多時靠我們自己做。但如何令人明白我們發生了什麼事,語言就非常重要。如果我們用中文書寫,就只有懂得中文的讀者才能明白了解。例如我在Facebook 有埃及、也門的記者朋友,但他們用自己的語言書寫,不是人人可以了解到當中的意思,所以用英文寫作是重要,但香港主要的英文媒體不是集中處理香港的新聞,亦不是以香港為主要市場。早前有指《南華早報》染紅,所以我們都好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個渠道讓外國人都知道香港發生的事情。

另外,語言是要經常運用,否則最後我們會連最基本的表達也做不好。舉個例子:如何用最簡潔的英文去表達中文『替補機制』?『替補機制』是「replacement mechanism」 ,但如果我們不是常用英文去表達,就沒人思考如何把一個複雜的概念翻譯成英文。找人翻譯很困難。作為一個記者,我是沒有辦法直接將中文稿件翻譯成英文,因為我需要親身去了解採訪,才能可靠地把該新聞翻譯成英文。

我已經不看ATV與TVB的新聞,實在不堪入目,大家對新聞都有要求。做媒體一定要不斷發掘新聞(內容要具深度),一定要監察,揭露社會的黑暗面。我很欣賞獨媒,因為他們的新聞是有內容、有心機,有包含了很多資料,希望這類的媒體可以繼續做下去。雖然說版面的設計重要,但這個元素不可以蓋過新聞本身的內容、資料及所表達的論點。到底是寫自己想寫的內容,還是寫市場希望你寫的新聞?民間媒體的宗旨就是要影響社會,所以應該做你覺得重要,有趣的新聞,因為如果連自己都不覺得所寫的內容是重要、有趣,其他人都會覺你的新聞是沒有價值。我堅持要做自己覺得具新聞價值,有公眾利益的新聞。這是任何媒體都要堅持的事。

政黨先行,還是媒體先行?某個政治環境導致一些媒體的出現,當政治環境改變了,這些媒體會如何自處,還可以為了保障新聞自由、為了監察政府而繼續發展?我不知道。傳統讀新聞出身的人,只會單純地看該新聞的價值,而不會受到任何政治環境的影響,簡單來說是不會理會老闆的立場。可持續發展對於一個媒體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沒有資源才會做民間媒體,所以如何在有限資源下繼續發展是很重要。例如獨媒運作了八年,他們建立了一群忠實的讀者,而發展的同時他們會建立一個有系統的資料庫,而這個資料庫會隨年增長,所以他們可以繼續發展。實際來說,要搵錢來生存。

梁旭明:網絡文化是自我的媒介
我於大學文化研究系任教,也是記者出身,是傳統主流媒體訓練出身,今年研究社交媒體及其政治參與的程度。網絡其實有很多矛盾,例如溝通與排他,個人與公共的矛盾。網絡有很多形式的討論,但大家要慢慢認清討論的目的,要一些很有素質的討論,還是引發更多人參與討論和獲得眾人的注目?

另外是關於情感動員的問題,很多人依靠這種情感激盪來維繫自我的認同。網絡的文化是自我宣洩、自我表現、自我興奮的媒介。在情緒表達同時也要有效地表達事情,引領有系統的討論,需要表達情緒之餘,繼而為大眾對事件帶來一些認知,從而作出理性的討論。這是一個步驟性的問題。例如獨媒如何令自己的文章流行更廣,而不會單單靠他人轉載。策略上,他們可以嘗試簡化文章的長度,可以從普及文化去探討民主議題。

另類媒體的特性就是依靠情感互相支持,所以賺錢不是最重要,但如果要持續發展,其實可以在策略上、創意上可以調整,取得平衡。例如高登,他們容許網民自由發表意見,可以講粗口,但同時又不得罪廣告客戶。所以媒體理想與持續發展間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間,讓我們取得平衡點。

整理:Cammie Cheng、五月
編輯:方鈺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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